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平武昌，即議律令》原文及翻譯

明史

原文：

明太祖平武昌，即議律令。吳元年①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珮，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為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十二月，書成，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五年，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②,六年夏，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一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及成，翰林學士宋濂為表以進，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 受詔， 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斗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九年，太祖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釐正十有三條。十六年，命尚書開濟定詐偽律條。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知用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類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
（選自《明史•志第六十九》）
（注）①吳元年：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前一年為自己建了一個字的年號“吳”。②親屬相容隱律：是指在一定範圍內親屬可以相互包容隱瞞犯罪，法律不予制裁或減輕處罰。

譯文/翻譯：

明太祖平定武昌之後，就與臣下商議修律令之事。吳元年冬十月，太祖任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為議律官，告諭他們：“法律貴在簡潔恰當，使人容易明白。若是條目頭緒繁多，或者同一罪有兩種判法，可輕可重，司法官吏得以憑藉機會謀私作弊，這不合法律的本意。如果魚網太密，則水中無大魚；法網太密，則國內就沒有不受刑的臣民。諸位全心比較研究，每天寫出些刑名條目奏上來，我親自斟酌思考。”太祖每次駕臨西樓，都召見諸臣，賜給座位，悠閒舒緩與他們講論律文要義。十二月，律書寫成，共有法令一百四十五條，律條二百八十五條。太祖又怕小民不能都知道法律，命令大理卿周楨等取出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和選法之外，凡是與民間事務有關的條文，分類編輯成冊子，解釋其意義，頒發這些冊子給郡縣，稱之為《律令直解》。太祖翻閱此書，興奮地說：“我的臣民可以少犯錯誤了。”
洪武元年，太祖又命令儒臣四人同執法官講習《唐律》，每天上奏二十條。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六年夏，刊印《律令憲綱》，頒發給各部門。當年冬天，太祖下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細制定《大明律》。每上奏一篇，皇帝就叫張貼於兩邊廊廡下，親自加以裁奪。等律書修成，翰林學士宋濂寫表進奏，說：“臣於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次年二月律書修成。篇目完全依《唐律》為標準，稱作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和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作律文一百二十八條，將舊有法令改為刑律的有三十六條，根據事情的需要制定的律文有三十一條，並選取《唐律》作為補遺的有一百二十三條，總共六百零六條，分為三十卷。有的刪減，有的增補，有的沿襲其舊制，務求輕重適合恰當。”九年，太祖發現律條還有不恰當的，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細討論，改正了有十三條。十六年，又命令尚書開濟定下詐偽罪的律條。二十二年，刑部官員說：“近年來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案失當。請求將律條按類編印頒行，使朝廷內外都知道應遵守的規則。”於是太祖又命令翰林院會同刑部官員，選取近幾年增加的條文，按類附入《大明律》，定為《名例律》，放在篇首。
《明太祖平武昌，即議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