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篇

【題解】

本篇是為糾正漢儒對儒家經書篇題的荒誕解釋而作的，批判了他們對經書的神化。

文中談到的經書有《詩》、《書》、《易》、《禮》、《春秋》和《論語》。

漢代自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以後，今文經學成了官學。這種經學對儒家經書進行牽強附會的解釋，加以神化，成了一種進身做官的敲門磚。王充站在比較講究訓詁和史實的古文經學的立場，對這種官學進行了批判。

王充指出，“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他們稍有一點名氣，就“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竟進”，根本不專心研究經書，使得“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真”。王充認為，造成這種風氣的原因，一方面是“欲明經”當官，一方面是“校古隨舊”已成習慣，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所以就連“經傳篇數”也被說得神乎其神，如說《春秋》紀魯十二公，是取法於一年十二個月，而《春秋》則為年名。他的結論是：“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

本篇所談的五經原委，是研究兩漢經學源流的可靠資料。

【原文】

81·1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粗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注釋】

五經：參見25·17注。

蚤：通“早”。

汲汲：形容心情迫切的樣子。

正：糾正，考訂。粗粗：淺陋。

【譯文】

儒者解釋五經，大多不符合五經的真實情況。先前的儒者不見它的來龍去脈，憑空編造許多虛妄之說。後來的儒者迷信前輩老師的說法，遵循舊有的解釋，把那些辭語背得滾瓜爛熟。如果追隨某一學派有了點名氣，就急於當老師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爭著往上爬，沒有時間集中精力用心鑽研，以考訂核實五經的本來面目。所以虛妄之說流傳不絕，真實面目被埋沒而不被發現，五經全都失去了它真實的面目。《尚書》、《春秋》中所記載的史事比較容易弄清，只要對有關五經題目方面的各種淺陋說法略加糾正，便可以弄清有關經書內容方面的微妙解說。

【原文】

81·2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11），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12），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13），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14）。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15），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16），征為古文《尚書》學（17）。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18），空造百兩之篇（19），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20），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21），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注釋】

二十九篇：指今文《尚書》二十九篇。

李斯：參見21·12注。

濟南：郡名，在今山東西北部。伏生：即伏勝。參見61·8注。

孝景皇帝：漢景帝。參見9·12注。“景帝”當為“文帝”之誤。《史記》、《漢書》皆雲派晁錯向伏生學《尚書》的是漢文帝。下同。

始存《尚書》：指開始設立博士官，教授《尚書》。據《後漢書·翟酺傳》，立《尚書》博士是在漢文帝時。

晁錯：參見39·8注。

倪寬：參見10·10注。

孝宣皇帝：漢宣帝。參見11·5注。

河內：郡名。參見36·7注。

各一篇：據《隋書·經籍志》，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王充說“一篇”，實際上《說卦》原本合《序卦》、《雜卦》為一篇，是同一回事。逸《書》一篇自來認為是《泰誓》，唯逸《禮》一篇不知為某本某章。

（11）博士：指漢武帝時開始設立的五經博士。

（12）孝景帝：本書《案書篇》作“孝武帝”。有關的史書記載亦互有出入。

（13）共：通“恭”。魯共王：參見61·1注。

（14）得百篇《尚書》：據《漢書·藝文志》，魯共王拆毀孔子住宅所得的用古文字寫的《尚書》，於當時通行的二十九篇之外，多出十六篇，計四十五篇。

（15）中：指宮中藏書之處。

（16）孝成皇帝：漢成帝。參見11·5注。

（17）古文《尚書》：漢代《尚書》的傳本有兩個，一個是今文本，一個是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傳授，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所以叫今文《尚書》，也稱為“伏生本”。古文本就是魯恭王從孔子舊宅中發現的《尚書》。這部《尚書》是用不同於隸書的古文字寫的，因此叫古文《尚書》。又稱“孔壁本”或“壁中本”。

（18）東海：郡名。參見34·14注。張霸：參見55·9注。百篇之序：指一百篇《尚書》殘存下來的各篇的序言。

（19）空造百兩之篇：參見36·8注。

（20）秘百篇：指宮中秘藏的一百篇古文《尚書》。

（21）白：上報。當：古代判罪叫“當”。

【譯文】

解說《尚書》的人，有人認為它有一百零二篇，後來遇到秦朝焚燒《詩》、《書》，遺存下來的只有二十九篇。說秦朝焚燒《詩》、《書》是對的，說《尚書》本來就有一百零兩篇就錯了。《尚書》本來有一百篇，是孔子用來傳授學生的。遇上秦朝採納李斯的建議，焚燒五經，濟南郡的伏生抱著一百篇的《尚書》隱藏在山中。漢文帝時，開始設立博士官傳授《尚書》。伏生從山中出來以後，漢文帝派晁錯去跟伏生學習《尚書》二十餘篇。伏生年老死去，《尚書》因此殘缺不全。晁錯將《尚書》傳授於倪寬。到漢宣帝時，河內郡的女子拆舊房子，得到失傳的《易》、《禮》、《尚書》各一篇，把它們呈奏給朝廷。漢宣帝交給博士們傳閱，這以後《易》、《禮》、《尚書》又各增加了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才確定下來了。到漢景帝的時候，魯共王拆毀孔子的教授堂來修建宮殿，在牆壁中得到了百篇《尚書》。漢武帝派使臣去取來看，沒有誰能讀懂，於是就把它秘藏在宮中，外間不能得見它。到漢成帝時，徵求能治古文《尚書》的學者。東海郡的張霸根據百篇《尚書》的序言，憑空編造出一百零兩篇本的《尚書》，把它獻給漢成帝。漢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書》來校對百兩篇本全都不相符合，於是把張霸交給司法官吏去審問治罪。司法官吏上報張霸的罪當判死刑，漢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沒殺他，又愛惜他的著述而沒銷毀它。所以一百零兩篇本的《尚書》流傳在世間，傳閱見到它的人就說《尚書》本來有一百零兩篇了。

【原文】

81·3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11），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12）。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13）。

【注釋】

博：通“■（bó柏）”。古代的一種棋戲。博戲：這裡指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引文不知出自何書。

子路：參見8·3注（15）。子羔：參見26.19注。費（bì閉）：春秋魯地，在今山東費縣東北。宰：地方小官。

以上事參見《論語·先進》。

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本書《語增篇》當為“三”。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

鹹陽宮：秦都鹹陽城內的皇宮。

博士：參見3·3注（13）。

僕射（yiè夜）：官名。這裡指博士僕射，是博士的長官。周青臣：參見25.18注。淳于越：參見25.18注。

卒：同“猝”。田常：參見29·8注。六卿：指春秋後期晉國的范氏、中行（hánq杭）氏、知氏、韓、趙、魏六家世卿。他們掌握晉國大權，後因相互兼併，范、中行、知三家先後被消滅，韓、趙、魏三家瓜分了晉國。

黔首：老百姓。戰國及秦代對國民的稱謂。

（11）諸：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本書《語增篇》“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當為“詩”字，形近而誤。

（12）諸家：尋文義，當為“詩家”之誤。

（13）本句下“謂”字為“詩”字之誤，而又與“經”字互倒。經謂當作“詩經”。

【譯文】

有人說秦朝焚燒詩書，燒的是解釋《詩經》的著作，《詩經》本文並沒有被燒毀。《詩經》被燒掉的正是它的詩本身。“書”，是五經的總名稱。傳上說：“男子不讀經書，就會產生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思想。”子路讓子羔去費地做縣宰，孔子說：“這簡直是害人子弟。”子路說：“費地有老百姓，有祭祀土地神和穀神的社稷，為什麼只有讀書才叫學習呢？”這些都證明五經的總名叫“書”。傳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燒詩書的起因，所以不了解燒書的實際情況。秦始皇三十四年，在鹹陽宮設酒宴，七十個博士上前為秦始皇敬酒祝壽。僕射周青臣進前稱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認為秦始皇不封賜子弟，終有一天會出現像田常、六卿爭權那樣的禍亂，就無法挽救，譏諷周青臣的稱頌，稱之為阿諛奉承。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議論交給丞相府去評議，丞相李斯認為淳于越的建議不能採用，因此說諸生的議論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與混亂，就命令史官將五經全部燒掉，有敢於私藏詩書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經。可見五經都燒了，不光是燒掉了解釋《詩經》的書籍。傳聞的人相信了只燒“詩家之書”的說法，看到焚書令中的“詩書”二字，就認為燒的只是解釋《詩經》的書籍了。

【原文】

81·4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

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譯文】

傳授的人也許知道《尚書》被秦朝所焚燒，而認為二十九篇是其中在當時已經亡失沒有被燒掉的部分。真像這種說法的話，《尚書》二十九篇，就是秦焚書後的剩餘了。七十一篇被燒成了炭灰，為什麼二十九篇唯獨會遺留下來呢？伏生年紀大了，晁錯跟他學習《尚書》時，恰好學得二十多篇，伏生死了，所以唯獨二十九篇出現在世間，而七十一篇亡失了。本來亡失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說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

【原文】

81·5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

【注釋】

曰斗：上“曰”字當為“四”字之誤，而又與“斗”字互倒。文句應為“法斗四七宿也”。斗：北斗星。四七宿：即二十八宿。參見31·13注。

安得法乎：意思是二十九篇的篇數隻不過是碰巧遺留下來的，怎么談得上是“法斗四七宿”呢？

闕：通“缺”。殘缺。

立法：指編造效法星宿的說法。

章句：章節句讀。

三百篇：《詩經》共三百零五篇，這裡取整數而言。

【譯文】

有人說《尚書》的二十九篇，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四七二十八篇，另外那一篇說成是效法北斗星，所以有二十九篇。《尚書》在秦朝滅絕，其中存在能見到的有二十九篇，怎么談得上是效法星宿之數呢？漢宣帝時，得到散失了的《尚書》和《易》、《禮》各一篇，《禮》、《易》的篇數也才補足，又哪會有所效法呢？根據百篇《尚書》的序言，缺遺的有七十一篇，單單為二十九篇編造效法星宿的說法，怎么行呢？有人解釋說：“孔子另外選了二十九篇，唯獨二十九篇有所效法。”這大概是一般讀書人的解釋，不一定是傳記上的明文。二十九篇殘缺不全，就有傳授它的人，根據這個不完整的篇數，編造出效法星宿的說法，既失去了聖人的本意，又違背了古今的事實。經書有篇數，就像有章節句讀一樣；有章節句讀，就像有文字一樣。文字具有一定的意義以構成句子，句子具有一定的數目以構成章節，章節具有一定的體例以綴結成篇。篇就是章節句讀的結合。說篇數有所效法，這就是說章節句讀也有所效法了。《詩經》古時候也有幾千篇，孔子刪去重複的篇數，訂正而保存下三百篇，如同《尚書》只有二十九篇一樣。說《尚書》二十九篇有所效法，這就是說《詩經》三百零五篇也有所效法了。

【原文】

81·6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gong6*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記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注釋】

十二月：意思是《春秋》記載了魯國十二個君王的歷史，是效法於每年十二個月的。十二公：指春秋時期魯國的十二個君王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公。

人道：指儒家所主張的道德規範。浹（jiā加）：徹，周全。

王道：儒家稱以“仁義”治天下叫“王道”，與“霸道”相對。

善善：表彰好的。惡（wǖ務）惡：譴責壞的。

近：接近。這裡是比得上之意。引文參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三軍：參見8·8注。六師：這裡指國家軍隊下面按六個師進行編制。《周禮·夏官序》：“二千有五百人為師。”二千人：指六師有一萬二千人。古代有一種說法，精良的軍隊只要一萬二千人就足以戰勝敵人，橫行天下。

詩：據下文“賢者作書”例，當刪。

科條：這裡指文章的章節。

【譯文】

有人解釋《春秋》，說是效法每年十二個月的。《春秋》按魯國十二公編年紀事，如同《尚書》有一百篇一樣，一百篇無所效法，十二公怎么會有所效法呢？解釋《春秋》的人說：“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中，‘人道’周全，‘王道’完備，表彰好的，譴責壞的，整頓亂世，使它返回正道，沒有比得上《春秋》的。”如此說來，通過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為人之道和治國之道正好全部講透了。一國的軍隊有六師一萬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敵寇，橫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動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效法了什麼東西。孔子編寫《春秋》，只記載了魯國十二公，正像一國的軍隊有六師一樣；將士有一萬二千人，正像《春秋》紀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樣。六師一萬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組成一國的軍隊，那么孔子通過《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紀事，也完全可以闡明自己的道理了。論說此事的人喜歡把道理說得神乎其神，把意義誇大得毫無邊際，認為不這樣做就會遭受禍殃，所以經傳的篇數，都被說成是有所效法的了。考訂核實根本，評論那些文章的含義，孔子編寫《春秋》和那些賢人寫書，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聖人寫經，賢人寫書，意義和道理講盡了，文辭完備了，就構成了篇。他們編寫一篇，就把同一個種類的內容歸在一起，把章節互相連線起來。如果種類不同，論說不一樣，就另外寫成一篇。意義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變了篇目也就更換了，根據事情的意義來寫作，有什麼效法模仿的意思呢？

【原文】

81·7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ji6*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ji6*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記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注釋】

赤制：指漢朝。按陰陽五行說，漢朝是火德，而五色之中與火相應的是赤色。中數：半數。為赤制之中數：按讖緯說法，孔子作《春秋》是為漢朝製法，而斷十二公，是表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已盡，一姓不得再受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是孔子為漢朝預先制定的享國年數的一半。五紀：指歲、月、日、星辰、歷數。

邪：表肯定，同“也”。

三世：“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

說：據文意當為“設”。五十年：實際上魯隱公享國十一年。

【譯文】

有人解釋《春秋》記載的二百四十二年，認為上壽九十年，中壽八十年，下壽七十年，孔子是根據中壽年數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解釋說這是漢朝享國年數的一半。又解釋說這二百四十二年，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國之道完備。如果根據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的這個說法正確，那么所謂把“人道”、“王道”講透的說法就不對了；如果說所謂把“人道”、“王道”講透的說法正確，那么根據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的說法就錯了。二者互相衝突而想確定它的含義，聖人的本意又怎么來確定呢？凡是記載事情而標明年月日的，是為了記得詳盡以表示對事情的重視。《洪範》用五紀、歲、月、日、星，是記錄事情的文字，不是效法模仿的說法。《春秋》記載魯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數，總共有二百四十二年，這些就成了確立中壽三世說的根據了。實際上，孔子記載魯國十二公的歷史，是認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闡明“王道”。根據中壽三世的說法，而中壽三世的年數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國年數才湊足的。如果根據記載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闡明“王道”，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為了湊足中壽三世的年數才出現的。如果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取三八二十四之數，二百四十年就行了，為什麼一定要多取二年呢？解釋的人又說：“這是想要配合魯隱公ji6*元的開始。不多取二年，那么隱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記載在經書里了。”如果《春秋》本來是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而作的，那么何必一定要用隱公元年的事情作為開端呢？必須要用隱公元年的事情作為開始，這是以年代完整道理完備為根據，根據中壽三世年數的說法不再適用了。假如隱公享國五十年，是把隱公元年以來的事情都記載下來呢？還是從中間斷開以符合中壽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數呢？如果把隱公元年以來的事情全記載下來，那么中壽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數就從中間被割斷了。如果從中斷開以符合中壽三世的年數，那么隱公ji6*元的開始又不符合了，怎么能行呢？況且年和月日只不過是時間長短不一樣罷了，它們所記載的，是同一回事。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說它是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確定的，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也就必定有什麼數字作為根據了。年數是根據中壽三世，月日的多少又是根據什麼呢？《春秋》有年數，就同《尚書》有章一樣。用章揭示要旨，用年來記載事情。說《春秋》的年數有根據，這就是說《尚書》的章也是有所根據的了。

【原文】

81·8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後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11）。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大爻（12）。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13），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14）。六典不與今《禮》相應（15），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16），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注釋】

伏羲八卦：參見36·7注。

周文王：參見2·5注（13）。演為六十四卦：參見36·7注。

河：黃河。河出圖：參見16·16注。

洛：洛水。洛出書：參見19·12注。

王（wàng忘）：稱王。

《洪範》九章：即《洪範》九疇，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和六極。是古代的九類治國da6*法。

烈山氏：一作厲山氏，神農氏的別稱。一說即炎帝。

夏後：夏後氏，指夏王朝。參見36·7注。

烈山氏：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當作歸藏氏。歸藏氏：傳說中的上古帝王。歸藏：參見36·7注。

（11）據文意，“曰”字前疑脫“因之”二字。《周易》：亦稱《易經》，簡稱《易》。參見36·7注。

（12）彖：參見36·7注。十八章：指《易經·彖辭》十八章。爻（yáo搖）：組成卦象的基本符號，分陽爻（—）和陰爻（－－）。六爻：八卦本卦每卦為三爻，推演為六十四卦後，每卦成為六爻。究六爻：指研究卦象，寫出卦辭。

（13）一：據文意，疑為“其”。

（14）《禮》：當時專指《禮經》，即今存《儀禮》。參見7·6注。

（15）六典：參見36·9注。

（16）左丘明：參見16·20注（17）。《傳》：指《左傳》，參見18·6注。

【譯文】

解釋《易》的人都認為是伏羲製作了八卦，周文王把它推演為六十四卦。聖王興起，黃河中出圖，洛水中出書。伏羲稱王，《河圖》從黃河水中出現，這就是《易》的八卦。夏禹時得到《洛書》，書從洛水中出現，這就是《尚書·洪範》中的九疇。所以伏羲氏用八卦治理天下，夏禹依據《洪範》來治理洪水。上古烈山氏之王得到《河圖》，夏後氏繼承了它而稱之為《連山》；歸藏氏之王得到《河圖》，殷朝繼承了它而稱之為《歸藏》；伏羲氏之王得到《河圖》，周代人繼承了它而稱之為《周易》。這種經上的卦都是六十四個，周文王和周公研究卦中的六爻因而寫出彖辭十八章。世間傳授解釋《易》的人，說是伏羲製作八卦，如果不切實地考究《易》的本源，那就會認為八卦真是伏羲製作的了。伏羲是得到八卦，並不是製作了八卦；周文王得到的已經是現成的六十四卦，並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推演製作的說法，產生於俗傳之中。如果相信了他們的說法，就會使那些真實情況幾乎全部被抹殺而不存在了。既不知道《易》就是《河圖》，又不知道存在於世間的是哪一家的《易》，也許是《連山》、《歸藏》，也許是《周易》。依據夏、殷、周三代刪減增加的禮制，有顯著的區別。如果因為周代處在三代的最後，就說今天的《易》是《周易》，那么今天的《禮經》也就應該是周代的禮了。然而《周禮》的六典和現存的《禮經》卻並不相符合，今天的《禮經》不一定就是周禮，那么也應該懷疑今天的《易》不一定就是《周易》了。但是，考察左丘明在《左傳》中引用的周代的卦辭和今天的《易》又很相符合，據此，今天的《易》大概就是《周易》了。

【原文】

81·9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注釋】

為禮何家禮也：依句意，當作“禮為何家禮也”。

引文參見《論語·為政》。

《周官》：即《周禮》。

《春秋左氏》：即《左傳》，本書《案書篇》認為它在西漢初失傳，漢武帝時才又和古文《尚書》一同被發現。

【譯文】

解釋《禮》的人都知道《禮》，今天的《禮經》是哪個朝代的禮制呢？

孔子說：“殷代承襲的是夏代的禮制，其中增刪了什麼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承襲的是殷代的禮制，其中增刪了什麼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說來，夏、殷、周三代各自有自己的禮制。現在流傳的《禮經》是周代的禮制呢？還是夏、殷時代的禮制呢？如果認為它是周代的禮制，那么周禮有六典，而考察今天的《禮經》，卻並不見六典。也許由於殷禮並沒有全部絕跡，而記載六典的禮書卻沒有流傳下來，世人根據周代處在三代的最後因此就把《禮經》說成是周禮了。考察《周禮》記載的禮儀制度，與今天的《禮經》不相符合，那么《周禮》應該是記載六典的了。《周禮》一度失傳，就像古文《尚書》和《春秋左氏傳》一度不流傳一樣。

【原文】

81·10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11）。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12），官至荊州刺史（13），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贊或是或誤（14）。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15），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16），今不知古（17），稱師如何？

【注釋】

《論》：指《論語》。

據文意，“但”字後疑當有“知”字。八寸為尺：《禮記·王制》鄭註：“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敕：告誡，教導。

以但：據文意，疑當作“但以”，此蓋誤倒。

二尺四寸：參見11·3注。

發：發掘，指魯恭王拆毀孔子舊宅。取：指漢武帝派人取視。古文：指古文《尚書》和《論語》。

二十一篇：指古文《論語》二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

二：涉上下諸“二”而衍。河間：西漢諸侯王國，在今河北獻縣一帶。三十篇：合齊、魯、河間《論語》九篇，加古文《論語》二十一篇，正好三十篇。昭帝：漢昭帝劉弗陵（公元前94～前74年），西漢皇帝，公元前86～74年在位。武帝少子，年幼即位。在位期間，執行武帝政策，移民屯田，曾多次派兵擊敗匈奴、烏桓。始元六年（前81年），征郡國賢良文學，召開鹽鐵會議，問民之疾苦。謚昭帝。女：據《漢書·昭帝紀》當刪。

（11）宣帝：漢宣帝。參見11·5注。太常：漢代官名，掌管宗廟禮義。漢武帝所設五經博士，隸屬於太常。

（12）孔安國：西漢經學家，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漢武帝時官至諫議大夫，曾用漢代通行的文字，傳授孔壁古文《尚書》、《論語》。扶卿：漢武帝時人。

（13）荊州：漢武帝時劃分的全國十三個監察區之一，轄境主要在今湖北、湖南兩省。刺史：參見2·6注（15）。

（14）贊：據文意，疑為“辭”。

（15）剝解：割裂分解，這裡形容瑣碎。

（16）以上兩句參見《論語·為政》。

（17）今不知古：本書《謝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

【譯文】

解釋《論語》的人都只是知道解釋字義和文意，不知道《論語》原本有多少篇；僅僅知道周代以八寸為一尺，卻不知道《論語》只用一尺長的竹簡來書寫的意思。所謂《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記錄的孔子的言行，他們接受教誨需要記錄的時候很多，達到幾十幾百篇，以八寸為一尺的竹簡記錄，是為了記錄簡要，懷藏攜帶方便。因為《論語》不是作為經書遺存下來的，而是怕忘記而作為傳文記錄下來的，所以只用八寸為一尺的竹簡來記錄，而不用寫經書用的二尺四寸長的竹簡。漢朝興起時《論語》失傳了，到漢武帝時拆毀孔子舊宅，武帝派人取視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加上齊、魯、河間的九篇，正好三十篇。到漢昭帝時讀到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到漢宣帝時把古文《論語》交給太常博士。當時還說它的文字難懂，給它取名叫傳，後來改用隸書抄寫以便於傳授和誦讀。當初，孔子的十二世孫孔安國用它傳授給魯人扶卿，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才開始稱這部書為《論語》。現在稱為《論語》的只有二十篇，又散失了齊、魯、河間的九篇。原本有三十篇，分散遺失，有的只剩二十一篇，篇目有多有少，文字辭句有對有錯。解釋《論語》的人，僅僅知道用些瑣碎的問題來提問，用些細微的問題來責難，卻不知道追究最早的篇數章目。溫習舊有的知識就能有新的體會和收穫，這就可以當老師了。現在不了解古代的情況，怎么能稱作老師呢？

【原文】

81·11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11），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12），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13），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失平常之事（14），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意，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15），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注釋】

王者：指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這些聖王。

《乘》（shèng聖）：春秋時晉國史書的名稱。

《檮杌》（táowù桃誤）：春秋時楚國史書的名稱。

《春秋》：這裡指未經孔子刪改過的魯國原來的史書。

引文參見《孟子·高婁下》。

歲：指一年的農事收成。

奉始養終：有始有終，概括始終。

據文意，“《尚書》”前疑當有“說”字。

授事相實：根據事實，從實際情況出發。

依違：模稜兩可，沒有事實根據。作意：故意，隨心所欲。

（11）桓公：魯桓公，公元前711～前694年在位。有：通“又”。十有七年：即十七年。朔：陰曆每月初一。桓公十七年：公元前695年。

（12）縣官：參見34·10注。這裡指漢朝皇帝。

（13）公羊、穀梁：公羊高、穀梁赤。參見16·20注（17）。

（14）失：據文意，疑當為“夫”。

（15）據文意“夏”字上脫“冬”字。《釋名·釋典藝》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終而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譯文】

孟子說：“聖王采詩的盛事廢除了，《詩》也就不作了，《詩》不作了才會寫作《春秋》。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都是同一類的史書。”《春秋》是魯國史書的別稱，跟《乘》和《檮杌》是同樣的。孔子沿襲舊有的名稱，用來稱呼《春秋》這部經書，不一定有什麼與眾不同的解釋和深奧美妙的道理。現在的俗儒解釋《春秋》說：“春天莊稼開始生長，秋天莊稼成熟。《春秋》這部經書，可以概括一年的始終，所以稱為《春秋》。”《春秋》這部經書和《尚書》有什麼不同呢？解釋《尚書》的人，認為它是上古帝王的書，有人又認為是帝王所做的事，而由臣子們記錄成書的，是根據事實而給它取的名稱，不是沒有事實根據隨心所欲而表現它的奇異。解釋《尚書》的人掌握了這部經書的真實情況，解釋《春秋》的人卻違背了孔子的本意。《春秋左氏傳》記載：“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出現了日食。不寫明紀日的乾支，這是史官失職。”說“史官失職”這句話，大概是符合實際的。史官記錄事件，如同現在記錄皇帝言行的書，年月因為還比較大而不容易遺漏，日子則因為較小而容易遺忘。因為寫歷史以記載善惡為主要內容，而不在意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就像《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一樣，日月並不具體，往往是故意這樣做的。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情，卻故作怪異的解釋；本來是直截了當的記載，卻增添了許多曲折複雜的道理，這並不是孔子的心意。《春秋》實際上也講到了冬夏的事情，書上所以不寫冬夏二字，也和不寫具體的日月一樣，同屬一回事情。

【原文】

81·12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注釋】

唐：古地名，傳說是堯的封地。其地在何處，說法不一。虞：古地名，傳說是舜的祖先的封地。夏：古地名，傳說是禹最早的封地。殷：指成湯的都城亳（bó伯），在今河南偃師縣西。周：指周文王祖先的居地，在今陝西岐山縣東北。

達：顯達，指成為帝王。

以上下文例，“殷”下當有“湯”字。

以上解釋《尚書》的說法，參見《bai6*虎通·號篇》。

後“秦”字：古地名，在今甘肅清永縣東北。

漢中：郡名。戰國楚懷王始置，因在漢水中游得名，秦漢沿置。轄境相當今陝西秦嶺以南地區。

猶：疑當為衍文。

王莽：參見9·15注（15）。新都：王莽奪取西漢政權前的封地，在今河南新野縣東。新都侯：《漢書·王莽傳》：“成帝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新：王莽的國號。亡新：滅亡了的新朝。“亡新”不是王莽初起時的稱號，是後漢人沿用的稱呼，王充語焉不察。

【譯文】

唐、虞、夏、殷、周，都是土地的名稱。堯以唐地的諸侯繼承帝位，舜從虞地得以顯達，禹由夏地興起，成湯由殷地而興盛，周武王憑藉周地而建功立業，這都是原本他們得以興盛發達的地方，尊重根本不忘初始，所以用來作為國號，就像人有姓一樣。解釋《尚書》的人，都認為這些統治天下的朝代稱號唐、虞、夏、殷、周，是表示功德的名稱，包含著興盛昌隆的意義。因此說“唐”這個字的意思，是浩大無邊；“虞”這個字的意思是安樂；“夏”這個字的意思是正大；“殷”這個字的意思是適中；“周”這個字的意思是周至。堯就是功德浩大無比老百姓簡直不知道怎樣來稱讚他；舜就是天下安定歡樂；禹繼承堯舜的帝業，使道德崇高浩大，老百姓不知怎樣來稱讚他；殷就是使道德適中；周武王就是使功德周密無所不至。它的立義極美，對唐堯、虞舜、夏、殷、周五代的讚頌也是夠高的了，然而卻違背了它們真正的實情，背離了它們最初的含意。以唐、虞、夏、殷、周為國號，如同秦朝以秦為國號，漢朝以漢為國號一樣。秦朝興起於秦地，漢代興起於漢中，所以國號就稱為秦、漢，如同王莽從新都侯興起，因此國號稱為新一樣。如果秦、漢兩代記載在經傳上，這些解釋經傳的人又會把秦、漢名稱的由來從道德上去作一番解釋了。

【原文】

81·13堯老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11），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12）。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岳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我（13）！”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14），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15）；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16），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注釋】

禪：禪讓，指古代君王讓位給別人。

其：相當於“姑且”。以上事參見《尚書·堯典》。

據文例“說《尚書》”下疑脫“者”字。

女：把女兒嫁給人。時：通“是”。此，指舜。

厥：其，他的。刑：通“型”。示範，法則。二女：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引文參見《尚書·堯典》。

爾：段玉裁說，“觀爾”乃“觀示”之誤。

炤：同“照”。

穆穆：形容恭敬的樣子。

引文參見《尚書·舜典》。

三公：參見8·6注。這裡泛指輔佐天子的最高官吏。

（11）聖：據文意，疑為衍文。“成事”二字總領下文，本書常用語。

（12）皋陶：參見1·3注。

（13）據上文例，後“我”字當作“哉”。

（14）人庶：據本書《吉驗篇》“堯使舜入大麓之野”，當為“入大麓”。

（15）誠：疑為“滅（■），”字形誤。

（16）明經：會解釋儒家經書。在漢代，“明經”是當官的一條捷徑。

【譯文】

堯年老了，尋求能夠繼承帝位的人，四岳推舉舜來繼位。堯說：“我姑且試一試看！”解釋《尚書》的人卻說：“試，就是用的意思；我姑且用他當天子。”《尚書》的文字記載是堯要舜試做天子。《尚書》的記載又說：“‘我要把女兒嫁給舜，從我的兩個女兒那裡觀察他治家的情況。’所謂觀察，是把虞舜放在天下人的面前讓大家來觀察，不是說堯自己觀察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使堯、舜的形象更加高大，認為聖人互相認識已經很清楚了，不須觀察試用，就像很明亮的光互相照耀一樣，很坦然地相互信任。《尚書》上又說：“‘四方來朝的賓客都肅然恭敬，又讓舜擔任守山林的官，即使在烈風雷雨中他也不會迷誤。’解釋經書的人說大麓，指的是三公的位置。處在一公的位置上，卻總攬另外二公的事務，事務雖多，都處理得很好，就像在疾風大雷雨中不迷誤一樣。”聖人的才智高，未必就互相了解。已有的事例是，舜難以識別佞人，讓皋陶陳述識別人的方法。佞人難於看清，聖人也難以識別。堯的才能，如同舜的智慧一樣。舜識別佞人的能力，就如同堯識別聖人的能力一個樣。堯聽說舜是賢人，四岳推舉他，心裡知道他很傑出，而不一定了解他治理國家的才能，所以說：“我姑且試一試看！”在職責上測試他，把女兒嫁給他，觀察他處理夫妻關係的方法，職事治理得很好而沒有荒廢，夫道正而不邪。又讓他進入深山老林，從而觀察他聖明之處，遇上烈風疾雨，他始終不會迷惑。堯才知道他聖明，把天下傳授給他。《尚書》上用的字是“觀”字和“試”字，是說觀試舜的才能。解釋《尚書》的人把它們當作比喻和渲染的字，使得事情失去了真相，滅絕而不復遺存；事實被歪曲而失去原意，使得不真實的解釋久傳而不斷絕。那些編造的解釋的流傳，使事情的真相迷失很久了。後輩精明的人，只是想能夠解釋經書，根本不考察史實，既使是想考察根本的人，也只是用古人的說法來對照，追隨陳舊的解釋罷了，重複這類文字，把它當作解釋的根據。解釋經書的文字不可相信，五經中多有失實的說法。從《尚書》、《春秋》中已有的事例和現存的文字，明顯地可以見到，因此單對它們略微作一番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