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有味道的樓蘭殘紙（5）

七、樓蘭殘紙中的練字紙

樓蘭文書中的練字殘紙不少，絕大多數為紙質，時間大多為十六國時期，我們將這些練字紙做簡要書體統計，統計顯示其書體集中於今草、行、楷，隸書、章草極少，草、行、楷三體比例大體持平。練字紙說明當時人們練書習字之風非常盛行，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練新體楷、行、今草，亦可佐證新體流行程度。

孔紙31.2正背均為習書字跡，至少出於兩人手筆。該紙背面以楷、行書為主，另有幾個草字。其楷字屬今楷法，行筆堅定粗獷，幾個“頓”的“頁”之橫折部頗另類，像“丁”形，似兩筆寫成，而非規範的折部寫法；點線沒有過多藏、調鋒類動作，顯得直截了當。該殘紙正面則出於另一位書者，“首、白、洶、無、十”等楷字頓挫分明，點畫起止頗顯規矩，很有鍾繇、二王楷書的技巧與風致；紙右中部的“十月九日白”等大字筆畫粗重，豎筆折逆鋒起筆，訖筆回隱鋒，行鋒有跡而毫芒不顯，橫畫起止無痕，潤澤含蓄，可謂典型完美的橫、豎筆；這幾個大字看上去和左部的“首、白、洶”等字雖不相似，其實應是一人書寫，這從“白”字寫法可以看得出，特別是“白”首畫“丿”的寫法——同一書者訓練一種書體（如楷書），且同樣工謹書寫，也會有不同面貌。古人操毛筆書寫，日夜為之，一生為之，甚至“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他們筆下的墨跡世界遠比我們以為的要豐富，一個民間普通書手或基層胥吏，能夠寫出不同風格的書跡，這很自然。這種情況既給今人探究古代墨跡以豐富的實物資料，也因其書跡複雜性常令人困惑，今天的研究者須以多樣性的、流變的、發展的、辯證的觀念看待字型尚處於變動期的古人書跡，像孔紙31.2這樣，背面樸拙的字跡和正面新妍的筆法並不代表它們有時間先後之別（它們基本是同時期字跡），該紙正面妍俏、粗厚兩組楷字其實出於同一人之手。

同近期字型“新舊”間的差異也在習字紙上反映出來，這些紙書大多為十六國前期之物，時間間隔並不大，這種“新舊”之別實屬個人書寫技巧與習慣上的。孔紙33.2背面中下部的大字，粗長捺筆如掃帚般不成型，豎筆一拓直下含隸意，“及”的“丿”頭尖尾粗——書寫水平低劣、舊有寫法的慣性影響、新體技術的不成熟不到位等，造成這種情況。

從當時識字習書的重要範本《急就篇》的練習殘紙，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新、舊體仍存在不同的認知和接受程度。樓蘭《急就篇》殘紙由馬紙171、172、173等殘片組成，正背面皆為《急就篇》起首部分。正面似為範本模樣，用了兩種字型：先是四行含隸意的楷書，再用章草重寫之，似乎在以正、草兩體做示範。背面為習書者筆跡，基本依正面楷字模樣照寫，寫得樸拙稚氣，且字型較大。《急就篇》作為漢代傳續而來的字書，其古體（隸、章草）特色一直比較濃郁，即便到了新體流行的魏晉時期，人們習寫《急就篇》時仍以隸意為之。樓蘭《急就篇》殘紙正背兩面的正體字，是以時書（今楷）抄寫本應是隸書體的內容，或是對隸體母本的楷書化理解、發揮，於是才有了這種兼楷兼隸的字跡。該殘紙正面草字為含波磔的較規範的章草，應是基本依照舊母本（有可能出自漢末或更早）之法所書，或表明魏晉時代古體草書在人們心中仍占相當分量。

關於習字所依據的新體範本，有研究者認為必是由內地傳入西北邊垂的。我們認為，習書範本應是多種多樣的，來源也是多渠道，包括內地傳入和當地楷模。其主要的背景是，新體楷、行、今草的發展成熟，自中原至邊遠地帶，漢末三國西晉間，大體依同步進變態勢；同時期同地域內，有著新、舊寫法的差異，這在海內各地都存在著；誠然，比較而言，中原地區的新體發展應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從書寫主體看，士人名家的楷范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河西地區東漢即是書法、特別是草書發達地區，之後，早期楷、行、今草在這一地區的發展也不會落後於其他地區，例如，“蘭州伏龍坪東漢紙書”（早期楷書），其新體含量不亞於同近期的東牌樓簡牘。在書家之名人效應尚未步入熱潮期的西晉以前，中原書家的影響雖然存在，但不是唯一的示範標桿。所以西北地區人們學書取法，既有內地楷模（名家書跡以及官府公文、書信等），也應有當地的書寫楷則。（本文刊於《中國書法》2013年第6期，此處為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