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張居翰傳》原文及翻譯

新五代史

原文：

張居翰，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揩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
（選自歐陽修《新五代史·宦者傳第二十六》）

譯文/翻譯：

張居翰，唐昭宗時任范陽軍監軍，和節度使劉仁恭關係很好。天復年間，大肆誅殺宦官，劉仁恭把張居翰藏在大安山北面溪谷中使其得以倖免。後來，梁軍進攻劉仁恭，劉仁恭派張居翰隨晉王進攻梁的潞州以牽制梁軍，晉於是攻取潞州，任命張居翰為昭義監軍。唐莊宗即位，張居翰和郭崇韜一起任樞密使。唐莊宗因消滅梁很驕傲，宦官因此專權，郭崇韜又獨攬政事，張居翰默然不言，苟且免責罷了。魏王攻破蜀，王衍到京師朝見，走到秦川時，唐明宗在魏州發動兵變。唐莊宗東征，擔心王衍作亂，派人飛馬詔令魏王殺掉他。詔書已蓋印畫押，而張居翰打開看了，詔書中說“殺掉王衍一行人”，張居翰認為殺掉降兵不吉祥，於是拿詔書貼在柱子上，抹去“行”字，改為一個“家”字。當時和王衍一起東行的蜀國降兵一千多人，都獲免於死。
從古到今宦官禍亂國家，它的根源比女色的災禍還要深遠。因為宦官管轄的事務親近而又熟悉，他們的心專橫而又殘忍。能夠用小善來迎合人意，用小的恩信來籠絡人心，讓皇帝必定相信並且親近他們。等到已受到信任，然後再用禍福來威脅挾持皇帝。即使在朝廷有忠臣和博學之士，而皇帝卻認為他們距自己很疏遠，不如侍奉他起居飲食、在其前後左右的人親近可靠。因此在皇帝前後左右的人日益受到親近，那么忠臣和博學之士就日益受疏遠，而皇帝的勢力就日益孤立。勢力孤立，那么畏懼災禍的心情就日益急切，而把持皇帝的人就日益穩固。安危出自他們的喜怒，禍患隱藏在帷幕中，那么過去所說的可靠的人，恰恰就是造成災禍的人。禍患深重後才發覺，想和受到疏遠的臣子算計左右受到親近的人，慢了就會滋養禍患而更加深重，快了他們就會挾持皇帝作為人質。即使有大聖大智的人也不能參與謀劃，即使謀劃了也不能做，做了也不能成功，至於最嚴重的情況，就是兩敗俱傷。
唉！人置身於安樂之中，如果不是聖人賢哲，就不能長時間不驕縱懈怠。宦官、女人的災禍不是一天形成的，他們必定要窺伺驕縱懈怠的時機再逐漸侵入。唐明宗不是只知享樂的君主，卻還是這樣，是因為他在位太久了。其餘的君主大多是武人出身，到他們的子孫繼位時，在位時間短而享年不長，因此宦官來不及做什麼。宦官造成的大災害，大略可見了。惟獨張承業的議論，偉然可喜，而張居翰改一個字救活了上千人。君子對於人，如果有好的地方，沒有不贊取的。我對於這兩個人認為有可取之處。取那些好的，而戒備那些壞的，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喜愛他們但明白他們的xie6*惡，憎惡他們但知道他們的美好”。
《新五代史·張居翰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