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與黑(上)-譯本序（4）

朱利安之所以比一般的個人給予人更強烈的印象,顯然不是道德力量引起的美感,而在於他是一種信念和力量的化身.特別因為周圍充斥著世紀病患者的一片呻吟,這個形象就顯得格外突出.他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個性,而是斯丹達爾按自己的理想模式塑造的英雄.但是斯丹達爾太坦率了,他把資產階級奉行的利己主義原則表現得那么露骨,以致引起當時法國批評界的指責,似乎斯丹達爾本該塑造一個為民請命的仁人志士.然而那樣一來,朱利安就不是朱利安了.這個人物也就喪失其典型意義,變成一個虛假的幻影.利己主義也是個歷史範疇,它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也只會隨著這種生產方式的消亡而消亡.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正是市民社會存在的基礎,正象馬克思所分析的,利己主義的人是已經解體的社會的消極的.現成的結果,是千真萬確的對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對象.(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４２—４４３頁.)斯丹達爾是個現實主義者,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絕不會犧牲真實去製造一個虛假的幻象.何況斯丹達爾本人就是一個直言不諱的自我中心論者,在他心目中,利己是人的本性,謀求個人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和人類一切行為的唯一動機.為榮譽.地位.財富和愛情而奮鬥,是人生在世無可爭議的偉大事業.在他的《自我中心主義者的回憶》中有這樣一段話:社會好比一根竹竿,分成若干節.一個人的偉大事業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階級更高的階級去,而那個階級則想盡一切辦法阻止他爬上去.這句話非常明確地概括了他的人生觀和社會觀.斯丹達爾是十六世紀以來人本主義學說的繼承者,人的價值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基本價值.人的才智慧型否發揮,人的價值能否受到承認,理所當然是衡量社會正義與否的唯一標準.
從上述觀點出發,斯丹達爾筆下的朱利安必然是一個叱吒風雲的正面英雄形象,代表著正義的呼聲.儘管這位英雄我們今天看來未必偉大,當年在斯丹達爾心目中卻並不渺小.即使這個人物的行為並非無可指摘,他卻是作者所讚賞的那種勇於為自己的幸福去衝鋒陷陣的人.他敢於蔑視封建等級和門當戶對的婚姻,並以個人的價值及兩次不道德的愛情對傳統觀念提出了大膽的挑戰.
朱利安是斯丹達爾匠心獨運的傑作,這個形象特有的魅力和作者的個人特色是分不開的.
魅力往往與獨特聯繫在一起.沒有特色意味著平庸,而平庸是不可能產生吸引力的.
斯丹達爾無疑是十九世紀法國最有個性的作家之一.儘管他生活在浪漫主義的極盛時代,還曾以浪漫主義者的名義發表過一個討伐古典主義的才華橫溢的小冊子:《拉辛和莎士比亞》,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不曾順應浪漫派的潮流.他從來不曾染上浪漫派中流行的世紀病;也從來沒有沾染浪漫主義的感情泛濫和語言.形象的誇張.
斯丹達爾的思維方式和浪漫派作家不同.他屬於啟蒙思想家那種邏輯推理型.他對形象的感受力不強,對心靈的理解和判斷力卻非常人所能及.和巴爾扎克一樣,他在成為文學家以前,已經或多或少是個哲學家.他從小在信奉啟蒙思想的外祖父身邊長大,曾悉心鑽研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學說和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唯物主義哲學.蒙田.馬基雅弗利.孟德斯鳩.愛爾維修和孔狄亞克是他最敬佩的思想家.哲學家.(蒙田(１５３３—１５９２),法國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想家,馬基雅弗利(１４６９—１５２７),義大利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孟德斯鳩(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愛爾維修(１７１５—１７７１),法國啟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孔狄亞克(１７１５—１７８０),法國啟蒙思想家,感覺論者.)他的知識不象巴爾扎克那么龐雜,世界觀則遠比巴爾扎克的明確而系統.他是真正的啟蒙思想信徒,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他憎惡一切宗教囈語和似是而非的幻夢,只喜愛準確無誤的真象和充滿睿智的判斷,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理解比其他作家深刻,政治態度也更加激進.他贊同雅各賓派的革命主張,而且從來不曾懷疑革命給社會帶來的進步.他又是同時代作家中唯一真正了解拿破崙時代的人.他十七歲就投身軍界,三次隨拿破崙遠征歐洲,親身參加過馬倫哥戰役.耶拿戰役,曾經進駐米蘭.占領柏林,目睹過莫斯科的熊熊烈火,經歷過撤離俄羅斯的大潰退......他對拿破崙的功過並非沒有自己的評斷,但拿破崙之於他,首先是一個偉人,人本主義者關於人的理想,似乎在拿破崙身上實現了.他始終忠實地追隨拿破崙,而且在軍中備受重用.拿破崙的失敗使他喪失了一切,他倒不象有些並無損失的人那樣怨天尤人.王政復辟也沒有使他喪失信念.僑居米蘭期間,他因與義大利燒炭黨人來往而被奧地利政府驅逐出境;返回法國以後,他很快又和復辟王朝的反對派建立了聯繫.他甚至敢於把自己的《義大利繪畫史》題獻給囚禁在聖赫倫那島的拿破崙.總之,比起其他作家,斯丹達爾更有政治眼光,思想更敏銳,也更富於理性.他不象浪漫派作家那樣由於英雄年代的消逝或理性王國的破產而苦悶,而是一直保持清醒的頭腦,寄希望於下層青年.在他看來,只有在那些為實際需要而奮鬥的階級中,才能找到魄力.(斯丹達爾:《亨利.勃呂拉的一生》(１８３５).)七月革命對他說來是意料中事,他似乎早就期待著這場革命的發生.他久已打算寫一部書來表現法國下層青年的處境和思想,一八二七年《司法公報》上的那樁案件,給他提供了現成的故事情節和人物,讓他獲得了一個表達思想的框架,於是《紅與黑》產生了.這部小說,是作者對大革命以來的法國社會,特別是對人的處境及心靈進行歷史和哲學的研究的成果,他將兩個多世紀以來資產階級思想家關於人的學說與反封建的革命意識融合在一起,熔鑄成《紅與黑》中朱利安的形象;他將自己對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時代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念注入朱利安的頭腦;將自己強烈的愛憎和敏銳的判斷力賦予朱利安的靈魂.總之,他成功地使他筆下這個人物成為時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深刻地反映著法國社會新舊交替時期的觀念更新.理解了朱利安,就理解了法國大革命,就理解了拿破崙大軍的所向披靡,就理解了歷史的不可逆轉,就理解了一八三○年七月使波旁王朝覆滅的三天起義.從這個角度看,斯丹達爾的確是一位最深刻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