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篆書《會稽刻石》（2）

【資料參考】：秦刻會稽碑考釋

□李鐵華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建立，與此同時實行了“書同文”，將以先秦石鼓文、籀文為母體的秦系文字刪繁就簡，用新整理和規範了的小篆體作為通行全國的正規字型。由李斯、趙高、胡毋敬作《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三種字書，凡三千一百字，頒行天下，為統一漢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無疑是利在當代、功垂後昆的大事情。遺憾的是，秦傳至二世便解體消亡，所傳文字亦不復再見。值得慶幸的是，秦始皇巡視天下，留下了《泰山刻石》、《琅玡刻石》、《會稽刻石》等七種由李斯親筆撰寫的刻石文字，雖然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僅為《泰山刻石》、《琅玡刻石》兩種殘碑拓本，以及宋代徐鉉的幾種摹本，畢竟還可以知道秦小篆之面貌，豈不也是文字之幸？秦以前的文字，由於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我國古文字的偏旁多有不同，存在多種寫法。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同一作品的同一文字，偏旁在字中的位置上下左右可以任意挪動。秦小篆的最大好處是所有偏旁只能是一種形體，並規定了形旁在形體中的一定位置，而且不得代用。由於小篆將每一個字的偏旁、形體、種類、位置一一作了規定，故書寫時的筆數自然得以一致。這對漢字的定型、規範和統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保證了漢字的順利演變，最終以楷書延續至今。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這便是《會稽刻石》的由來。司馬遷還將原文記錄在案。南朝梁時，竟陵王子良守會稽，登山見碑，曾使主簿范雲讀之。姚令威《西溪叢語》云：“予嘗上會稽東山，登秦望山之巔，儘是黃茅，並無樹木。山側有三石筍，上無字跡，後自小徑別至一山，俗名鵝鼻山，山頂有石如屋中開，一碑插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剝，僅隱約可見，其為大篆小篆，均不可考。不知此石果岺石歟？非始皇之力，亦不能插於石中也。此山險絕，罕有至者，其非偽碑可知。”其說甚善，此非偽碑，當為《會稽刻石》。時至今日，想文已剝蝕，不知石可安在？元至正初年（公元１３４１年），紹興路推官申屠駉，以家藏摹本，摹勒於府學稽古閣，石之背面亦為徐鉉所摹之《峰山刻石》。清康熙年間，《會稽刻石》為石工磨去，乾隆五十七年（公元１７９２年）閏四月朔，郡守李亨特以申屠氏本重勒，仍置閣中。此次複製，與《金石大字典》收錄的徐鉉摹本亦即申屠本已有不同。徐鉉本和《史記》所錄均為“德惠修長”。《史記·索隱》：“修亦長也，重文耳。王劭按張徽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修’作‘攸’。”復刻時從王劭說，“修”已改作“攸”。又《史記》：“追首高明”，《史記·索隱》：“今檢《會稽刻石》文，‘首’作‘道’，雅符人情也。”復刻本與曾國藩《精選經史百家文》所錄皆誤作“道”。《史記》收錄的是正確的，按，追，追求，追尋也；首，首先，第一也。《史記·陳涉世家》：“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可見“追首高明”是歌頌秦德的讚美詞。“首”變作“道”，仍辨者為石花所誤。《史記》：“率眾自強”，復刻本同。《史記·正義》：“碑文作‘率眾邦強’”，當從之。《史記》：“內飾詐謀”，復刻本同。《史記·索隱》：“刻石作‘謀詐’”，亦當從之。蓋因《史記·正義》與《史記·索隱》的作者必當見過原刻，故有刻石原作之說。《史記》：“黔首齋莊”，《精選經史百家文》與各種摹刻本皆作“黔首齊莊”。按，齋、齊兩字古可通，然其義還是有區別的。余以為當從《史記》所錄。“黔首齋莊”可解為百姓莊重、恭敬。大禹陵摹本與《史記》所錄“貪戾慠猛”的“慠”字，《說文》不見。汪仁壽云：“《說文》有傲無慠，前哲雲慠則傲之異文，然依碑文，秦已有從心慠字，不保倉頡無此字也。後漢書《崔駰傳》‘貴者慠’，亦當有所據耳。”慠、傲同義，此為偏旁多形又一例。“慠”字當不誤。《會稽刻石》“陰通閒使”的“閒”字，時代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曾國藩《精選經史百家文》作“閒”，崑崙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曾國藩纂《全注全譯經史百家雜鈔》作“間”，按，閒、閒、間三字，定義不同。上古沒有“間”字，後人把“閒”寫成“間”，用的人多了便約定俗成。“間”，讀若艱，而讀“閒”的字，才能寫成“閒”，然“閒”的本義是柵檻，故“閒”和“閒”也不通，只有在“空閒”的意義上才可以寫成“閒”。因此，在“陰通閒使”的句型中，不能寫成“陰通閒使”，更不能寫成“陰通間使”。“閒”的意義是離間，猶《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王信秦之閒”。“閒使”即從事離間活動的使者，猶今之間諜。

１９８９年，摹刻的《會稽刻石》移置於大禹陵碑廊。余細察拓本，雖與《嶧山刻石》一樣，都是徐鉉摹本，但經過多次復刻，字形變異甚多。與宋拓《泰山刻石》和李斯所書重器《新郪虎符》、《陽陵虎符》及秦斤、秦權、秦量、秦詔版等正宗秦文字相較，現存《會稽刻石》的字形，不正確乃至偽誤的銘文多達四十餘字（詳見2007年8月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拙作《秦碑考臨》第三卷）。其中“男”、“義”、“宣”三字皆為一字二形，完全不合秦“書同文”的規矩。秦小篆的字型至唐宋，已經演變為線條瘦細的“玉筯篆”，大禹陵摹本只存秦小篆的形體結構，與《泰山刻石》線條凝重、筆力雄強、端莊威嚴、雍容樸厚的獨特書風，已相去甚遠矣。究其原因是唐宋以降，歷代書家皆不知李斯作書的工具並非尖鋒毛筆。余在研究故宮博物院石刻館珍藏的國寶先秦石鼓文時發現，石鼓銘文與秦刻七碑的文字皆為短鋒扁筆所書，這有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法律問答簡》可佐證。倘用毛筆藏鋒書寫，很難做到幾千字線條劃一，更不可能達到唐張懷瓘所評說的“畫如鐵石，字若飛動”（詳見1994年6月三秦出版社出版的拙作《石鼓新響》書藝篇）。

所傳《會稽刻石》只有始皇詔，而無二世詔。其實，《會稽刻石》當二詔皆具。《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並同時收錄了二世詔全文。唐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關於《會稽刻石》注云：“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碑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楷，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張守節的這段文字記述了《會稽刻石》的地點、字形和銘文的大小。若非親眼目睹，不可能如此明晰。足見《會稽刻石》是秦刻七碑中規模最大、鐫刻精細、端嚴華美、氣度恢宏的精心之作。

故鄉紹興是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地方。因此，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百業興旺，經濟繁榮。倘若沒有文化這個靈魂，端無今日之成就。有鑒於斯，余由衷希望家鄉企業界的有識之士慷慨解囊，把《會稽刻石》重新樹立於會稽山上。它不僅可以成為新的旅遊景點，供後人學習瞻仰楷書母體的真實容貌，了解秦文字的古勁厚實、端莊威嚴。這同樣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垂後昆的好事，更重要的是可以弘揚傳統文化，振興民族精神。

（作者系我國著名古文字學家、書法家；中國秦文學會顧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