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景仰

在我看來，祠堂作為祖先魂靈的居所，未必都是雕樑畫棟、美輪美奐的建築，但一定都是體現經天緯地、至純至真的孝心。

下午，我和堂兄一道回家，與宗親商議祠堂修繕事宜。堂兄是退休法官，年逾古稀，德高望重，勝似鄉紳。一上車，他就問，你以前在祠堂上學的時候，見過大廳神龕後面的畫像嗎？我說，我是1972年初才去上學的，那個時候，祠堂大廳沒有神龕，也沒有畫像。他說，或許在文革期間丟失了，原來有三軸畫像，其中一軸留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因為無頭，又戴官帽，身體向前，帽舌向後。我說，那就像神話里的雙面神了。他說，不是神話里的神，是我們的祖宗，名叫義生。於是，他講了些義生公的故事給我聽。

六百多年前，第十七世先祖義生於明代建文年間考取進士，累遷刑部給事中。朱棣篡位後，命令義生打開一個倉庫。義生說，先帝叮囑不可打開，微臣也不知鎖眼被誰灌了銅水。朱棣問，內藏何物？義生說，微臣不知。鎖被砸開，發現掛於牆壁的朱棣肖像插滿了針。朱棣震怒。義生唯恐釀成 * ，冒死進言，被斬。

我驚愕之餘，由衷欽敬，我的欽敬，不在於義生公中舉，不在於義生公身居要職，而在於義生公作為前朝遺老，臨危不懼，恪盡職守，拯救無辜——雖“以直諫坐死”，但足令後人景仰，永恆的景仰，如同義生公故居那六面石鼓，靜寂無聲，卻遠勝於喧囂的晨鐘。

畢恭畢敬地步入祠堂，朝聖般的來到神龕前。這是我1978年冬天上完初一，離開這個原始學堂之後，第三次佇立在這裡，第一次是1976年冬天護送祖父的魂靈來此安放的，第二次是1998年2月護送二哥的魂靈來此安放的。改作學校的祠堂，在我的記憶里，除了大廳有些陰森可恐，幾乎感覺不到神聖。自從護送祖父魂靈入祠之後，我才開始關注它，就像時常想像祖父的來世，漸漸地感覺到它的神聖，上升為心目中的一處聖地——列祖列宗促膝談心的聖地，生者與逝者互致問候的聖地，長輩與晚生共商大事的聖地。人世間還有什麼場所比祠堂更獨特、更緊要？然而，眼前的神龕，除了後牆上懸掛5幅祖先畫像， * 水泥台階上斜倚13面公共神牌，當中再擺放一個稍大的公共香爐，其他什麼也沒有了。即便是那些粗糙不堪的公共神牌，也因歲月的磨損，許多祖先的名字，如同他們的音容笑貌早已模糊不清了！這般簡陋所顯示的不是儉樸精神，而是輕視所致的寒愴，它反而像明鏡一樣照見我們這些後輩子孫的不孝。我崇尚儉樸，祠堂也未必要美輪美奐，但也不至於如此寒愴。

從本質上說，祠堂是一種文化建構，“一個人總是多多少少保存著對自己過去生活的記憶，這些記憶在不同情況下通過不同的方式得到再現。記憶的反覆重現建立了一種連續性關係，並建構了我們具有連續性的身份。沒有記憶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的身份意識，喪失記憶就是喪失身份感”，而且這種“記憶需要來自集體源泉的養料持續不斷地滋養，並且是由社會和道德的支柱來維持的”。畢竟我們早已擺脫貧窮，若能同心戮力，修繕祠堂，將不再是一件難事。

作為傳統文化深層內涵的重要表征的祠堂，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祭祖場所，已經成為村落中重要的文化載體，可以“從一宗一姓的歷史認知與情感需求出發，發現我們身上共同的文化基因，最終獲得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乃至於建構起對民族未來的共同想像”。所以，對於祠堂的修繕，我是支持的，父母則更為關切。回到城關，雖然超過父母正常的作息時間，但我還是去向他們匯報商議結果。一直等待訊息的他們，很是高興，如同醞釀已久的老屋修繕計畫即將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