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戰國策目錄序》原文及翻譯

曾鞏

原文：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矣，宜放而絕之。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雲。
註：《崇文總目》,書目總集。北宋景佑年間，由翰林院士王堯臣等人編纂而成。

譯文/翻譯：

劉向編定的《戰國策》一共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有十一篇缺失了。我走訪了士大夫家，才全部得到了這部書，並且修正了其中的錯誤，對不可考據的文章發起了疑問，這樣以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敘曰：劉向給此書作序，說周的祖先，明確了教化，修整了法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後來，謀劃欺詐的作用，仁義的道路阻塞了，所以出現了大亂，這個說法是很正確的。到後來說此書是由於戰國的謀士，審度當時的君王能辦到的，不得不這樣；就可以稱為被流俗所迷惑，而不執著自己的學說了。
孔孟所處的時代，離西周初年已經幾百年，文王武王用過的法令制度已經散失，原先傳承的風俗薪火已經熄滅很久了；這二人竟特別闡發先王的治國體系，告訴我們（仁義）是不可變更的，哪裡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後人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過是要根據他們遇到的時代特點以及與以前不同的情形，來制定當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違背先王的旨意罷了。二帝三王的統治，他們的變化固然很大，他們的方法自然不一樣，但是他們治理天下的願望，處理事務的主次、始終、先後關係的方法，不曾有什麼不同啊。孔孟的學術門徑就是這樣。法令是用來適應變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來建立國家的根本的，不能不保持一致，這是不可改變的真理。所以孔孟捍衛這個，那裡是喜歡發表不同的見解呢？只是不肯無原則的附和，取悅他人罷了。可以說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並且確信相信自己判斷的人。
戰國的遊說之士卻不這樣。不懂得王道可信，卻樂於說其易合。其用心措意苟且為權時之計，不作長久打算。因而討論欺詐的好處，而對弊端避諱不談；強調戰爭的好處而不談論其中的憂患。一個接一個得聽言行事者，並非沒有益處但比不上帶來的害處；得到的比不上失去的。像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這樣的謀士，因此而喪生，而諸侯和秦國因為施行了他們的政策而遭遇滅國之災。多么明顯，這是世界的一大禍害呀。但是俗世仍然沒有醒悟過來。只有遵循先王正確的法度，積極適應時代，做出改變，雖然法度不同，但是檢查不出瑕疵，實行起來也沒有弊端。所以古代的聖賢，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的想法。
有人問：“戰國游士之說會損害正道，應該棄絕，那么這本書不銷毀，也是可以的嗎？”回答說：“德才兼備之人禁絕戰國游士之說是通過向天下人解釋明白這些理論，使當代世人明白，那些說法是不可行的，然後就能禁絕邪說、達到思想劃一的目的了；使後世的人明白戰國游士之說是行不通的，然後就能消戒邪說，達到明世的效果，哪裡需要把書籍毀滅呢？放出去但是使它難以實行，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所以孟子的書中，有講到神農的理論和墨子的理論，但都是批判的話語。就這本書而言，上承《春秋》，下達秦漢之間，二百四五十年之間的行事都記載在上面，萬萬不可以廢除。”
這本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八篇，現在還有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