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 居士外集卷十一

◎經旨十八首
【易或問〈景祐四年〉】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說善乎？”曰：“善矣，
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求卦義，
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
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常怪而隱。是
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
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彖》、《象》，統言一卦
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
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
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順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為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
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
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
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
至於臀腓鼠豕，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
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
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
《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說一本於天乎？其兼
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
“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
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
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
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
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
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
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
以雲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
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
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
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
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
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跡之在物者，則據其跡曰
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
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
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
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
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
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
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
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
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
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
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
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
者不刊之書，范寧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
學者疑焉。
魯僖之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
“石隕於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
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
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
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谷》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
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
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
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
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
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眾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
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
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
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
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
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
獲麟”不書幾麟，“鴝鵒來巢”不書幾鴝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
鴝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
區于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
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曰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
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
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
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
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
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
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
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
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閒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
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
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
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
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
外閒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
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
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
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
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
《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
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
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
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
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
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
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
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
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
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
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啟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
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
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
鯀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
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弒，
《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
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
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
固無難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
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
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
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
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是明聖人本意乎！
《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
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
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
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
《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
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
為少，或失於疏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
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闊廣{宀遂}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
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
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
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
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
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
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
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
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
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
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
治亂而跡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
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
《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
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
之治而系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系
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
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跡之始也，列於《雅》、《頌》，
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跡殆矣。《雅》、《頌》焉不可混周
跡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
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
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
下，而淺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
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
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
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
《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
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
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
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遍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跡息矣。
《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
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
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雲者，《周》、《召》
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
若然，豈降之乎！太遽雲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
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
《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
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
《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
樂征伐不自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雲哉！而明《詩》者，
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
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
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
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
《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淺深雲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雲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
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雲者，周法
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雲者，魏本舜地，唐為堯
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雲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
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
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
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誕妄也！
推此以跡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
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
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
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
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
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
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眾不得而違也；會神
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
《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
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
《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
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
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
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
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
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
《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
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眾
人，眾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
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
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
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
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
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
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
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
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
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
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
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
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
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
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
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
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雲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
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
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
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減周，此不當疾。艷妻之
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
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雲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
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
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
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
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豳。豳，太
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
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南》之風。
《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
之詩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系已亡之國。晉
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鹹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
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
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
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
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
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于樂。於
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
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
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
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
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
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
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
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
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
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
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
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
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
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
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
《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眾說
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
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
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今夫學
《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
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時世論】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
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
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
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系之召公，
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牴牾。
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
《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
《桃夭》、《兔罝》、《芣苡》，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
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
《草蟲》、《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
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
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
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
皆不能合者也。
《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
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
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
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
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
《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
能合也。
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
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至於《關雎》、《鵲巢》
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
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群弟
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
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
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
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
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時世之失，周詩
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
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
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
意不類。蓋嘗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
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
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台》、《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
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
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
故於眾篇所述德化之盛，皆雲后妃之化所致。至於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
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
《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
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
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傷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
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
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
吾有取焉。
昔吳季札聞魯樂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
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
《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後受之，成王不敢
康。”所謂二後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
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
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
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
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
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
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
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
信其己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
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
易通，而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舍簡而從迂，舍直而從曲，舍易
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
明也。
余於《周南》、《召南》，辯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
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
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
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
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豳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
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
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
《頌》，詩人之意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
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太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
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
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
吾知鄭氏之說，自相牴牾者矣。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為《風》，
而鄭氏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
《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風》，諸侯之
事；雅，天子之事。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
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
為名未必，然則於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
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
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
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da6*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
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以為黷亂不驗之書，獨鄭
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
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
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風》耳，豳
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
《豳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
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
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為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
至於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
來獻其琛。”《閟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
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
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
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
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
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
魯亦與焉耳。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耳。十
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
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於楚，楚為伐齊，取谷。《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於是
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減項，反見執於齊。其所伐大國，
皆齊、晉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
焉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
會齊侯於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侯來會，謀救鄫爾。由是言之，淮夷
未嘗服於魯也。
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
南艾荊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
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謬，而詩
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
荊，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
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於陘，而楚遂與齊盟於召陵，
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
銜璧降於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
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
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荊及群舒者，亦謬矣。由是言之，所謂“戎
狄是膺，荊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
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
見於《春秋》矣。
《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
《春秋》疏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吾固言
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
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
《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
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
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
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
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
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
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
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與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
《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隋而正之。惟《周南》、《召南》
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