列夫托爾斯泰-07（4）

死已臨頭也不能使他改變:
同樣奇特的矛盾,同樣的猶豫,同樣的思想上的輕佻......
死......這時代,它開始纏繞著托爾斯泰的心魂.在《三個死者》(一八五八......五九)中,全集卷六.已可預見《伊萬.伊里奇之死》一書中對於死的陰沉的分析,死者的孤獨,對於生人的怨恨,他的絕望的問句:為什麼?《三個死者》......富婦,癆病的老御者,斫斷的樺樹......確有他們的偉大;肖像刻劃得頗為逼真,形象也相當動人,雖然這作品的結構很鬆懈,而樺樹之死亦缺少加增托爾斯泰寫景的美點的確切的詩意.在大體上,我們不知他究竟是致力於為藝術的藝術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藝術.
托爾斯泰自己亦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的俄羅斯文學鑑賞人協會的招待席上,他的演辭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演辭的題目是:《論文學中藝術成分優於一切暫時的思潮》.倒是該會會長霍米亞科夫,在向這個純藝術的文學的代表致敬之後,提出社會的與道德的藝術和他抗辯.他提出托爾斯泰自己的作品《三個死者》作為抗辯的根據.
一年之後,一八六○年九月十九日,他親愛的哥哥,尼古拉,在耶爾地方患肺病死了,托爾斯泰的另一個兄弟德米特里已於一八五六年患肺病而死了,一八五六.一八六二.一八七一諸年,托爾斯泰自以為亦染著了.他是,如他於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寫的,氣質強而體質弱的人,他老是患著牙痛,喉痛,眼痛,骨節痛.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時,他至少每星期二天必須留在室內.一八五四年,疾病使他在從錫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爾的途中耽擱了幾次.一八五六年,他在故鄉患肺病甚重.一八六二年,為了恐怕肺癆之故,他赴薩馬拉地方療養.自一八七○年後,他幾乎每年要去一次.他和費特的通信中充滿了這些關於疾病的事情.這種健康時時受損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對於死的憧憬.以後,他講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當一個人病時,似乎在一個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處,障著一層極輕微的布幕:在幕的一面是生,那一面是死.在精神的價值上,病的狀態比健全的狀態是優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談起那些沒患過病的人們!他們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一個身體強壯的女子,這是一頭真正獷野的獸類!(與布瓦耶的談話,見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時報》)這噩耗使托爾斯泰大為震驚,以至搖動了他在善與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棄藝術:
真理是殘酷的......無疑的,只要存在著要知道真理而說出真理的欲願,人們便努力要知道而說出.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惟一的東西.這是我將實行的惟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藝術.藝術,是謊言,而我不能愛美麗的謊言.一八六○年十月十七日致費特書.
然而,不到六個月之後,他在《波利庫什卡》一八六一年寫於比京布魯塞爾一書當中重複回到美麗的謊言,這或竟是,除了他對於金錢和金錢的萬惡能力的詛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純粹為著藝術而寫的作品;且亦是一部傑作,我們所能責備它的,只有它過於富麗的觀察,足以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太豐盛的材料,和詼諧的開端與太嚴肅的轉紐間的過於強烈.微嫌殘酷的對照.同時代的另一篇短篇小說,一篇簡單的遊記,名字叫做《雪的苦悶》(一八五六年),描寫他個人的回憶,具有一種極美的詩的印象,簡直是音樂般的.其中的背景,一部分又為托爾斯泰移用在《主與仆》(一ba6*九五年)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