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冷暴力”

我在單位曾是活躍分子。開會時，我的發言常常會引來滿堂喝彩；單位食堂的餐桌上，我說的笑話、故事常令同事忍俊不禁，當場噴飯；開聯歡會或歌詠會什麼的，我幾乎是台前幕後的總指揮；我還是一名業餘作家，經常在本地和一些流行報刊上發表文章。總之，我在單位一度是個“紅人”。

但9年前的那個深秋，一切都改變了。單位的一把手換成一名安慶人，他在任的4年間，幾乎沒有對我有笑臉。記得安慶人上任後沒幾天，他就在職工大會說：“我們單位有一個人，在外面名氣太大了……”我知道是說我，還以為是表揚哩。卻沒料，安慶人話鋒一轉：“名氣大的人工作就一定出色嗎？那可不一定！”我突然就有了一種不祥之兆。接下來，安慶人就開始大談改革，說要讓工作出色的人當單位的“紅人”，不能讓旁門左道的人唱主角——安慶人的黃梅腔令我不寒而慄。

很快，“改革”就開始了。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中層幹部必須重新競聘上崗，每個崗位都設定了一個顯然是針對我的條件：“必須一心撲在工作上，不允許在外面掙外快。”當時，我的稿費收入幾乎是工資的兩倍，但我都是在業餘時間寫作，從來沒影響過工作。只是安慶人的心胸非常狹窄，他對我的名利雙收似乎忍無可忍了。我的“辦公室副主任”的官帽自然就在“競聘”中丟失了。對此，我苦惱了很長時間，但在妻子和文友的勸慰下，我終於振作起來了，不僅工作完成得很好，寫作也取得了突飛猛進——好幾家純文學雜誌發表了我的中短篇小說，我也因此加入了省作家協會。

面對“冷暴力”，我在“冷努力”！但畢竟性格外向，漸漸地，我在單位又有點活躍了。

但安慶人是不願意看到我振作精神的。每次開職工大會，他都把發言的門檻定為“中層幹部”，實際上等於剝奪了我發言的權利。而在單位食堂吃飯時，因為安慶人的沉默，飯桌上幾乎沒有人說話，即使我偶爾說一個笑話，也沒有人敢笑。這場景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為了從精神上打壓我，安慶人還擬定了一份單位臨時機構任職名單，除了我以外，單位所有的職工都榜上有名，連駕駛員都出任“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工作能力很差的某女職工也被任命為“計畫生育辦公室主任”。更為可氣的是，我還必須簽名領閱這份“任職檔案”——大概安慶人擔心我看不到這份檔案吧。

約摸兩年以後，安慶人突然找我談話，說要把我調到本單位駐行政服務中心視窗工作，我當場就答應了。安慶人原本是想把我徹底邊緣化，卻沒料，我很快就在市行政服務中心成了“紅人”，以至於安慶人調走好幾年了，我還繼續留在中心視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