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親政篇》閱讀答案及原文翻譯賞析

《親政篇》是明代書法家王鏊所寫的一篇文章。本文尖銳地指出上下間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時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復內朝親政的辦法沒有被採納。武宗以後，皇帝吏加親信宦官，政治更加腐敗，明朝終於走向滅亡的道路。
原文
《易》之《泰》②：“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è)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
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湍湍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為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視路寢聽政。” 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視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聖節、冬至、正旦大朝則會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bì)，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感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鏟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仿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台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注】①交：交通，通氣。②路寢：帝王正殿所在。
1．對下列語句中加粗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 ）
A．上特視之，謝恩見辭／特：只，不過
B．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象：好像
C．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祿：福氣
D．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恨：遺憾
2．下列各組語句中，全都表明當時朝廷上下不通氣的狀況的一組是（ ）
①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
②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
③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
④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⑤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
⑥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鏟近世壅隔之弊。
A．①②⑤
B．①③⑥
C．②④⑥
D．③④⑤
3．下列對原文有關內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確的一項是（ ）
A．明朝中葉，皇帝不過問政事，君臣互相見面，只在皇上臨朝的短時間內。上下之間，只不過靠奏章、批答互相關聯，針對這一情況，王鏊寫了本文上奏皇帝。
B．文章認為，明朝重大朝會在奉天殿，平日朝奏在奉天門，只是一直以來缺少內朝制度，以致上下之間的意見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積累起來。
C．文章提出，希望大臣常問皇帝起居，侍從等輪流回答諮詢，各部門有事不易決斷的君臣當面討論解決，群臣上殿陳奏，都能毫無保留地說出自己的意見。
D．文章引經據史，條理分明，尖銳地指出君臣之間間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時弊；提出恢復內朝親政的辦法，希望藉此改變朝廷上下不通氣的現狀。
4．把下面的語句翻譯成現代漢語。
（1）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2）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
（3）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鏟近世壅隔之弊。
參考答案：
1．B
2．A
3．B
4．（1）正是人們所說的殿堂之上天子比萬里還遠，即使想進言，也無從說起啊。
（2）君主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去臨朝聽政，退朝後到路寢處理政事。
（3）希望皇上遠的效法聖祖，近的學習孝宗，完全剷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
譯文
《周易》的《泰》卦說：“君臣上下溝通就會志向一致。”它的《否》卦上又說：“君臣上下不溝通就不會成其為國家了。”因為上情下達，下情上呈，君臣上下成為一個整體，才可以稱得上“泰”。而下情受到阻隔無法上達，上下不相溝通，那么有國家也形同虛設，這就是“否”呀。上下溝通叫泰，不然則叫否，自古以來莫不如此。然而上下阻隔，沒有比近世更嚴重的了。君臣相見，僅僅是上朝那點兒時間，上下之間，也只是奏章批覆為紐帶，靠法令和制度來維持而已。這並非只是沿襲了舊例，也是上下地位懸殊所造成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國家總是在奉天門舉行朝會，從來都是如此，這可以稱得上勤政了。然而殿堂台階高峻，儀禮威嚴顯赫，有御史來督察朝儀、鴻臚卿來檢舉失禮違法的人，通政司來引導上奏，皇帝只不過是看看而已，臣僚就謝恩告退，誠惶誠恐地退朝。照此看來，皇帝何曾辦過一件事，臣僚又何曾進獻過一言呢？這沒有其它原因，只是因為君臣地位懸殊，關係隔絕所致，這正是人們所說的：君臣同處一殿，卻有如萬里的阻隔，臣僚即便有意見要陳說也無由陳說啊。
我認為，要做到君臣上下溝通，不如恢復古代內朝的制度。在周朝時候，有三種朝制：在庫門外所設的為正朝，君主在這裡向臣僚諮詢和謀劃政事；在路門外所設的叫治朝，天子每天在這裡視朝；路門內所設的叫內朝，也叫燕朝。《玉藻》上說：“君主待日出時就視朝，退朝後在路寢聽政理事。”這是由於在朝會上接見群臣，是為了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而在路寢聽政理事，是為了溝通遠近各地的情況。按漢朝制度，有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等官員的朝會叫中朝，有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員參加的朝會叫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的南三門叫承天門，在每年的元旦、冬至，皇帝駕臨這裡接受各國的朝貢，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它的北面是太極門，西面是太極殿，每月初一、十五日，皇帝在這裡坐朝，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再往北面是兩儀殿，皇帝平時在這裡坐朝理事，這大概就是古代的內朝。宋朝時，皇帝平時在文德殿聽朝，臣僚每五天向皇帝的請安就在垂拱殿，元旦、冬至和皇帝壽辰的慶典，在大慶殿舉行，而賜宴則安排在紫宸殿或是集英殿，進士考試則在崇政殿。侍從以下的官員，每五天就有一位上殿，叫做輪對，他要向皇帝陳說當前政事的得失利害。在內殿引見臣僚，有時也賞賜他們座位，有時免去他們穿朝靴的禮節，這大概還保留著三朝制度的遺風吧。原來上天有太微、紫微、天市三垣，天子效法它們。設立正朝，這是效法太微一垣，外朝是效法天市一垣，內朝是效法紫微一垣，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
本朝皇帝壽辰、元旦、冬至等大朝會，在奉天殿舉行，這就相當於古代的正朝。而平時在奉天門設朝，這就相當於古代的外朝。可是惟獨缺少內朝，然而也不是缺少，那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舉行的朝會，難道不是古代的內朝的遺制嗎？洪武年間，如宋濂、劉基，以及永樂年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人，每天侍奉在皇帝身邊。大臣蹇義、夏元吉等人，常常在便殿啟奏應答政事。在那時，難道有上下阻隔的弊病嗎？現在內朝還沒有恢復，皇帝駕臨平常的朝會後，眾位臣僚就不再進見了，三大殿門高峻深閉，很少人能入內一見。因而君臣上下的情況，阻隔難通，天下的弊病就由此累積起來。孝宗晚年時，對此深有感觸，多次在便殿召大臣商議政事。正將有所作為時，他便去世了，百姓無福分，沒等到眼見天下大治的美好形勢，臣民至今還對此深感遺憾。
長遠而論，願皇上效法聖明的先祖，就近而論，要仿效孝宗，全部剷除近世以來上下阻隔的所有弊端。在平常的朝會之餘，再到文華、武英二殿設立朝會，以此效法古代內朝的制度。大臣們每三天或是五天就請安一次，侍從和台諫各一員上殿輪流奏對政事，各部有事請示皇帝裁定，皇上依據所掌握的情況來裁決，遇到有難於裁決的問題，就同大臣們當面商議。要經常引見群臣，凡是謝恩、告辭、覲見一類的，都要上殿向皇上陳說啟奏。皇上虛心地向他們詢問，和顏悅色地指導他們，如此一來，人人都能夠暢所欲言。皇上即使深居九重內宮，但天下事情都能夠鮮明地全部展現在眼前。外朝制度是用來正君臣名分的，而內朝制度是用來溝通遠近情況的。這樣一來，難道還會發生近世那樣的上下阻隔的弊病嗎？堯舜時代，聖上心明眼亮，好意見都不會被埋沒，賢才全部為君王所用，也不過如此而已。
賞析：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後，所作的一篇答謝世宗慰問的奏疏。中心論點在於“親政”二字，親政即皇帝親自處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為“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聖賢，親自處理政事，並與大臣商議，溝通上下意見。王鏊所論是有鑒於明朝自英宗以來，皇帝很少親身過問政事，致使大權旁落宦官的政治現實，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遠見。在文章寫作上，作者善於引經據典，對古代內朝制度與親政之關係能條分縷析，對現實政治有勸懲，對世宗皇帝的頌揚中寄寓期望，內容十分充實，態度十分鮮明，議論也十分允當，語言的質樸反映出作者務實的政治作風。
文章開頭，作者先引用了《易經》中泰卦和否卦中的兩句話。泰卦中說：“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說：“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一是好卦，一是壞卦，它從正反兩方面說明君臣之間應互相交流情況和感情，否則國將不國。《易》是歷代為人尊崇的儒家經典之一，因此它裡面的話自然就具有無可辯駁的力量。作者以它來立論首先就站穩了腳跟，為下面的深入論述打下了基礎。
第二段，作者指出當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說：“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然後轉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這一論題以警策當今。作者指出當今君臣之間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來互相聯繫，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維持罷了。雖然“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但是這種朝見，只有文武官員排行就列的儀式作用，不過是顯示皇帝的尊嚴，並不治理、商討政事。再加上“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而臣子只能是“謝恩見辭，惴惴而退。”像這樣只能讓人覺得“堂上遠於萬里”，而不能使“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1]
針對當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確地提出“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這一建議可謂是全篇的綱。恢復內朝制度的原因在於它有利於君臣共同議政。為此，作者列舉了歷史各主要朝代設朝制度。雖然它們設朝的名稱不盡相同，如周朝設“正朝”、“治朝”、“內朝”；漢朝設“中朝”、“外朝”；唐朝設“承天門”、“太極門”、“兩儀殿”；宋朝設“文德殿”、“垂拱殿”、“大慶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擬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為“正朝、外朝、內朝”三大類。這是自古傳下來的順應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宮廷大臣及外國使節朝拜的，並以此來正上下的名分，而“內朝”則是皇帝親自處理政事，並以此來溝通君臣意見及感情的。在這段，作者還引用了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的話來證明這一事實，使前朝皇帝設內朝親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設朝明確，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當今明代卻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過古今對比，指出當今設朝的不足。明代設有“奉天殿”、“奉天門”，它相當於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卻沒有設定皇帝獨自處理政事的“內朝”。當然，“內朝”的設定與否可能只是個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雖沒設“內朝”，但是也在“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召見大臣，商議國事，也可以說是實行了古代的“內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所以，當時雖沒設“內朝”，但君王親政，君臣相協，上下之間也並沒有阻隔的弊病。但後來，內朝制度沒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見外，再沒有大臣能進入內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國政的弊端積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對此問題深有感慨，雖曾有所改進，但還未見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國人對此深為遺恨。
作者在這兩段中援引古今設朝事例和《禮記·玉藻》上的記載，又採用了層層對比的手法加以論證剖析。他先是以歷代內外朝的典章制度與明代只設外朝而無內朝的做法對比，指明明代設朝的不足。接著，又以明代前期君主雖沒有設內朝但還能親政與當今君主既不設內朝又不親政的狀況相對比，更指明當今君主的不足。最後再寫出國人對現狀的不滿及要求改革時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況的嚴重性便一目了然了，從而增加了文章的說服力。
在對歷代和明代先帝有關設朝及親政的情況進行論證的基礎上，作者在最後一段便落實到當今皇帝應採取的具體措施上，希望皇帝遠一點說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點說效法明孝宗，徹底剷除現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時在外朝朝會之外，應把文華，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內朝，規定群臣按時入殿與皇上共議大事。皇上也應“虛心而習之，和顏色而道之”。這樣“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能有外朝制度來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內朝制度來溝通遠近的情況，就不會有現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後說：“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當今聖上能設內朝親政，就能取得堯、舜一樣的功德。這就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1]
全文語言樸實無華，條分縷析，脈絡分明，論證十分周密。為了達到讓皇上親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經》中的觀點為理論根據，再用《禮記》加以證明，接著擺明當今朝政的弊端，然後以歷史史實為根據，列舉了歷代王朝設內朝、皇帝親政的優良傳統，更標舉了本朝開國二帝的親政事跡為範例。從古至今，由遠及近，層層道來。敘述之中，作者又採用對比的方法，使人感到當今朝政的弊病確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後，作者對皇帝委婉地在揄揚之中加以勸勉，指明糾正朝政時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親政的信心並展示出時弊糾正後的美好前景，極有說服力。
作者簡介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學家。字濟之[3] ，別號守溪[3] ，晚號拙叟，學者稱震澤先生[3] ，漢族，吳縣（今江蘇蘇州）人 。十六歲時國子監諸生即傳誦其文，成化十一年進士。授編修，弘治時歷侍講學士，充講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5] 。博學有識鑒，有《姑蘇志》、《震澤集》、《震澤長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