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誦讀法古今談的論文
文言文誦讀法古今談的論文
誦讀法是文言文教學中一種重要方法。什麼是“誦讀”呢?從詞義學的角度理解,有認為是“念(詩文)”的(《現代國語詞典》),有認為是“念、熟讀”的(《辭源》),有認為“念、熟讀、背誦”的(《漢語大字典》)。作為一種通俗的解釋,這些說法並沒有什麼不對,但如果僅此解釋,對語文教學來說是不夠的。
“誦”和“讀”,從詞源上是有區別的。《說文解字》:“誦,諷也。從言,甬聲。”“諷,誦也。從言,風聲。”許慎是將二字互訓的,段玉裁作注時,依據《周禮·大司樂》對二字作了精闢獨到的辨析,他說:“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以聲節之。”對“吟”的解釋,《說文》謂之:“吟,呻也。從口,今聲。”而對“呻”的解釋則是:“呻,吟也。從口,申聲。”段玉裁註:“按呻者,吟之舒;吟者,呻之急。渾言則不別也。”“呻吟”聯用有“誦讀”之義,《莊子·列御冠》:“鄭人緩也,呻吟裘之地,只三年而緩為儒。”可見“吟”的急促聲音活動,與“呻”的舒緩聲音活動的配合,可以形成“誦讀”“緩急”的情態。所謂“吟詠”,實際上是一種情感的抒發。《詩·周南·關睢序》):“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孔穎達疏:“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長言”,是漢代注家譬況字音的用語,意思是發音舒緩,為字調中的舒調,可理解為曼聲長吟。由此可見,“誦”,是一種有情態,而又寓情於聲、以聲傳情的表達方式。
“讀”,《說文》解釋為“籀書也”,段注則解釋為“抽繹其義,蘊至於無窮,是之謂讀。”進而他又解釋:“諷,誦亦可雲讀,而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讀乃得其義蘊。”可見“讀”不僅包括“誦”,它還特別側重於內容的理解。
正因為“誦”和“讀”的含義有差別,古人在運用時也有區別。如: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論語·子路》)“又尚論古之人。頌(同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記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禮記·文王世子》記載:“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左傳》中記載:“公讀其書。”先秦典籍中,多把“誦”和“讀”分開運用。一般說來,對韻文是“誦”,對散文是“讀”。這些可理解為古人對二者強調的側重點不同。但究其實質,二者又是統一的,一方面“誦”能增強閱讀的刺激量,另一方面“讀”能加深閱讀的理解性,二者配合相得彰益,因此,實踐中的二者結合也就順理成章了。隨著實踐的加強,人們對“誦讀”結合的重要性逐漸加深,在讀書中將二者結合起來運用就成了一種行之有效的讀書方法了。司馬遷在《史記·留侯世家》中記載:“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可誦讀之。”其實,“誦”是“讀”的一種表達方式,“讀”是“誦”這種“吟詠以聲”的理解基礎,二者是難以截然分開的。所以“誦讀”和“讀誦”成為一個整體,經常出現在漢以後的一些典籍著作中。
集前人讀書的經驗,宋代朱熹將“誦讀”作為一種重要的學習方法,記載於教育論述之中。元代程端禮在《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第二冊,卷三,《朱子讀書法》中記載了朱子讀書有六條,其中有一條曰“熟讀精思”。朱子闡釋道:“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遍數。乃知橫渠(人名)數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朱子這裡的“誦”。其實也把“讀”的含義包括在其中了。他理解的“誦讀”,其意義是“真道學第一義”,其內容是“熟讀精思”,其步驟是首先“必須成誦”。而且對“誦”他還作了如下闡釋:“誦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對這種熟讀精思中的“誦”,他在另外的文中又具體解釋道:“凡讀書須整頓兒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要是多誦數遍,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浪漫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朱子蒙童須知·讀書寫文字》)朱子不僅對“誦讀”時的形體提出了要求,也不僅對“誦讀”的要點作出了規範,而且對“誦讀”的精髓也作了進一步揭示,即讀書應“三到”,進而對“心到最急”又作了強調,這就更充實了“熟讀精思”中的“精”。
朱子的理論總結,確定了“誦讀”在我國語文教學,特別是文言文教學的傳統教學方法的地位,朱子後的教學論集都把它寫進教學規範中。朱熹後的真德秀所撰的《家塾常儀》中有一《誦讀》規範,它明確規定“專心肅容,記遍數。句句字字分明,每句終字重讀則句完,不可添增虛聲,使句讀不明。遍數未足而已成誦,必足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加數成誦。”明代屠羲英《童子禮·讀書》中規定,“整容定志,看字斷句。……務要字字分曉,……仍須細記遍數熟讀,如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其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方止。”清代張履祥在《初學備忘》中指出,讀書“先令成誦,而徐以涵泳其意味,休之於心。”清代學者張岱在敘述自己的學習時,對誦讀的描述是“正襟危坐,朗誦白文數十餘過,其意忽然有省。”
綜上所述,誦讀古代所賦於它的精髓是:熟讀精思,口誦心惟。
到了現代,隨著語文教學的不斷改革,又由於不同的改革思想在起作用,誦讀法這一語文的傳統方法經歷了浮沉起伏,人們對它的看法也呈現出眾說紛紜的情況。
葉聖陶先生在談論文言文閱讀時,沒有“誦讀”一詞,他在《中學國文學習法》一文中指出:“學習文言,必須熟讀若干篇。勉強記住不算熟,要能自然成誦才行。……要養成熟極如流的看文言的習慣,非先熟讀若干篇文言不可。”這段話表明他對誦讀的理解是“熟讀”、“成誦”。他在《〈精讀指導舉隅〉前言》中說道:“讀法通常分兩種:一種是吟誦,一種是宣讀。無論文言白話,都可以用這兩種讀法來讀。”他還分別指出兩種讀法的特點:“至於宣讀,只是依照對於文字的理解,平正地讀下去,用連貫與間歇表示出句子的組織與前句和後句的分界來。”而“文言的吟誦”,“就是心、眼、口、耳並用的一種學習方法”,是“為了傳出文字的情趣,暢發讀者的感興”的。另外,他還把文言的吟誦與白話的吟誦作了區別。文言吟誦,“各地有各地的調子,彼此並不一致。”這就是說吟誦是有一定的曲調的。白話吟誦,“大致與話劇演員念台詞差不多,按照國語的語音,在抑揚頓挫表情傳神方面多多用功夫。”這段話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朗誦。不難看出,葉老把誦讀法分解成了“宣讀”和“吟誦”,這實際上是將“誦”和“讀”,用一表內容的“吟”和一表形式的“宣”作修飾,使其成為更具體化的一種表達形式。從其本質上講,葉老的不同提法與古代所提的“誦讀”沒有什麼區別。然而由於時代的不同,葉老對“誦讀”作用的理解不僅停留在自己的學習上,而且還擴大到宣講上,因此,葉老提出了文言的“吟誦”還要“暢發讀者的感興”,這種“暢發”雖不同於“白話吟誦”,但它還得通過“調子”表達出來。不過,將這種“暢發讀者的感興”,要學生通過“調子”表達出來的作法,現在可能還暫時做不到。作為教師的文言文教授和學生的文言文學習我覺得還是“熟讀”、“成誦”好。葉老提出按“調子”“吟誦”的方法,是有特定的時代要求的,那時,按“調子”“吟誦”可能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可到了今天,能按“調子”、“吟誦”,就成了一種特殊的技藝了。當然,如果老師掌握“吟誦”的“調子”,在教學中加以運用也未嘗不可。
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李德成主編的《閱讀辭典》中對“誦讀”的理解又不一樣,書中有一個“四誦”條,它的解釋是:“朗誦、吟誦、背誦,默誦等四種誦讀方式的合稱。其中,默誦是背誦的特殊類型。”這個解釋告訴我們:誦讀包括朗誦、吟誦、背誦、默誦等。另外,它對朗誦的解釋是這樣的:“聲讀法之一。指運用富有感qing6*色彩的有聲語言轉換作品的文字語言的閱讀方法。”它對吟誦的'解釋是這樣的:“聲讀法之一。指一種用唱歌似的音調來誦讀作品,從而感受作品的思想內容和韻味情調的閱讀方法。……吟誦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按照一定的曲調去唱,這類吟誦又叫吟唱,吟詠、吟喔,吟諷;另一種誦讀成分較多,曲調感不很強,但聽起來琅琅上口,連貫流暢,這類吟誦又叫吟讀,朗吟,諷誦。前一類吟誦適用於讀律詩、絕句、詞、賦等抒情性強的古典文學作品,後一類適用於讀長篇歌行詩、古代散文中敘事性強的文學作品。”它對背誦的解釋是這樣的:“聲讀法之一。指用反覆誦讀的方式達到準確記憶文字材料的一種閱讀方法。”它對默誦的解釋是“指在心裡默默記誦,是背誦的一種特殊類型。”以上解釋好像很詳細,由於劃分的科學性不太明確,看了以上的解釋,我們倒還會產生一些模糊感。這些解釋中的大小概念的並列和交叉,倒使人有點莫衷一是。
周大璞主編的《古代漢語教學辭典》中對“誦讀”只是作了如下說明:“誦讀可以增強語感。誦讀的同時還要提倡精思。”這似乎也太簡了。由許嘉璐任總主編的《高中語文學習字典》中則把默讀、朗讀、吟讀、誦讀分開並列著解釋。它認為,“誦讀,心、眼、口、耳並用的出聲閱讀。採用誦讀方式,可以邊讀邊想像語言文字所描繪的情景,然後再用語言把想像中的畫面描述出來。”作為一種教學方法,我認為此二書的解釋,倒還較為切合實際。他們的說法對“誦讀”的本源有繼承,特別是許說對“誦讀”的內容還有所豐富。
透過對“誦讀”的古今內涵的比較分析,我覺得文言文的誦讀法,抓其本質,則可以這樣理解:通過對文言文的眼觀口誦心惟,熟讀精思成誦,達到對詩文全面深入理解的教學方法,就是文言文誦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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