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書法十講》第十講 碑與帖

第十講 碑與帖

書學上碑與帖的爭論，是遠自乾嘉以來的事。提倡碑的攻擊帖；喜歡帖的攻擊碑。從大勢上說，所謂“碑學”，從包慎伯到李梅庵、曾農髯的鋸邊蚓糞為止，曾經風靡一時，占過所謂“帖學”的上風，但到了現在，似乎風水又在轉了。

從主張學碑與主張學帖的，兩方面互相攻擊的情況來說，在我看來，似乎都毫無意義。為什麼說是毫無意義呢？且待後面說明。現在我先從碑、帖的本身講碑、帖。在這裡，我們得弄明白什麼叫做碑？什麼叫做帖？碑與帖本身的定義和其分野在哪裡？

（一） 碑：立石叫做碑；以文字勒石叫做碑。碑上的字，由書人直接書丹於石，然後刻的。包括紀功、神道、墓誌、摩崖等種種石刻。

（二） 帖：古代人沒有紙，書於帛上者叫做帖。帛難以保存久遠，因之把古人的書跡，摹刻到石或木上去的叫做帖。在此，書與刻是間接的。包括書牘、奏章、詩文等等的拓本。

普通講到書法的類別，是以書體為單位的，如篆、隸、分、草、正、行；以人為單位的，如鍾、王、歐、顏等等；在沒有寫明書者的年代的，是以朝代為單位的，如夏、商、周、秦等等；也有以國為單位的，如齊、魯、楚、虢等等；還有以器物為單位的，如散氏盤、毛公鼎、齊候罍、萊子侯碑、華岳碑、乙瑛碑等等。以碑帖來分優劣，以南北來分派別，這在書學上是一個新的學說。

原來尊碑抑帖，掀起這個大風浪者，是安吳包慎伯。承風繼起，推波助瀾，尊魏卑唐的是南海康長素。包、康兩氏都是舌燦蓮花的善辯者。包著有《藝舟雙楫》，康著有《廣藝舟雙楫》，其實兩楫只是一楫。這兩部書，影響書壇可真不小。但是，發端這個議論的，卻並不是安吳，而是儀徽阮芸臺（元）。而阮氏的創論，又未始不是因為受到王虛舟“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一語的暗示。若再追溯以前，如馮鈍吟云：“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趙文敏云：“晉、宋而下，分而南北。”兩氏雖有南北之說，但含糊籠統，並無實際具體的議論。阮氏是清乾嘉時的一個經學家，而以提倡學術自任，著述極富，刻書尤廣。亦能書小篆、漢隸，相當可觀。他始有《南北書派論》及《北碑南帖論》兩篇文章（揅經室三集卷一）。清代的學術考據特別發達，當時尤其是古文字學，更為進步。因此，從古碑、碣、鐘鼎文字中發現新義，其價值正足以彌輔正史經傳某些不足之處。阮氏既是學經大師，又留心翰墨，眼見自明以來，書學囿於閣帖楔序日漸衰落，而清代書法，聖祖（即康熙）酷愛董香光，臣下模仿，遂成風氣。至乾隆皇帝，又轉而喜歡學趙子昂字，他本身既寫得一般惡俗氣，而上行下效，一般號為書家的書法，專務秀媚，絕無骨氣，實在已到了站不起來的時候。以振弊起衰為己任的阮氏，既有所觸發，思為世人開拓眼界，尋一條出路，於是寫了《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兩文。這兩篇創論，就好比在重病人身上打了一針強心劑，又替病人開了一帖用巴豆、大黃的藥，使庸醫刮目相看。論兩篇文章的本質，原是考證性的東西。是他就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發展，作為研究性的嘗試論。可以說，他是很富於革命性的，這實在是有所見，不是無所謂的。本來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他儘管提倡碑，但他的精神，則全是在學術上，豎立新學說的一種學者態度。現在先摘錄兩篇文章的論語，以便加以探討。

《南北書派論》：

“蓋由隸字變為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與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

“南派不顯於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餘風焉。”

“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

“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覬、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者。”

“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為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為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

“梁代王裒，南派之高手也。入仕北朝。唐高祖學其書，故其子太宗，亦愛好王羲之書法也。”

他的《北碑南帖論》里說：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託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摹習。唐修晉書，南北史傳，於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為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

“帖者始於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跡，皆歸之帖。今閣帖如鍾、王、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尚。字全變為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 東晉民間墓磚，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 同時他又說：“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響壁虛造。”“北朝族望質樸，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肯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破體太多，宜為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

他又承認：

（一）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

（二）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

可見他的碑帖長短論，說得非常開明。不過，我們從這兩篇文字中看來，他的南北分派立論，不論從地域上，或是就人的單位來說，他作的系統的說法不能圓滿，恐怕事實上也無從圓滿。而且會越弄越糊塗的――因為地與人的分隸與各家書品的分隸，要由南北來劃分得清清楚楚，其困難極大，甚至不可能。正和其它學術方面，得劃分南北派，或某派某派差不多。我們試就碑帖的本題來說，比方拿顏魯公的作品來講，《家廟碑》、《麻姑仙壇記》、《顏勤禮》等，是碑；《裴將軍》、《爭座位》、《祭侄稿》、《三表》等，是帖。就人說，他是山東人，屬北派；就字型說，他的字型近《瘞鶴銘》，應屬南派。現在姑且不談魯公，即使在阮氏自己兩文中的鐘、王、歐、褚諸人，他們的分隸歸屬不是已頗費安排，難於妥貼了嗎？至於他說到帖的統一天下，是歸功於帝王的愛好，這也僅是見得一方之說。固然帝王的地位，可以使他有相當的影響，但我覺得書法的優劣和書體，在當時的流行是主要的影響。右軍的書跡，為歷代所寶，唐宋諸大家，沒有一個不直接、間接淵源於他。《淳化閣帖》一出，影響到後來的書學。但王帖的風行和他之所以被稱為書聖，決不是偶然的事。一方面是王字的精湛，如羊欣論羲之的書法說是：“貴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眾長，備成一家。”這樣的稱讚，似乎也決與親情無關。另一方面社會上套用最多的，不消說是正書和行書。而正、行的極詣，又無人否認是王字。所以王字的盛行，亦自屬當然的趨勢，初未必由於帝王的愛好。誠然，我相信以帝王的地位而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也可以風靡一時。但是，說因為帝王提倡石工、陶匠的字，便要永為世法，那我覺得是可疑的一件事。

阮氏之說開了風氣後，到了包、康二人，索性樹起了尊碑抑帖、尊魏卑唐的旗幟來。他們雖然都祖述於阮氏，但是已經走了樣。他們二人的學術，既頗粗疏，態度又很偏激，修辭不能立誠，好以己意，逞為臆說之處很多。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終欲以石工陶匠之字，並駕鍾、王。如慎伯論書，好作某出自某的源流論，說得似乎探本窮源，實則疏於史學，鑿空荒謬。長素把造像最惡劣者，像齊碑雋修羅、隋碑阿史那，都贊為妙絕。龍門二十品中，又深貶優填王一種，都是偏僻之論。

為什麼說包、康二人尊碑抑帖的最大論證處，祖述於阮氏呢？阮氏怎樣說的呢？在他的《南北書派論》中有一段：“宋帖輾轉摹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跡，並由虛造。鍾、王、郗、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

本來世人厭舊喜新的心理，是古今未必不相及的；以耳代目的的輕信態度，也是古今不肯用心眼、腦子的人所相同的，所以其實是屬於一種研究性的文字，人們便信以為鐵案。阮氏的兩篇文章，大概慎伯、長素，讀了以上幾句，未加詳細研究，一時觸動了靈機，便好奇逞私，大事鼓吹，危言阿好，而後人又目為定論。其實關於閣帖的謬誤，治帖的，如宋代的黃思伯便有《閣帖刊誤》，清代的梁山舟有《淳化秘閣帖考正》，都在阮氏之前，阮氏當然都已經讀過了。至於碑的作偽與翻刻，本來就和帖的情形一樣。而拓本的好壞，那是治帖的人和治碑的人都同樣注意和考究的。

為什麼說包、康二人的修辭不能立誠呢？因為很稀奇的是，他們叫人家都去學碑、學魏，而自述得力所在、津津樂道的卻正是帖――見《述書篇》（慎伯）、《述學篇》（長素）那豈不是正合著俗語的所謂“自打嘴巴”么。

我往年讀慎伯、長素的論著，頗欲作文糾謬。後見 朱大可君有《論書斥包慎伯、康長素》一文（東方雜誌二十七卷第二號《中國美術專號》）真可謂先得我心，那篇文章，實在是有功於書學。他的論證非常切實，原文相當長，這裡不引述了。諸位研究到這個問題，那正是一篇重要的參考資料。

我對於碑、帖的本身的長處和短處，大體上很同意阮氏的見解。因為我們學帖應該知道帖的短處；學碑也應該明白碑的短處。應該取碑的長處，補帖的短處；取帖的長處，補碑的短處。這正是學者應有的精神，也是我認為提倡學帖的和提倡學碑的，互相攻擊是毫無意義的理由。對於如何比較兩者的看法，我認為：

（一） 碑與帖本身的價值，並不能以直接書石的與否，而有所軒輊。原刻初拓，不論碑與帖，都是同樣可貴的。

（二） 碑刻書丹於石，經過石工大刀闊斧的錐鑿，全不失真於原書毫釐，也難以相信。

（三） 翻刻的帖，佳者尚存典型。六朝碑的原刻，書法很多不出書家之手，或者竟多出於不甚識字的石工之手。

（四） 取長補短，原是遊藝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發展。

因此，我認為碑版盡可多學，而且學帖必須先學碑。碑沉著、端厚而重點劃；帖穩秀、清潔而重使轉。碑宏肆；帖瀟散。宏肆務去粗獷；瀟散務去側媚。書法宏肆而瀟散，乃見神采。單學帖者，患不大；不學碑者，缺沉著、痛快之致。我們決不能因為有碑學和帖學的派別而可以入主出奴，而可以一筆抹殺。六代離亂之際，書法乖謬，不學的書家與不識字的石工、陶匠所鑿的字，正好比是一隻生毛桃，而且是被蟲蛀的毛桃。包、康兩人去拜服他們合作的書法，那是他們愛吃蟲蛀的生毛桃，我總以為是他們的奇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