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談話錄-譯後記(2)


怎樣解釋這種不平衡呢?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一個長久爭論的重大問題.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其中包括文藝和哲學之類意識形態,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上述發展不平衡是否就要推翻這個基本原則呢?決不能推翻.歌德的例子最便於說明這個問題.恩格斯在上引《德國狀況》中那段文字的末尾,提到歌德和席勒到晚年都喪失了早年的叛逆精神.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第二部分《卡爾.格律恩的〈從人的觀點論歌德〉》中,恩格斯對歌德的兩面性作了最精闢的批判:
在他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前者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而後者卻不得不對這種鄙俗氣妥協,遷就.因此,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庸人,德文原文是Philister.這個詞原是古代猶太教徒對異教人的鄙稱.在德文中最早是大學生對沒有文化的市民的鄙稱,後來指一般文化低.見解窄狹.唯利是圖的庸俗市民.所以這個詞標誌一定階層人物的一定性格.過去在中譯中有時是市儈,嫌稍重;有時是庸人,嫌太泛;應改為庸俗市民.)......他的氣質.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實際生活,而他所接觸的實際生活卻是很可憐的.......我們並不象白爾尼和門采爾那樣責備歌德不是自由主義者,我們是嫌他有時居然是個庸人(② 這兩個庸人,德文原文是Bürgerlicher,與上文Philister較近,但貶義較輕,應直譯為市民,表明階級地位.市民在歐洲是資產階級的胚胎.);我們並不是責備他沒有熱心爭取德國的自由,而是嫌他由於對當代一切偉大的歷史浪潮所產生的庸人②的恐懼心理而犧牲了自己有時從心底出現的較正確的美感;我們並不是責備他做過宮臣,而是嫌他在拿破崙清掃德國這個龐大的奧吉亞斯的牛圈的時候,竟能鄭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宮廷做些毫無意義的事情和尋找menus Plaisirs(這一句中譯與原文小有出入,原意是:竟能認真賣力,替一個德國小朝廷在最微不足道的場合尋找一些無聊的歡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二五六至二五七頁.)
接著恩格斯舉歌德的一些名著為例,駁斥了格律恩讚揚歌德代表真正的人的說法.真正的人指的是人道主義者,實即德國小市民思想意識的體現者.恩格斯在寫此文之前曾於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寫信給馬克思說:
......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俗市民習氣看作人道的而加以讚揚,他把作為法蘭克福市民和官吏的歌德稱為'真正的人,,而把歌德的全部巨大天才方面都忽略了或玷污了.結果這部書就以最明顯的方式證明了人=德國小市民.(《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德文本第二卷,第二三八頁.)
由此可見,歌德的兩面性格中德國庸俗市民的一面,正反映出當時封建割據的德國各小邦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歌德作為小朝廷臣僚的政治地位,所以適足以證明意識形態反映經濟基礎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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