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晚年生活

于右任到台灣之初，髮妻高仲林及長女於芝秀在原籍，幼子於中令及其母沈建華留居上海(中令時年僅十餘歲，後送去台)，大兒子兒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陸、台灣、南美數處，音訊阻隔，頗以為苦。

于右任晚年在台灣，除了為亡友寫序、寫墓志銘，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參加詩會外，其餘時間便是讀書、看望朋友。後來由於腿有寒症，朋友上門的多，他到朋友家去的少，但也有幾位老友是經常走動的。

于右任在台灣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東路青田街，它是戰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質結構為主。大門是綠色油漆的，院落不大，有幾株老樹，還有幾盆海棠點綴其間。于右任的書房名叫“老學齋”。

由於來訪的客人太多，開支也大，加上每月總會碰到幾位窮朋友前來告貸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鬧起“饑荒”來。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長”，既難啟齒，也諸多不便，所以這類難辦的差事常讓老副官宋子才去辦。宋從大陸跟隨他到台灣，對老“院長”的為人十分了解，曾勸過老人，也在經濟上卡過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緊要關頭只得把自己的一點積蓄也貼上，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最後只好到處借債度日。

有一年，著名畫家張大千由國外回到台灣(張一直在巴西、美國居住，1977年始回台灣定居)，得知老人經濟很困難，主動接濟他一筆錢。老人和張大千是很要好的朋友。據說，這筆錢後來償還了宋子才平日所墊付的款項。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監察院”參加了開國紀念會以後，回首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傷。他在日記中寫下了對身後事的意見：

1月12日：“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在這一段日記旁自註：“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13日：“早想辭職，種種事故，做不清楚，滯留而又滯留，謂之何哉!”22日：“葬我在台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可見死的問題經常在他腦際縈繞。又過了兩天(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天微微明時，寫下了《望大陸》這首使人愴然涕下的悲歌：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老人寫了這首摧肝裂肺的哀歌之後，在人世間生活了兩年零九個月又十七天。

1964年5月1日，是他在世上度過的最後一個生日。

這一年的7月2日上午11時，老人支撐著病體，應台灣大專學校本屆畢業僑生之約，會見了12名僑生代表，同這些青年人談了“立志”的問題。

不久，他生病住院。在醫院的三個月里，于右任曾試圖寫份遺囑，據身邊的人說他寫過好幾次，因心緒不寧，寫了又撕，撕了再寫。在那種情況下，能寫點什麼呢?所以最後于右任沒有能夠留下遺囑。

11月10日晨，他的血壓開始下降，心音減弱，心跳不規則，脈搏及呼吸先快後慢，身邊的人呼喚他不再有任何反應，醫院施用各種方法搶救，已氣息微弱。

當晚8點正，于右任先生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