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荊軻原文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猛氣沖長纓。
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蕭蕭哀風逝,澹澹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
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
詩詞問答
問:詠荊軻的作者是誰?答:陶淵明
問:詠荊軻寫於哪個朝代?答:魏晉
問:陶淵明的名句有哪些?答:陶淵明名句大全
陶淵明詠荊軻書法欣賞
譯文和注釋
譯文
燕國太子喜歡收養門客,目的是對秦國報仇雪恨。
他到處招集有本領的人,這一年年底募得了荊卿。
君子重義氣為知己而死,荊軻仗劍就要辭別燕京。
白色駿馬在大路上鳴叫,眾人意氣激昂為他送行。
個個同仇敵愾怒髮衝冠,勇猛之氣似要衝斷帽纓。
易水邊擺下盛大的別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漸離擊築築聲慷慨悲壯,宋意唱歌歌聲響遏行雲。
座席中吹過蕭蕭的哀風,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紋。
唱到商音聽者無不流淚,奏到羽音荊軻格外驚心。
他明知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將萬古長存。
登車而去何曾有所眷顧,飛車直馳那秦國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過萬里,曲折行進所經何止千城。
翻完地圖忽地現出匕首,秦王一見不由膽顫心驚。
可惜呀!只可惜劍術欠佳,奇功偉績終於未能完成。
荊軻其人雖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遠激勵後人。
注釋
荊軻:戰國時衛國人,為燕太子丹報仇,以送地圖為名,藏匕首刺秦王,不成被殺。
燕丹:戰國時燕王喜的太子,名丹。
強嬴:秦國。
荊卿:指荊軻。
漸離:高漸離,戰國時燕國人,與荊軻友善,善擊築(古時的一種樂器)。
宋意:燕國的勇士。
商音、羽奏:商聲和羽聲。商聲淒涼,羽聲較激昂。
詩文賞析
關於荊軻之事,《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是相似的。陶淵明的這首詩顯然是取材於上述史料,但並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複述這一歷史故事。
詩的頭四句,從燕太子丹養士報秦(報,報復、報仇之意),引出荊軻。不僅概括了荊軻入燕,燕丹謀於太傅鞫武,鞫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燕丹得識荊軻,奉為“上卿”等等經過,而且,一開始便將人物(荊軻)置於秦、燕矛盾之中,又因為這個人物是最出眾、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於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託。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負之重任,大體都已亮出,所以說這四句是“已將後事全攝”。正因為如此,矛盾的發展,人物的命運等等懸念,也就同時緊緊地系在讀者的心上。下面接著就寫荊軻出燕,在臨行前,史書中有荊軻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引起荊軻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帶著並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這後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了燕丹的過失,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善養士”相呼應。既使得內容和諧統一,一氣貫注,也使得筆墨集中,結構渾成。易水餞行,《戰國策》與《史記》是這么寫的:“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緩而漸趨激昂。詩人則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素驥,白馬。馬猶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起來了。因而“雄發”二句的刻畫——頭髮直豎,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氣,衝動了系冠的絲繩——雖不無誇張,但卻由於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易水餞別,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高漸離、宋意……一時燕國的豪傑,都列坐在餞席之上。寒水哀風,擊築高歌,聲色俱現,情景相生,送者、行者,無不熱血沸騰,慷慨流涕。“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又一筆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決心,寫出了行者的氣概,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登車”六句寫荊軻義無反顧,飛車入秦。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其中“凌厲”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節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鋪敘得排盪淋漓,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卻是惜墨如金,只用了兩句話——“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前一句洗鍊地交代了荊軻與燕丹在地圖中藏著利刃以要劫、刺殺秦王的計謀,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後一句只寫秦王慌張驚恐,從對面突出荊軻的果敢與威懾,而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則隻字不提,其傾向之鮮明,愛憎之強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現了雄姿勃勃的荊軻形象,也表現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造的才能。詩的最後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詩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在惋惜和讚嘆之中,使這個勇於犧牲、不畏 * 的形象,獲得了不滅的光輝、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詩人是以飽蘸感情的筆觸,寫下了這個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結尾。正如張玉谷說的:“既惜之,復慕之,結得摶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詩賞析》)。
發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實。不過這“現實”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如一些論者所言,這首詩是詩人出於“忠晉報宋”而作),為什麼呢?首先,因為陶淵明反覆地說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這使我們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著豪放、俠義的色彩。其次,詩人也曾出仕於晉,不過他說這是“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歸田園居五首》),悔恨之情溢於言表,足見“晉”也並不是他的理想王國,當然“宋”亦如此。這些都是我們不必將《詠荊軻》的作意膠柱於“忠晉報宋”的理由。詩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惡除暴、捨身濟世之心常在,詩中的荊軻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折光。說得簡單一點,便是借歷史之舊事,抒自己之愛憎,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跡的吧。是的,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此亦有詩為證:“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龔自珍《己亥雜詩》) (趙其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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