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書篇

【題解】

案書，就是評書。本篇列舉了從先秦到東漢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們的優劣之處。評論涉及的是劉向的《七略》顧及不到的地方。從評論中可以看出，王充主張著書立說必須“得實”，而不應該“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必須有益於“富國豐民，強主弱敵”，而不應該“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必須揭露和解決矛盾，因為“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對“言非是偽”的東西，要“剖破渾沌，解決絲亂”，使“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而不應自相矛盾，兩說並傳，文意難曉。對古今作者和著作的評論，王充反對“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他認為，“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才有深淺，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凡是真知灼見，無論古今，都應肯定。“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今人同樣能進入聖賢之列。本篇所論的某些具體問題不一定正確，但他提出的如實評價作者和作品的主張，至今仍有可取之處。

【原文】

83·1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qing6*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注釋】

右：尊崇，信奉。古代以右為尊。

此文疑有誤。《日鈔》引作“自相乖反”。本書《薄葬篇》云：“墨家之議，自違其術。”關於這個問題，王充在本書《薄葬篇》中有詳細的評論。

“審”字下疑脫“死”字。上文有“使鬼非死人之精”，正與此相應。有：疑當作“右”，形聲相近而誤。《薄葬篇》云：“雖右鬼，其何益哉？”語意正與此同。

【譯文】

儒家的創始人是孔子。墨家的開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傳下來而墨家之法廢棄不用的原因，是因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張難從。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墨家主張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違背了實際情況，當然難以順從。矛盾到何種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變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會知道。現在墨家認為鬼確實是死人的精神變的，優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屍體，這是對死人的精神優厚而對死人的屍體薄待啊。薄厚不相稱，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會生氣而降下災禍，即使尊崇精神變的鬼，鬼最終也會因為薄待了屍體而懷恨。人之常情是想往優厚而憎惡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樣如此。採用墨子的主張，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極少來而禍反而常來了。以一種情況來推論其它各種情況，墨家的主張，大都屬於此類自相矛盾的情況。所以墨家的主張廢棄而不流傳，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文】

83·2《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11），條事是非（12），《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13），范叔章詘（14），《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15），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16）。《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17），《左氏》之外傳也（18）。《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複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19）。

【注釋】

《春秋左氏傳》出於孔壁，本書《佚文篇》說同，恐非事實。

孝武皇帝：漢武帝。本書《正說篇》作“景帝時”。有關史書記載亦互有出入。穀梁寘（hì志）：即穀梁赤。胡毋氏：胡毋是複姓，這裡指胡毋子都，漢景帝時，因精通《春秋公羊傳》，當過博士。《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子卿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

《禮記》：是漢儒解釋《禮經》（即流傳至今的《儀禮》）的一部著作，因為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所以王充說它“造於孔子之堂”，有掌握孔子的思想已達到登堂入室地步的含意。二書：指《禮記》和《史記》。

不相合：指與《禮記》、《史記》不相符合。

諸家：指《左傳》之外的其他解釋《春秋》的各家。

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左傳》杜預疏引《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太平御覽》卷六一六引桓譚《新論》：“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誦讀。”

光武皇帝：漢光武帝劉秀。

（11）陳元：漢光武帝時曾任郎官。范叔：應為“范升”，下並同。范升：漢光武帝時曾任議郎，博士。陳元與范升議立《左氏》博士事，並見《後漢書》本傳。

（12）事：這裡指立《左傳》博士一事。《左傳》只在西漢末和新莽時立過博士。新莽滅亡後，《左傳》博士也被廢除。漢光武帝，又議立《左傳》博士，陳元很贊成，而范升則極力反對，兩人接連上書朝廷，辯論是非。

（13）訥：疑當作“納”，形近而誤。陳元言納：《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詣闕上疏爭之。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事，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

（14）詘：同“黜”。排斥，摒棄。

（15）言多怪：指《左傳》中記有許多關於占卜、占夢的事。

（16）返：疑當力“反”。涉違字而誤。不語怪力：見《論語·述而》，全文是“子不語怪、力、亂、神”。

（17）《國語》：相傳為左丘明著的一部國別史，內容以記西周末年和春秋時期各國貴族官吏、政客的言論為主。

（18）《左氏》之外傳：相傳《左傳》和《國語》都是左丘明所著，前者被認為是解釋儒家經書《春秋》的，所以又稱《春秋內傳》，後者被認為是補《左傳》之不足的，所以又稱《春秋外傳》。

（19）實書：疑當作“寶書”，古稱良史為寶書。

【譯文】

《春秋左氏傳》，大約是出現於孔子住宅的牆壁中。漢武帝時，魯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來修建宮室，得到失傳的《春秋》三十篇，這就是《左氏傳》。公羊高、穀梁置、胡毋氏都講解《春秋》，各立門戶，自成一家，只有《左氏傳》比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禮記》出於孔子後學者之手，太史公是漢代通曉古今的人，左氏的說法與《禮記》和《史記》是相合的，而公羊高、穀梁置、胡毋氏的說法則與這兩部書不符合。再說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時代較遠，時代相距遠的不如近的，傳聞的不如親眼所見到的。劉子政欣賞《左氏》，他的童僕妻子都能誦讀《左傳》。漢光武帝的時候，陳元、范升接連不斷地上書，陳述立《左傳》博士一事的是非，於是《左傳》博士就設立了。不久范升由於犯罪而罷了官。陳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辯論是非，力量綽綽有餘。陳元的建議被採納，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傳》符合《春秋》的本意，這就很清楚了。《左傳》記了許多怪事，稍為與孔子“不談論怪異暴力”相違背。《呂氏春秋》也是這種情況。《國語》是《左氏傳》的外傳。《左氏傳》解釋《春秋》經，辭語還比較簡略，所以又選取《國語》的辭語去充實。這樣說來，《左傳》和《國語》是世間儒生的兩本寶貴的書籍。

【原文】

83·3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強主弱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11），豈《蘇秦》商之所為邪（12）？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13），自黃帝轉相生（14），不更稟氣於天（15）。作《殷本紀》（16），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17），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記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注釋】

公孫龍（約前320～前240年）：戰國後期名辯思想家（邏輯學家），字子秉，趙國人，比惠施稍後。曾說燕昭王、趙宣惠王偃兵，被平原君奉為上客，鼓吹“名辯”。在思維邏輯上，其基本命題為“別同異”，著眼於“別”而不在於“合”。從嚴格區別事物共性和個性出發，把“同”與“異”的矛盾絕對化。認為思維中的一切屬性可以脫離本質而存在，從而提出了“離堅白”、“白馬非馬”等命題。著有《公孫龍子》、《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四篇，宋代時已亡七八篇，今存六篇凡一千九百餘字。《堅白》：《公孫龍子》中的一篇。

較：通“校”。考校，研討。

三鄒衍：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當作“三鄒子”。三鄒子：指鄒忌，鄒衍、鄒奭，都是齊國人。鄒忌曾任齊威王的相，與鄒衍、鄒奭都是陰陽五行家。

瀇（wǎng往）洋：汪洋。

《耕戰》：指《商君書》中的《耕戰篇》，今傳本作《農戰》。

《輕重》：指《管子》中的《輕重》甲乙等篇。

鄒衍之書：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鄒衍的著作有《鄒子》、《鄒子終始》，今皆佚失。據文意，此文疑當作“與公孫龍、鄒衍之書不可並言，而太史公兩紀”。“公賞罰”為“公孫龍”之誤，又誤奪在“與”字上，脫“不可”二字。

張儀：參見11·3注。蘇秦參見11·3注。

各：疑當為“秦”之誤字。

兩傳其文：指司馬遷在《史記》中保存了有關蘇秦之死的兩種說法。《蘇秦列傳》說蘇秦在齊當客卿，齊國大夫同他爭寵，派人把他刺死。《張儀列傳》說，蘇秦在齊做官，與燕國通謀破齊，事情敗露後，被齊王車裂而死。

（11）東海：郡名，在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張商：漢無張商補《史記》者，“張商”當作“馮商”。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續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又據《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記載，漢成帝時，有長安人馮商曾奉命續《史記》。據此，則當作“馮商”無疑。

（12）《蘇秦》：指《史記》中的《蘇秦列傳》。

（13）《三代世表》：《史記》中的一篇，記載從黃帝到西周厲王時代的世系。（14）轉相生：輾轉相生，一代生一代。

（15）不更稟氣於天：意思是並非另外從天承受某種神怪之物的精氣而出生的。（16）《殷本紀》：《史記》中的一篇，記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17）《周本紀》：《史記》中的一篇，記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譯文】

公孫龍寫《堅白》之論，剖析言辭，致力於語句的曲折，沒有在道理上進行探討，對於治國毫無益處。齊國有三鄒子的著作，內容似汪洋而無邊際，書中言辭少有證據，卻多有驚人耳目的言論。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誇張狂妄，沒有真實正確的驗證；浮華虛妄誇大荒誕，沒有詳細明察的內容。商鞅輔佐秦國，寫了《耕戰篇》；管仲輔佐齊國，寫了《輕重篇》。他們的著作有益於使老百姓富足使國家強盛，使君王自強敵人削弱，公孫龍與鄒衍的書不能與它們並稱，而太史公把它們一起記載下來，讓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從什麼。考察張儀和蘇秦處在同一時代，關於蘇秦的死，張儀本來是知道的。張儀了解蘇秦的情況很清楚，應該依照張儀的說法，來確定他死亡的真實情況，而《史記》的說法卻不明確，記載了有關蘇秦之死的兩種說法。東海郡的馮商也曾續寫《史記》，《蘇秦列傳》大概是馮商寫的吧？否則，為什麼兩種說法矛盾得那么厲害呢？《三代世表》稱五帝、三王都是黃帝的子孫，從黃帝開始輾轉相生，並非是另外從天承受了某種精氣而出生的。寫《殷本紀》，說契的母親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產卵，契母吞下燕卵，於是生下了契。寫到《周本紀》說后稷的母親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腳印，踩了巨人的腳印就懷孕，生下了后稷。看《三代世表》，那么與后稷，確是黃帝的子孫；讀殷、周《本紀》，那么契與后稷卻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氣所生的。二者不能有兩種說法，而太史公卻一併記載不加以區別。考察帝王的妃子，不應該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說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腳印，這是違反了尊貴者應遵守的禮節，混淆了是非的說法。

【原文】

83·4《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採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11），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12）。獨為亢旱求福，不為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為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注釋】

《新語》：參見39·8注。

相被服：形容受影響之深，如被子、衣服貼在身上一樣。《資治通鑑》卷十八胡註：“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

參貳：同“三二”。指可與經傳合成為三，或與其中之一合成為二，意思是可以與之並列。闕：通“缺”。

參見本書《明雩篇》、《亂龍篇》。

不夏效之祀：當作“夏效不祀”。夏郊：傳說夏代在祭天時以夏禹的父親鯀配祭，這種祭祀稱為“夏郊”。

晉侯：指春秋時期晉國國君晉平公。據說有一次晉平公生病，子產認為是由於沒有祭祀鯀的緣故。後來按子產的主張祭祀了鯀，於是晉平公的病就好了。對此王充曾在本書《死偽篇》中進行過批駁。

再：疑為“可”字之誤。

亢陽：陽氣過盛，這裡指君王驕橫。

復改：據本書《順鼓篇》“人君亢陽致旱”，當作“致旱”。

（11）變復：災害消除，回得原狀。

（12）王充在這裡的觀點，與《寒溫篇》、《譴告篇》、《治期篇》截然相反。

【譯文】

《新語》這部書是陸賈寫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響的著作，說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書中的言論可以採用施行，敘事流暢足以供人觀賞。鴻材大智之人的言論，可以與經傳並列，即使是古代聖人的言論，也不能對它有什麼超過和增加。陸賈的著作，不見遺散殘缺，而董仲舒說通過舉行雩祭可以感動上天，堆制土龍可以招致降雨，讓人很難理解。旱災到來就舉行雩祭，而郊祭時不以鯀配祭，難道這是晉侯的過失嗎？這是由於政治偏離了正道，導致陰陽之氣不調和。晉國廢除了郊祭時對鯀的祭祀，晉侯因此病重臥床不起，採用了鄭子產的主張，祭祀了鯀，晉侯的病就好了。如果確實沒有舉行雩祭，沒有堆制土龍，讓晉侯遭禍，這樣說是可以的。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災，就應該用改善政治的辦法來使旱災消除。政治上失誤，又去舉行雩祭，堆制土龍，有什麼益處呢？《春秋》公羊氏的說法是：“君王行為驕橫，就足以招致旱災。”陰陽之氣相混雜，旱澇災禍交替發生，天道本來就是如此的，為什麼要去舉行雩祭、設制土龍呢？是因為舉行雩祭神高興嗎？有時候雖然下了雨，然而酷熱的天氣並沒有改變，旱災沒有消除，舉行雩祭能消除旱災回復原狀的道理，又如何運用呢？況且天氣的寒溫與旱澇災害相同，都是由於政治所引起的，其罪過在於人。唯獨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為寒溫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如果應當報答寒溫的恩德而又去舉行祭祀，那么也應該用舉行雩祭、設制土龍的辦法來改變天氣的寒溫了。高才博學的人，對雩祭可以感天，土龍可以致雨這兩種觀點請姑且存疑吧。

【原文】

83·5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云，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云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雲“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云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11）。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12），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13），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14），必將有義，未可怪也（15）。

【注釋】

諸子：《法言·君子篇》：“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

河漢：黃河、漢水。這裡用以形容司馬遷和揚雄的學問博大淵深。

涇渭：涇河、渭河。這裡用以比喻其他人不如司馬遷和揚雄。

北：當作“比”，形近而誤。三：據文意當作“二”。以董仲舒比方子長、子云二人，不當言三家。

董仲舒亂我書：據說這是孔子臨死時留下的遺言，其實完全是後人的捏造。參見《實知篇》，王充在該篇中力斥此語之妄。

二語：指“煩亂”和“整理”兩種說法。

及：據文意，當作“僅”，形近而誤。

師摯：春秋時魯國的樂師，名摯。始：樂曲的開端，序曲，一般由樂師演奏。《關雎（jū居）》：《詩經》中的第一首詩。亂：樂曲的結尾一段，一般是合奏。《論語·駢枝》：“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

洋洋：形容樂音豐富優美。引文見《論語·泰伯》。

（11）於：於字無義，當作“終”，手書形近而誤。

（12）皮：指班叔皮，即班彪。參見39·12注。

（13）有“亂曰”章：先秦兩漢辭賦，最後一章常用“亂曰”兩字開始。《離騷》“亂曰”，王註：“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旨，總撮其要也。”《魯語》亦以《商頌·那篇》之卒章為“亂”。韋註：“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王充訓“亂”為“終”，與王逸注異。

（14）始：據章錄楊校宋本，當作“治”。

（15）王充對雩祭和設土龍的看法，參見《明雩篇》、《亂龍篇》。

【譯文】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認為超過了諸子。漢代寫書的人很多，司馬遷、揚雄如黃河漢水一樣博大淵深，其餘的人不過像涇河渭河一樣。然而司馬遷很少有主觀臆斷的解釋，揚雄沒有庸俗的評論。董仲舒說道論述很傑出，比起司馬遷、揚雄二人來他更為高明。讖書上說“董仲舒整理髮揮我的著述”，這大概是孔子說的。讀讖書的人有認為“亂我書”的意思，是弄亂孔子的著述；有認為“亂”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同是一個“亂”字，整理與異亂兩種含意，相差得太遠了。然而讀讖書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了根本的事實，所以就解釋錯了。說董仲舒“煩亂孔子之書”，這句話是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說董仲舒“理孔子之書”，這句話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聖人門下，弄亂或整理孔子的書，司馬遷和揚雄沒有這種說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誠實，了解事物違反了實情，兩種說法游移不定，翻來覆去不安穩。考察董仲舒所寫的書，沒有違背儒家的規範，沒有違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說“煩亂孔子之書”的人，是錯的；孔子的書沒有弄亂，那些說“理孔子之書”的人、也是錯的。孔子說：“在師摯開始演奏的時候，在結尾演奏《關雎》的時候，耳里充滿了豐富優美的音樂。”所謂“亂”，其實是指總結孔子的言論。孔子生在周代，開創了儒家學說；董仲舒生在漢代，總結了孔子之後的儒家學說，把道理都說盡了。班彪續寫《太史公書》，大約就是這個含意；賦頌的篇末有“亂曰”這一章，大約就是這類情況。孔子學說的全貌，是經過董仲舒的闡述而最後確定下來的，因此，董仲舒所說的搞雩祭設土龍，一定有它的道理，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原文】

83·6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眾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並記，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11），解決亂絲（12），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13）”。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14）；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注釋】

引文見《孟子·滕文公上》。

步：慢走。騶（hòu宙）：通“驟”。快跑。

世疑：指沒有定論的疑難問題。

有人於此：暗指王充本人。

騄（lù路）：騄耳，一種千里馬。

《四難》：指《韓非子》中的《難一》、《難二》、《難三》、《難四》四篇文章。桓寬：字次公，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人。自幼研究《春秋公羊傳》，漢宣帝時被推舉為郎，後任廬江（郡名，今安徽廬江西南）太守丞。學識淵博，善文章，曾根據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鹽鐵會議的記錄，把雙方互相責難的問題，補充、加工、整理，再用對話體形式編撰成《鹽鐵論》六十篇。

卿：指漢代中央主管司法的高級官吏“廷尉”。

全：通“詮”。訂正。

據本書《薄葬篇》“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宜”當作“肯”。

（11）渾沌：形容糊塗不明的事物。

（12）亂絲：比喻雜亂無章的事物。

（13）引文參見《說苑·至公》。

（14）此句有誤，以下句例之，文句當為“則明其善以義其行”。

【譯文】

顏淵說：“舜是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顏淵唯獨仰慕舜，是因為自己的步調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記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談論道德政治，值得讚美。考訂世間之事，論說社會上的疑難，沒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達到的，而桓君山的論述就很難趕得上。驥與一般的馬足跡絕不相同，然而有些馬還是能趕上千里馬的。這裡有一種馬，足能行千里，終究不能稱為千里馬，是因它與驥的毛色不同。這裡有一種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論述可與桓君山並列，始終與二人不相稱，是因為姓名與他們不同。所以一般的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驥或騄，人們期望賢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桓君山的論述很難趕得上。兩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們的利與鈍；兩種論點交鋒，就能看出它們的是與非。所以韓非的《四難》，桓寬的《鹽鐵論》，是桓君山《新論》一類的書。社會上有人產生疑惑，說了錯話而肯定了虛假的東西，論述者給予核實訂正，所以是很難辦的。卿判決案件，獄吏斷定疑案，是非無法決斷，曲直無法分清，世人必然會認為卿和獄吏不稱職。至於論述，不致力於訂正疑惑，兩種說法一併記載，不肯作出明確的結論，與能夠剖析糊塗不明的事理，解決雜亂無章的事情，使言論沒有不可知的，文章沒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準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極小的善事，貶斥細微的惡行”。可褒獎的人，就宣揚他的美德稱讚他的善行；可貶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惡譏刺他的醜行。《新論》的道理，與《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原文】

83·7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鹹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攻、楊子云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迥、顏方，今尚書郎班固（11），蘭台令楊終、傅毅之徒（12），雖無篇章（13），賦頌記奏，文辭斐炳（14），賦象屈原、賈生（15），奏象唐林、谷永（16），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云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以言事；楊子云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17）。非、私同門（18），雲、鋪共朝，睹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19），實事貪善（20），不遠為術並肩以跡相輕（21），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云反《離騷》之經（22），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23）。《六略》之錄萬三千篇（24），雖不盡見，指趣可知（25），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注釋】

東番：地名，境域不詳。鄒伯奇：東漢人，生卒事跡不詳。臨淮：郡名，在今江蘇北部，安徽東北角。袁太伯：人名：生卒事跡不詳。袁文術：《江南通志》云：“《越絕書·外傳記》卷末有隱雲‘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為米，覆之以庚。’為‘袁康’二字。書為袁康作也。康，臨淮人，字文術，或曰字文伯。其書有《經》，子貢作；有《內經》，吳平作；其《外傳》與《記》，乃袁康為之。”袁文術名康，未知何據。會稽：郡名，東漢前期在今江蘇南部、浙江和福建。吳君高：參見16·9注。周長生：參見39·9注。

囊橐（tuó馱）：兩種口袋的名稱。大者長囊，小者稱橐。能知之囊橐：形容才智博大精深。《元思》：書名，已佚。

童：當作“章”，形近而誤。《易章句》：書名，已佚。

《鹹銘》：書名，已佚。

《越紐錄》：即今《越絕書》，袁康與吳君高合著。原書二十五卷，現存十五卷。記吳越二國史地及伍子胥、子貢、范蠡、文種、計倪等人的活動。多采傳聞異說，與《吳越春秋》所記相出入。《洞歷》：書名，已佚。

攻：當作“政”，形近而誤。

善：當作“蓋”，形近而誤。

廣陵：郡名，在今江蘇北部。陳子迥、顏方：王充同時代人，生卒事跡不詳。《揚州府志》：“陳子迥、顏方，皆廣陵人，與王充同時。”

（11）尚書郎：東漢皇帝秘書機構尚書台中擔任處理具體事務的官吏。

（12）蘭台：漢代宮中藏書的地方，它的長官稱“蘭台令”。據《後漢書》楊終、傅毅本傳兩人均未當過蘭台令，疑“令”字下脫“史”字。“蘭台令史”是蘭台令的屬員，整理圖書的官吏。楊終：參見38·16注

（13）篇章：指大部頭著作。按；王充與班固同時，班固著有《漢書》，王充寫本篇時可能尚未見到，所以如此說。

（14）斐炳：很有文采的樣子。

（15）屈原：參見2·3注（15）。賈生：參見3·4注。

（16）唐林：tang6*子高。參見37·4注。谷永：穀子雲。參見37·4注（17）侯鋪子：侯芭，字鋪子，揚雄的弟子，從揚雄習《太玄》、《法言》。（18）私：據遞修本當作“斯”。同門：韓非、李斯俱受業荀卿。

（19）此句意為：不根據作品產生的時代早晚而改變評價的標準。

（20）貪：仰慕不已。

（21）此句有衍誤。“遠”字、“術”字衍，當刪。

（22）《離騷》：春秋時楚國詩人屈原的代表作，後人尊它為《離騷經》。僅《離騷》之經：揚雄寫文章吊屈原，往往喜歡採用《離騷》中的話，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反離騷》。參見《漢書·揚雄傳》。

（23）以上兩句文有脫誤，大意是：一篇作品往往因為被駁難，反而使它更突出。

（24）《六略》：指西漢末年劉歆根據漢代國家藏書編成的目錄《七略》。全書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七個部分，其中“輯略。是總論。原書雖已失傳，但除“輯略”外，基本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共著錄書籍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劉盼遂認為有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卷。

（25）指：通“旨”。

【譯文】

社會習慣喜好珍貴古代而不重視現代，認為現代的書不如古代的書。實際上古代現代是一樣的，著書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論有對有錯，不分好壞而只是珍貴古代的書，這就是說古人比今人賢明。考察東番的鄒伯奇、臨淮的袁太伯和袁文術、會稽的吳君高和周長生這些人，地位雖然達不到公卿那么高，但確是才智博大精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看鄒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術的《鹹銘》、吳君高的《越紐錄》、周長生的《洞歷》等書，連劉子政、揚雄也不能超過他們。人的才智有淺有深，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這是不分新舊的。廣陵的陳子迥和顏方，當今的尚書郎班固，蘭台令史楊終、傅毅這些人，雖然沒有大部頭著作，但他們寫的賦頌記奏，言辭極有文采，賦就同屈原、賈誼的一樣，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樣，把它們放在一起來比較長處，其優美程度是一樣的。當今他們沒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後，他們就是劉子政和揚子云一類的人物了。韓非寫的書，李斯引用來議論事理；揚子云作《太玄》，侯鋪子隨著就宣揚它。韓非與李斯同在一個老師門下，揚子云和侯鋪子共在一個朝代，親眼目睹奇異之書，不根據作品的年代而改變評價標準，實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為是同時代的人就認為經歷平凡而瞧不起，喜愛奇特的書沒有止境，所以奇特的書名聲久傳不絕。揚子云反其意而用《離騷》中的話，並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於被非難，反而使它更加突出。《六略》著錄有一萬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見到，其宗旨還是大體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進行考訂並加以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