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未央宮骨簽刻文（6）

4、草率化刻文。

與省減字結構密切相關的是草體化，這與手書體中的簡約草化書寫一致，所不同的是，潦草的簡牘墨書更多弧形圓轉筆畫，而在堅硬的牛骨上契刻，草、簡、快的刻法也以直線為主，於是，“Z、＞、コ、△”等結構常出現於骨簽上。李學勤先生分析：“骨簽刻得比較快，更反映了草化的趨勢，和當時兵器上比較常見的通行文字相似，這種趨勢表現很明顯。所以，它不但是隸書，還帶有一定的草書味道。”［7］比如，“元”、“定”的下部草作“Z”，“工”字也草作“Z”（08181號），“五”先寫一“Z”再加一斜畫，“糸”改作兩“△”加“十”，“第”之“弓”有時由斷開的四五字組成。骨簽“草法”中，一部分並非按手寫體（簡牘）草法，而實為遷就骨刻方便的變形草率刻法；另一部分則依據手寫體中的草寫規則，如06441、13355等號簽，有大量簡牘草體那種右弓形弧筆——這種弧筆顯然不如平直線好刻，刻者選擇曲弧線應該是來自平常手書體的習慣。

5、刻文面目多樣性。

雖然都是筆畫均粗的直勢點線，骨簽刻文仍然不止一式一格，這與它們出自較多刻手有關。日本學者小原俊樹詳細分析了骨簽刻風的多變：比如“三工官”刻風各異，河南工官的骨簽文字整體扁平，多用直線，刻工較細；潁川工官的骨簽文字偏縱長，參以曲線變化，工拙並存，草簡化較多；南陽工官的比前兩種更加草率。小原氏還指稱骨簽在避免字形雷同化上已初具意識，契刻已具備了文字造型表現意識或章法處理技巧。［8］同一字形體及刻法各不相同，主要因為刻手不同，而非著意表現“字形多變”；至於文字造型表現及章法處理意識，沒必要在狹小的骨簽上施展。

三、西漢骨簽與西漢箭桿刻辭比較

1930年西北科學考查團在居延邊塞發現箭矢實物，索馬斯特《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中記錄了9支殘箭的箭桿上有刻辭，這組箭編號為P.164第1至10號箭，除一支外，其餘都有刻字，箭桿直徑0.85厘米、長32.4厘米；都沒有箭鏃，部分殘存少許箭羽；箭桿兩端所髹黑漆和纏絲還殘存，字刻在纏絲和髹漆完成之後。據刻辭可知這些箭全是河內工官製造的，河內工官在造好一批箭後，可能在作坊內依據當時工官的慣例，於其中一支上刻寫各級督造和製造者的職務和名字，並加編號，這批箭經大司農或其他單位統籌，運往居延邊塞。這批河內工官造箭的時代在武帝至王莽之間。［9］

兩種刻字所記督造者、製造者職稱大體一致，如“工官令，丞，作府嗇夫，掾，佐，令使，冗工，工”等，可能有的記刻得詳細、完整（如潁川工官、南陽工官、河內工官所制），有的則記刻得較簡略（如河南工官所制）；箭桿刻辭上的年號因箭桿殘損、漆剝蝕太甚而不能完全辨識。

箭桿直徑不到1厘米，刻辭字徑約為桿徑一半，即字徑約0.4厘米，與骨簽字徑相仿；文字風格也與骨簽近似，不過比骨簽刻文更草率，連筆更多，且不少圓弧線條，字形橫扁，縱向密集；各支箭桿契刻法不同，並非出自一人之手。

內容體例一致性，應說明兩種器物為同一類種，即可旁證長安骨簽應為弓弩物件，即弓弩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