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蘇軾列傳》（一）a原文及翻譯

宋史
【原】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
慶曆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
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
【譯】熙寧二年，蘇軾回到朝廷。王安石執政，向來厭惡蘇軾的議論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做判官告院。熙寧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舉、興辦學校，皇帝下詔叫翰林學士和知制誥，史館、昭文館和集賢院的官員商議。蘇軾上折發表議論說：
求得人才的道路，在於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於注重實際。假使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的英明，朝廷有注重實際的政策，那么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嘗沒有人才，何況學校和科舉呢？即使沿用現在的辦法，我以為人才還有餘。如果君主和宰相沒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實，即使在公卿和侍從之臣中也會常常憂慮沒有人才，又何況學校和科舉呢？即使恢復古代的制度，我以為還是不夠。至於時代有可行與不可行，政事有隨時廢興的不同，正是合適的時候，即使是暴君也無法廢除，等到不再適用時，即使時聖人也無法恢復。所以風俗的變化，法律制度就跟著改變，好像江河的改道，強求復舊，就難以奏效了。
慶曆年間開始設立學校，到了今天，僅存空名。現在要改變當今的禮制，更改當今的風俗，又要發動百姓來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財物來養活遊學的士人。在方圓百里之內，設官員立教師，刑獄之事在這裡審判，軍事問題在這裡討論，又要選汰不服從教化的人驅逐到遠方去，那豈不是徒然製造紛亂，使天下人愁苦嗎？至於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對現在有所裨益，那和慶曆時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認為今天的學校，但可因循舊制，沿用先王的舊制度，不在我們這代廢去就夠了。至於科舉的辦法，實行了一百年，國家的治亂和盛衰，根本不由此決定。陛下看祖宗的時候，科舉的辦法，和今天的比起來哪一個更精？言語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一個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個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哪一個更處理得好？把這四點的優劣一比較，那爭論就可以解決了。
現在想要改變的不過是這幾點：有的說鄉試選拔人才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詞，有的說專取策論而免試詩賦，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試卷，有的想使應試者免考帖去部分經文默寫字句而考大義，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請陛下留意在長遠的、重大的事情上，這些區區的方法又何相干。我又實在有過於憂慮的方面。那些關於人性天命的說法，從子貢開始就沒再聽說，而現在治學的人，以不說人性天命為恥，讀他們的文章，大而無當不可追根問底；看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卻沒有顯著的特徵加以斟酌，這難道真能如此嗎？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縱而喜為怪誕而已。陛下又要怎樣使用他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