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浙東學術》原文及翻譯

章學誠

原文：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為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理以為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為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論，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有刪改）

譯文/翻譯：

浙東的學術，雖然出自婺源縣，然而自袁燮、袁肅、袁甫之後，大多推崇江西陸氏（陸九淵、陸九齡），並且精通經學，熟諳傳統文化，絕不空口談論道德性情，所以不違背朱熹的教誨。等到王陽明，闡發孟子的良知的觀念，又和朱熹的學說矛盾。蕺山劉宗周，以良知的觀念為本發展為慎獨的觀念，與朱熹的觀點不同，亦不相互詆毀。梨洲黃氏，出自蕺山劉宗周門下，而廣開萬氏弟兄經史的學問；以至於全祖望等尚保存繼承他的意旨，尊崇陸九淵同時又不違背朱熹。只有西河毛氏，闡發關於良知的學問，很有所得；但因為持有門戶派別的偏見，對朱子過分地加以攻擊，即使是浙東人，對他也不以為然。
世人推崇顧亭林，把他當做開國儒家的宗主，然而這自然是浙西的經學。不知道同時有黃梨洲，出自浙東，雖然地位與顧亭林並列，可是往上以王、劉為宗，往下廣開二萬經史的學問，與顧氏相比較，源遠而流長。顧亭林尊崇朱熹，而黃梨洲尊崇陸九淵。大概不是講學專家，各持門戶的成見的人，所以互相推舉佩服，而不是互相非議詆毀。求學的人不可以沒有宗主，可是一定不要有門戶之見；所以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相違背。浙東重視專門之學，浙西崇尚淵博雅正，各自根據自己的學風特點去研習。
研究天與人、性與命的學問，不可用抽象的言辭來講啊。所以司馬遷本著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說，寫出了有益於治國安邦的著作（《史記》）。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賦稟性，卻又抽象地談論義理來作為（治學的）功績，這就是宋明理學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譏諷的原因啊。孔子說：“我要把我的思想託付於空洞的理論，倒不如在敘述具體歷史事件中體現出來深切彰顯啊。”這就是《春秋》為什么可以有助於治國的緣故啊。聖明像孔子，言語代天行教化，尚且不以空洞的話取勝，何況別人呢？所以善於說天與人、性與命，沒有不切合於社會現實的。夏商周三代的學術，只知道有史學而不知道有經學，是因為它切合社會現實啊；後人看重經術，（也）因為它就是三代的歷史啊；近代儒者談論經學，好像在社會生活之外，另有所謂的義理啊。浙東學術，談論性與命的必考究於歷史，這是它卓然自立的原因啊。
朱熹和陸九淵持議不同，為門戶之見大加攻伐，（他們的爭論）是多年以來束縛人們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以來（阻礙）學術的荊棘啊。推究他們爭論的緣故，是因為他們只是空話沸騰而不切合世事罷了。明了史學本於《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來治理國家的，就應該知道性與命的學問不能空說，而談論學問的人一定要有實事可做，不但是沒有門戶之見可持，而且沒有渠道持門戶之見啊。浙東學術，雖然源流是一樣的，但因為他們的境遇不同，所以在現實中的表現（也不同），王陽明發揮它而立了功績，劉宗周發揮它而成就了氣節，黃宗羲發揮它而隱居不仕，萬氏兄弟發揮它而治經著史。雖然同出於一個源頭，而表現出來的形態卻有很大差別，這是因為他們各自有事可做的緣故啊。那些不做應該做的事，而只是空論天賦稟性，空談學問，（他們的學說）就像黃茅白葦，面目非常相像，不得不創立不同的門戶，來表示自家的見解而已，所以只有淺陋的儒者才爭門戶之見啊。
可能有人說：功績氣節，真的可以和著述相提並論嗎？回答說：史學之所以可以資治，（因為它）本來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例如六經，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輩認為成就沒有大過《春秋》的，正是因為它切合當時的社會現實啊。後來的人說到著述的，捨棄今世而迷戀古代，捨棄社會現實而談論性命天人，則是我不得而知的了。治學的人不懂得這個道理，不足以言史學啊。整輯排列，稱之為史纂，相互參證、深入研究探討，稱之為史考；（這些史料的整理及史實的考證）均非史學的目的。
章學誠《浙東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