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史論上》原文及翻譯

蘇洵

原文：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
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和資焉。
夫《易》《禮》《樂)《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訃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誇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日：史以事、詞勝。
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
經或從偽訃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從，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
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有修改)

譯文/翻譯：

歷史為什麼而作？因為寫歷史的人有憂患。憂患什麼呢？憂患小人。憑藉什麼知道呢？從史書的名字就知道。楚國的史書叫《檮杌》，而檮杌就是四大惡人之一。君子不用等到褒獎就能夠勸勉，不用等到貶斥就能夠懲戒。既然這樣，那么史書所懲戒和激勵的，就只是針對小人罷了。孔子的志向遠大，故而他的憂患也大；憂患越大，故而他的著述偉大。因此，他便憑藉歷史材料來修撰經書，最終評論他的著述功效的，必然會說“使亂臣賊子感到害怕”。由此可知，史書和經書都是由於擔憂小人而寫出來的，它們的用意是一致的。
它們的用意是一致的，但文本體制卻不同，所以一個叫做“史”，一個叫做“經”。大概說來，寫文章的手法有四種：用事實來充實它，用文辭來彰顯它，用道理來貫通它，用法度來約束它。這就是經書、史書共同具有的東西。雖然這樣，但經書的優長在於道理、法度，史書的優長在於事實、文辭；經書如果沒有史書的襄助，就無法驗證它的褒貶；史書如果沒有經書的襄助，就無法斟酌它的輕重；經書不是一代歷史的實錄，史書不是萬古不變的常法；儘管它們的體制不相沿襲，但在用途上確實是相互有幫助的。
《易》《禮》《樂》《詩》《書》這五本書，論述聖人的道理和法度已經很詳盡了，但卻沒有用歷史事實來驗證。孔子害怕後世把這些書看成是聖人的個人言論，因此便憑藉訃告、策書來撰寫《春秋》，表彰善良而懲戒xie6*惡，這就是經書的道理；（雖然這樣）還是害怕後世把《春秋》看成是自己的主觀臆斷，因此又依據《周禮》來發凡起例，這就是經書的法度。至於歷史事件，就僅僅列舉它的梗概；至於文辭，就務求簡練。所以我說：經書的優長在於道理、法度。史書就不一樣了，事情既曲折詳盡，文辭也誇張炫耀，所謂褒和貶，除了文末的“論”和“贊”之外就沒有什麼評論了。所以我說：史書的優長在於事實、文辭。
假使後人不知道歷史就去看經書，那經書所表彰的就看不出它有什麼善事，所貶斥的就看不出它有什麼惡行。所以我說：經書如果沒有史書的襄助，就無法驗證它的褒貶。假使後人不精通經書，就去專攻歷史，那事物的稱號就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懲戒和勸勉也就不知道來源於什麼。所以我說：史書如果沒有經書的襄助，就無法斟酌它的輕重。
經書有的是依據虛假訃告而書寫的，有的是由於隱瞞忌諱而不寫的。像這樣的情況是很多的，都只能是適宜於教化罷了。所以我說：經書不是一代歷史的實錄。史書的一篇本紀、一篇世家、一篇列傳，其中的美惡得失固然不是能夠一一數清楚的，那么在它文末幾百字的“論”“贊”中，又怎能對事事都進行褒貶，像《春秋》一樣讓天下人一舉一動都有可遵循的準則呢？所以我說：史書不是萬古不變的常法。
圓規、方尺、水平儀、墨線是用來製造器物的，器物要靠它們來校正。然而，沒有器物圓規就無法發揮它量度圓的作用，方尺就無法使用它量度方的作用，水平儀就無法施展它量度平的作用，墨線就無法安排它量度直的作用。史書需要依據經書來校正，沒有史書經書就會晦澀難懂。所以我說：儘管它們的體制不相沿襲，但在用途上確實是相互有幫助的。
唉！一把圓規、一把方尺、一個水平儀、一條墨線，就足以製造各種各樣的器物。後人希望達到司馬遷、班固的水準，只要做到實錄就可以了，千萬不要像王通、陸長源等人那樣揚揚自得冗長而不知高低（模擬聖人的經書），那就很好了。
蘇洵《史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