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演變教學設計

課文《語言的演變》出自高三語文下冊課文，其原文如下：
【原文】
一
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永遠在那兒運動、變化、發展，語言也是這樣。語言的變化，短時間內不容易覺察，日子長了就顯出來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經給《論語》做過註解，可是假如當孔子正在跟顏回、子路他們談話的時候，朱熹闖了進去，管保他們在講什麼，他是一句也聽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話後世的人聽不懂，同一種語言在不同的地方經歷著不同的變化，久而久之也會這個地方的人聽不懂那個地方的話，形成許許多多方言。
古代人說的話是無法聽見的了，幸而留傳下來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雖然不是語言的如實記錄，但是它必得拿語言做基礎，其中有些是離語言不太遠的，通過這些我們可以對古代語言的演變獲得一定的認識。為了具體說明古代和現代漢語的差別，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來看看。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戰國策》里的《鄒忌諷齊王納諫》這一篇的頭上一段：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這一段用現代話來說一遍，就會發現有很大的差別。不能光看字形。光看字形，現代不用的字只有四個：昳、曰、孰、吾。可是聯繫字的意義和用法來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12個字：八、我、能、城、國、不、客、從、來、坐、談、問。大多數的字，不是意義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兩樣。大致說來，有三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意義沒有改變，但是現在不能單用，只能作為複音詞或者成語的一個成分。有的構詞的能力還比較強，如：形、貌、衣、鏡、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極少數詞語裡出現，如：麗 (美麗、壯麗)、朝(朝霞、朝氣、朝發夕至)、窺(窺探、窺測)、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種情形是意義沒有改變，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為連詞的“而”“與”，只見於一定的文體；表示從屬關係的“之”只用於“百分之幾”“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於“作者”“讀者”等等；“美”現在不大用於人，尤其不用於男人 (“美男子”口語不說，也不能拆開)；“有餘”現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餘”現在說“八尺多”。
第三種情形是這裡所用的意義現代已經不用，儘管別的意義還用。例如：修(長)、服(穿、戴)、謂(對……說)、其(他的；“其餘”“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稱)、及(比得上)、君(尊稱)、也(助詞；現代的“啊”只部分地與“也”相當)、旦(“旦日”，“明日”，這裡作“次日”講)、之(他)、若(比得上)。還有一個“尺”字，似乎應該屬於古今通用的一類，可是這裡說鄒忌身長八尺有餘，顯然比現在的尺小，嚴格說，“尺”的意義也已經改變了(漢朝的一尺大約合現在七寸半，這裡的尺大概跟漢朝的差不多)。
在語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別。例如“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與徐公孰美？”才跟現代句法相同。“君美甚”現在說“您漂亮得很”，當中必須用個“得”字。“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現代的說法是“鄒忌不相信自己 (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擱在動詞前邊，擱在前邊就是“親自”的意思(如“自己動手”)，不是動作對象的意思(“自救”“自治”“zi6*殺”等，是古代句法結構遺留在現代語裡的合成詞)。“客從外來”現在說“有一位客人從外邊來”，“客人”前邊得加個“一位”，頭裡還要來個“有”字，否則就得改變詞序，說成“從外邊來了一位客人”。“與坐談”也是古代語法，現在不能光說“和”，不說出和誰，也不能愣說“坐談”，得說成“坐下來說話”。“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現代語法也是多餘的。
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數的字都是現在還用的，可是仔細一分析，跟現代漢語的差別就有這么大。
二
語言的變化涉及語音、語法、語彙三方面。語彙聯繫人們的生活最為緊密，因而變化也最快，最顯著。有些字眼兒隨著舊事物、舊概念的消失而消失。例如《詩經·魯頌》的《駉》這一首詩里提到馬的名稱就有16種：“驈”(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黃白相間的)，“驪”(純黑色的)，“黃”(黃而雜紅的)，“騅”(青白雜的)，“駓”(黃白雜的)，“騂”(紅黃色的)，“騏”(青黑成紋像棋道的)，“驒”(青黑色而有斑像魚鱗的)，“駱”(白馬黑鬃)，“騮”(紅馬黑鬃)，“雒”(黑馬白鬃)，“駰”(灰色有雜毛的)，“騢”(紅白雜毛的)，“驔”(小腿長白毛的)，“魚”(兩眼旁邊毛色白的)。全部《詩經》里的馬的名稱還有好些，再加上別的書里的，名堂就更多了。這是因為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別是那些貴族很講究養馬。這些字絕大多數後來都不用了。別說詩經時代，清朝末年離現在才幾十年，翻開那時候的小說像《官場現形記》之類來看看，已經有很多詞語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隨著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現而出現。古代席地而坐，沒有專門供人坐的家具，後來生活方式改變了，坐具產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產生了。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後來才寫做“椅”。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後來才寫做“凳”。桌子也是後來才有的，古代只有“幾”“案”，都是很矮的，適應席地而坐的習慣，後來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於是有了新的名稱，最初就叫“卓子” (“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後來才把“卓”寫做“桌”。
外來的事物帶來了外來語。雖然漢語對於外來語以意譯為主，音譯詞 (包括部分譯音的)比重較小，但是數目也還是可觀的。比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蘋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檸檬、雪茄、朱古力、冰淇淋、白蘭地、啤酒、卡片、沙發、撲克、嗶嘰、尼龍、法蘭絨、道林紙、芭蕾舞等等，都是極常見的。由現代科學和技術帶來的外來語就更多了，像化學元素的名稱就有一大半是譯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機車、馬達、引擎、水泵、卡車、吉普車、拖拉機、雷達、愛克斯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寧、ma6*啡、尼古丁、凡士林、來蘇水、滴滴涕、邏輯、米(米突)、克(克蘭姆)、噸、瓦(瓦特)、卡(卡路里)等等，都已經進入一般語彙了。
隨著社會的發展，生活的改變，許多字眼的意義也起了變化。比如有了桌子之後，“幾”就只用於“茶几”，連炕上擺的跟古代的“幾”十分相似的東西也叫做“炕桌兒”，不叫做“幾”了。又如“床”，古代本是坐臥兩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類似現在的馬扎的東西，叫做“胡床”，後來演變成了椅子，床就只指專供睡覺用的家具了。連“坐”字的意義，古代和現代也不完全一樣：古代席地而坐，兩膝著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戰國策》里說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坐行就是膝行 (蒲服即匍匐)；要是按現代的坐的姿勢來理解，又是坐著又是走，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再舉兩個名稱不變而實質已變的例子。“鍾”本是古代的樂器，後來一早一晚用鍾和鼓報時，到了西洋的時鐘傳入中國，因為它是按時敲打的，儘管形狀不同，也管它叫鍾，慢慢地時鐘不再敲打了，可是鐘的名稱不變，這就跟古代的樂器全不相干了。“肥皂”的名稱出於皂角樹，從前把它的莢果搗爛搓成丸子，用來洗臉洗澡洗衣服，現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鹼製成的，跟皂角樹無關。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來也是一種化妝用品，是用豬的胰臟製成的，現在也是名同實異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義變化或者事物的名稱改變，跟人們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關係。比如“江”原來專指長江，“河”原來專指黃河，後來都由專名變成通名了。又如“菜”，原來只指蔬菜，後來連肉類也包括進去，到菜市場去買菜或者在飯店裡叫菜，都是葷素全在內。這都是詞義擴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來指禽獸的肉，現在在大多數地區如果不加限制詞就專指豬肉，這是詞義縮小的例子 (“肉”最初不用於人體，後來也用了，在這方面是詞義擴大了)。“谷”原來是穀類的總名，現在北方的“穀子”專指小米，南方的“穀子”專指稻子，這也是詞義縮小的例子。
詞義也可以轉移。比如“涕”，原來指眼淚，《莊子》里說：“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可是到漢朝已經指鼻涕了，王褒《僮約》里說：“目淚下，鼻涕長一尺”。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現在的信古代叫“書”，《世說新語》：“俄而謝玄淮上信至，〔謝安〕看書竟，默默無言”，“信”和“書”的分別是很清楚的。後來“信”由音信的意思轉指書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連用，單用就沒有這個意思了。
詞義也會弱化。比如“很”，原來就是兇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現在已經一點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說得特別重。又如“普遍”，本來是無例外的意思，可是現在常聽見說“很普遍”，也就是說例外不多，並不是毫無例外。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事物怎樣改變了名稱，那么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像前邊分析《戰國策》那一段文字的時候已經講過的，很多古代的單音詞現代都多音化了。這裡再舉幾個人體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發”成了“頭髮”。有的是一個單音詞換了另外一個單音詞，例如“首”變成“頭” (原來同義)，“口”變成“嘴”(原來指鳥類的嘴)，“面”變成“臉”(原來指頰)，“足”變成“腳”(原來指小腿)。有些方言裡管頭叫“腦袋”“腦殼”，管嘴叫“嘴巴”，管臉叫“面孔”，管腳叫“腳板”“腳丫子”，這又是多音化了。
動詞的例子：古代說“食”，現代說“吃”；古代說“服”或“衣”，現代說“穿”；古代說“居”，現代說“住”；古代說“行”，現代說“走”。形容詞的例子：古代的“善”，現代叫“好”；古代的“惡”，現代叫“壞”；古代的“甘”，現代叫“甜”；古代的“辛”，現代叫“辣”。
字眼的變換有時候是由於忌諱：或者因為恐懼、厭惡，或者因為覺得說出來難聽。管老虎叫“大蟲”，管蛇叫“長蟲”，管老鼠叫“老蟲”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後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 (明朝考場裡防止考生隨便進出，凡是上廁所的都要領塊小牌子，牌子上寫著“出恭入敬”)。
三
語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語序，像“吾誰欺？”“不我知”“夜以繼日”，現代不用了。有些現代常用的格式，像“把書看完”這種“把”字式，“看得仔細”這種“得”字式，是古代沒有的。可是總起來看，如果把虛詞除外，古今語法的變化不如辭彙的變化那么大。
語音，因為漢字不是標音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變化。現代的人可以用現代字音來讀古代的書，這就掩蓋了語音變化的真相。其實古今的差別是很大的，從幾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來。第一，舊詩都是押韻的，可是有許多詩現在念起來不押韻了。例如白居易的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róng)。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shēng)。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chéng)。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qíng)。”這還是唐朝的詩，比這更早一千多年的《詩經》里的用韻跟現代的差別就更大了。其次，舊詩裡邊的“近體詩”非常講究詩句內部的平仄，可是許多詩句按現代音來讀是“平仄不調”的。例如李白的詩：“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郭”“白”“一”“別”四個字原來都是入聲，歸入仄聲，可是現在“郭”“一”是陰平，“白”“別”是陽平，於是這四句詩就成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又其次，漢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聲法，常常是甲字從乙字得聲，可是有許多這樣的字按現代的讀音來看是不可理解的。例如“江”從“工”得聲，“潘”從“番”得聲，“泣”從“立”得聲，“提”從“是”得聲，“通”從“甬”得聲，“路”從“各”得聲，“龐”從“龍”得聲，“移”從“多”得聲，“諒”從“京”得聲，“悔”從“每”得聲，等等。
從上面這些事例看來，漢字的讀音，無論是聲母、韻母、聲調，都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了。
【前言】
呂叔湘先生的《語言的演變》是談語言的變化發展問題的。文章寫得深入淺出，要看懂它並不太難，但是有關這篇課文的一些問題，也有說一說的必要。
課文節選自呂叔湘先生的《語文常談》。據作者在序中說：“1964年春天，有一天《文字改革》月刊的編者來看我，問能不能給那個刊物寫點有關語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結果就是後來在《文字改革》月刊上分期發表的《語文常談》。原計畫寫8篇，可是刊出7篇之後，文化大革命來了，雜誌停刊，第8篇也流產了。後來也曾經想把舊稿整理印成一本小書，可是那幾年的風氣是以不讀書為貴，也就遲遲沒有著手。最近受到一些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們的督促，才又鼓起勁來修修補補送給出版社，離開最初發表已經16個年頭過去了。給這些文章取這么個名字，無非是說，這些文章內容既平淡無奇，行文也沒有引經據典，當不起‘概論’、‘基礎’之類的美名，叫做‘常談’比較恰當。”
【課文賞析】
課文告訴我們：“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永遠在那兒運動、變化、發展，語言也是這樣。語言的變化，短時間內不容易覺察，日子長了就顯出來了。”語言總是處於演變之中。
這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作一個深入的了解——
其一是，語言是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
列寧曾經說過：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語言是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
拉法格說：“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例如從田野生活過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大事件，都在語言上留下印記。”（見拉法格《革命前後的法國語言》商務印書館，1978年1版）如果一個社會裡，人們經常使用的語言有皇帝、丞相、太尉、大司馬、布衣、庶人、士、薨、山陵崩、箭、戟等等詞語，那么我們可以憑這些語言作出判斷，這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到了現在，這些詞語當然早已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一些舊事物消亡了。代表這些舊事物的詞語必定會在人們的生活中、口語中消失，而只保留在文獻中或某些書面里。
拉法格在他的《革命前後的法國語言》中還說：“義大利哲學家曾說：‘大部分詞都有野蠻的和農村的根源。’正如羅馬城中的圓形大理石廟宇永久地體現了拉丁烏姆的野蠻人用樹枝和泥土搭成的窩棚一樣，任何文明語言中的詞都保留著原始人林莽生活的痕跡。”我們現在讀《詩經》，對裡面的不少篇章，讀起來感到比較困難，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反映當時生活的一些詞語，在今天的生活里是早就消失了。於是，我們今天去理解詩經時代的人們的生活就感到比較困難了。儘管如此，我們仍可通過“文明語言中的詞”所保留著的當時社會生活的痕跡，來獲得對當時社會的了解。
又如，我們古代是以畜牧業為主的，反映在語言中的牲畜名稱（詞語），不僅數量多，區別也很細。據統計，僅《詩經》中，表示馬的詞就不少於50個（課文中，呂叔湘先生僅舉《詩經·魯頌·駉》中提到的馬的名稱就有16種）。蒙語至今仍有類似的情況，有眾多描寫牲畜不同顏色、大小、品種、價值的同語。
從稱謂來看，一對夫妻，妻子叫丈夫的父母為公公、婆婆，叫得親熱一點的，就仍然叫爸爸、媽媽。然而，假如我們今天去讀《穀梁傳·櫃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日：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日：謹慎從爾姑之言。”再讀唐代朱慶餘的《閨意獻張水部》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刷深淺入時無了”’就會對“舅”、“姑”這些詞感到不好理解。、這裡的“舅”、“姑”分別指的是丈夫的父親與母親。
為何古代的媳婦叫丈夫的父母為“舅”“姑”呢？
原來，在春秋戰國時期規定“同姓不婚”，只有不同姓的兩個氏族才可以通婚。兩個通婚的父系氏族彼此嫁女，實際上是姑舅結親：從女方來講，所嫁氏族的公公，正是母親的兄弟輩，所以稱公公應該稱舅；所嫁氏族的婆婆，正是父親的姐妹輩，所以稱婆婆應該稱姑。同樣道理，女婿稱岳父岳母也稱舅姑。這種稱呼習慣，經秦漢、魏晉南北朝，直到唐宋仍然保留著。
這樣的稱謂，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古代婚姻制度的一種佐證。
其二是，社會變遷也必定會影響語言。
解放前，我國工業品大多是靠國外運進來的，於是許多物品都帶有一個“洋”字，如洋油、洋布、洋襪、洋線、洋燭、洋火（柴）、洋肥皂、洋鐵面盆、洋娃娃等等。後來，解放了，我們逐漸有了自己的產品，這樣，“洋油”改叫為“石油”、“煤油”，那些“洋布”之類的“洋”字也沒有了。為什麼這樣“洋”字會沒有呢？因為這些國外運進來的東西消失了，代表這種事物的詞語在人們的生活中也逐漸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