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晉商喬致庸簡介 喬致庸後人有哪些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斷努力下，生意日漸興隆，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在國弱民貧的清朝，晉商能夠走向全國，實屬不易。

嘉慶二十三年，喬致庸出生於山西祁縣的一個商賈世家，父親喬全美，幼年父母雙亡，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少年時期因兄長病故，喬致庸棄學從商，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布中國各地商埠、碼頭。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

19世紀末，由於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晚年的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傳統，於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家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築。

喬致庸曾先後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育有六個兒子，十一個孫子，其中三兒子喬景儼在喬致庸晚年時當家。

喬致庸待人隨和，講究誠信為本、“以德經商”。喬致庸一生做出諸多善行。光緒三年天遭大旱，喬致庸開糧倉賑濟災民。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用人之道

喬家的商業得以超常規發展，是因為喬致庸能夠不拘一格用人才。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號里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後，讓他當 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柜，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馬荀，本是復盛西字號下屬糧店裡的小掌柜，不識字，但經營有方，盈利不小。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讓糧店獨立經營，他成為大掌柜後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也是如此，後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

閻維藩(劇中潘為嚴原型)，本是平遙蔚字號福州分莊的經理，給一個下級官吏支墊白銀十萬兩幫其升遷，結果此人升為漢口將軍，其膽識為同行所稱道。後因與總號有左，辭職還鄉，訊息傳至喬家，喬致庸慧眼識人，派兒子從半路接到喬家，待以上賓之禮，聘任閻維藩為大德恆票號總經理。他為報知遇之恩，殫精竭慮，使大德恆票號後來居上，成為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票號之一。

　為人處事

素性恬淡、酷嗜讀書，經營財務非其甘願亦非其所長，然知人善任。待下寬厚。豁達大度，慎始慎終，人都樂為其用。“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為其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的主導思想。十數年後，其祖業包頭商號獲利倍增，於“復盛公”之外，又增設“復盛全”、“復盛西”等多處，左右著包頭整個市場，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商業外，兼營錢莊、當鋪，相輔相成，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務全權委任長孫， 自己則休閒家居，閉門課子。“肆力史冊。廣購圖書，效法燕山竇氏，嚴飭子孫無少懈”。同時，廣行善舉，光緒三年(1877)縣遭饑饉，出巨資助販。渠本翹創設中學堂，孟步雲創設女子學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廣為人所傳誦。因販災義舉。受到清廷“舉悌弟加五級”，並賞戴花翎的嘉獎。子喬景儀、孫喬映霞均沿襲祖業，使商業、金融又有開拓與發展，成為省內外商界聞人。他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都誥贈夫人。據說他最後一個妻子可作他的孫女，兩人的年齡相差三十幾歲。這樣看來，不知底細的人會認為這位老翁好色，老了還討妙齡為妻。其實老翁娶妻竟是兒女們的主意。因為他家雖說僮僕很多，可貼身服侍實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順的獨生女使用起來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來省去子女們的麻煩，二來還可避免同僕婦女傭的風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個孫子。在他執掌家務時，可稱得上人丁興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 的事業突飛猛進，有了很大的發展。如起先是“復字號”稱雄於包頭地面，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這時“在中堂 ”的財勢已躋身於全省富戶前列，家資千萬，商業遍布全國。他為了光大門庭，又大興土木，於同治初年開始，先在老院西側隔小巷購買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樓院。而且兩樓對峙，主樓為懸山頂露明柱結構，通天欞門，有陽台走廊。登上陽台，可觀全院。陽台前沿，設有扶欄，扶欄上刻有磚雕，磚雕工藝精湛，栩栩如生。明樓竣工後，又在兩樓院隔街相望處，陸續興建了兩個橫五豎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於街巷交叉的四角，為後來連成一體奠定了基礎。在他手裡建築的房屋占到整個房院的三分之二。

喬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誠懇，處世隨和。由於他善於謀劃和經營，在他執掌家業時，資產越來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

　　喬家大院裡面喬致庸的贊文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 ” 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誌》有記述，並給予褒獎。

在理家上，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又誡“驕、貪、懶”三個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如犯拋米撒面之錯，便把“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反覆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 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著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兒孫，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他對他的兒子進行了排隊分析，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長子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亦非經濟之才;四子樸實遲鈍，不善於說話;五子是個書呆子;六子體質瘦弱，難擔大業，沒有一個是他的理想繼承人。只有長孫喬映霞性格忠誠厚道，聰明伶俐，故對映霞寄予厚望，教誨亦多。常對其教育說，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緊後松。”這些教誨，對喬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響的。

喬致庸老年時，對他的六子寵愛至極，偏袒極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後，慟哭不起，染病臥床，二年後離開人間。

　治家之道

喬致庸治家很嚴。其家規有：一不準吸毒，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虐仆，四不準賭博，五不準冶遊，六不準酗酒。這些家規既杜絕了禍起蕭牆的根由，又成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證。喬致庸先後娶過六位妻子，但都是續弦。喬致庸將《朱子格言》作為其兒孫啟蒙必讀之書。他常告誡兒孫戒“驕、貪、懶”三字。並教育兒孫“唯無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知欲圓、行欲方”;“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若兒孫有過錯，則責令跪地背誦《朱子格言》。如浪費糧食，則命跪誦若干次“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直到承認錯誤，磕頭謝罪。致庸還把親擬的對聯掛在內宅門上，以教育其兒孫，其對聯稱： 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 惜衣惜福非惜財，緣惜福 為抬高身價，喬致庸也喜好結交官府，這反映了以他為代表的晉商的封建性的一 面 喬致庸生活在封建時代，在他身上同樣有著結交官府，抬高身價之追求。喬家所結交的官員，上至皇室貴族，下至州府縣治。清光緒以來歷任蒙、疆、陝、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撫、道、縣幾乎都和喬家有著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號經理籠絡聯繫，再漸漸過渡到喬致庸財東。據說大德通票號經理高鈺與趙爾巽、趙爾豐私交甚厚，通過趙氏兄弟又結識了端方、張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緒年間，當左宗棠任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時，便與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結成密切關係，他所需軍費，多由喬家票號存取匯兌，有時軍費急缺時則向喬家票號借支透支。當西北安定下來，朝廷調左氏回京任軍機大臣時，路上費用均由喬家票號經管。恰好喬家所在地山西祁縣位於川陝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經祁縣時，便特地拜訪喬致庸財東。喬致庸當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準備。當左宗棠來到喬宅見到喬致庸時，直稱“亮大哥，久仰了”，喬致庸更是受寵若驚。在喬宅敘話時，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為，均仰仗亮大哥票號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機請左宗棠為大門前百壽圖題一副對聯。左宗棠即興揮筆，所題對聯為： 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當北洋大臣李鴻章組建北洋艦隊時，聞晉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喬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恆票號便認捐銀10萬兩。這樣，李鴻章對喬家的這兩個票號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經票號掌柜與李鴻章幕僚斡鏇，李鴻章為喬家大院題了副對聯，傳說李鴻章寫的這副對聯是： 子孫賢，族將大 兄弟睦，家之肥 不難看出，喬致庸結交官府有其商業利益與自身需要的一面，這些都反映了喬致庸所代表的晉商封建性的方面。

後人評價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賦，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後立的墓表。喬致庸的墓還在喬家堡村子裡，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銘是埋在墓里的，喬致庸的墓志銘至今沒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喬致庸的孫女婿、民國時的文化名人常贊春寫的。他記述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為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為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於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這個精神可以延續到喬家祖上。喬貴發是個草根階層，30歲都娶不上媳婦。但他最終娶了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可謂情深義重。他們家有個報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候，他們都要用車拉著米麵，給那些貧窮的家庭資助，幫助渡過年關。他們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喬家家教有多嚴格可以舉個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台，但喬家沒有，怕的是後人玩物喪志。喬家還有一個規矩，家裡不用年輕的丫環而用中年婦女，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不雅的事情。

喬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資本實現自己票號匯通天下的理想，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把喬家在包頭的復字號生意發揚光大，復字號也成為喬致庸發家的起點。在喬致庸做東家時，復字號已經是包頭第一大商號，幾乎壟斷了整個包頭市場。有句話說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當時經過兩代經營，喬家在包頭有11處生意，關內還有好幾家鋪子，總數有17家。光復字號有3個大號，十幾個商鋪，幾百名夥計。包頭當時是新開發地區，是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馬，很多東西都很缺乏。喬致庸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發展到蒙古地區，直到後來到北京和天津。喬致庸還很審時度勢。當時左宗棠西征，喬家出了好幾百萬兩銀子，但也有一定條件，就是大軍到達新疆後，喬家可以派一個票號跟隨經營後勤，為軍隊籌辦糧草，負責匯兌朝廷的軍餉。 武殿學提到喬致庸在經營中對人脈的精明投資。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喬家大德通掌柜高鈺接到一封密信，寫信人是跟隨慈禧、光緒西行的內閣學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寫道:“鑾輿定於初八日啟程，路至祁縣，特此奉聞，擬到時趨叩不盡。”接到信後，高鈺立即把喬家大德通大加裝飾一番，作為慈禧、光緒的臨時行宮。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後缺錢，山西官員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號商量‘借錢’，要大家體諒朝廷苦衷，大家誰都不敢答應。當時喬家大德豐票號的一個跑街的(業務員)賈繼英卻當場答應，同意借給朝廷銀10萬兩。他雖然是個跑街的，但自作主張的權力很大。當時太后很高興。賈繼英會去跟大掌柜閻維藩說，這個人物在電視劇里也有。閻維藩問你為什麼答應?賈繼英說，國家要是滅亡了我們也會滅亡，要是國家還在，錢還能要回來。閻大掌柜就誇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一千年也出不了個賈繼英’而“慈禧太后此後給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筆是由各省督府解繳中央的款項，全部由山西票號來經營;另一筆是將庚子賠款連本帶息，約10億兩白銀交由山西票號來經營。

1906年喬致庸去世前，喬家的生意進入最輝煌期。可能常人看來非常奇怪，因為當時正是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山西票號的生意卻獲利甚豐。那是因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號的禁令，過去絕對不允許票號進行公款匯兌，但戰亂讓南方給朝廷的公款無法到達，只好對民間票號解禁令。但是國家的危機一過，朝廷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後，國家再次放開民間公款匯兌，所有山西票號都大獲全勝。當時喬家大德通票號在光緒十年(1884)每股分紅是850兩，光緒十四年(1888)增長到3040兩，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紅高達17000兩!據當時的戶部檔案記載，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戶部有三分之一的銀兩存在各家山西票號中。這些都證明1900年以後山西票號的飛速發展，喬致庸的經營達到了頂峰，而這也是山西票號崩潰的開始。辛亥革命一開始，山西大部分票號迅速崩潰。只有祁縣的大德通、大德豐，瞿家的三晉源(電視劇里水家的)、大盛川這4家是經營最久的票號，其中喬家的大德通、大德豐直到1951年才關門(大德通總號原來在山西祁縣，1940年遷到北京，改為銀號。最後在1951年結束其歷史，成了最後一個山西票號)。

　家宅介紹

喬家大院地處美麗而富饒的山西晉中盆地，位於祁縣城東北12公里處的喬家堡村，距省會太原50公里，與祁縣著名的中華周易宮、延壽寺、九溝風景區、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長裕川等景點形成一日游格局。喬家大院是祁縣喬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聞名海內外的商業資本家喬家第三代喬致庸的堂名。喬家大院始建於清乾隆年間，後又在清同治、光緒年間及民國初年多次增修，時間雖跨越了兩個世紀，卻保持了建築風格的渾然天成。喬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個小院共313間房屋組成。

大院形如城堡，三面臨街，四周全是封閉式磚牆，高三丈有餘，上邊有掩身女兒牆和瞭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顯得威嚴氣派。其設計之精巧，工藝之精細，充分體現了我國清代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具有相當高的觀賞、科研和歷史價值，確實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被專家學者恰如其分地讚美為“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難怪有人參觀後感慨地說：“皇家有故宮，民宅著喬家。”從高處俯瞰，整體為雙喜字型布局，城堡式建築。四周高達10餘米的全封閉水靡磚牆內，院與院相銜，屋與屋相接，鱗次櫛比的懸山頂、歇山頂、硬山頂、卷棚頂及平面頂上，都有通道與堞牆相連。全院以一條平直甬道將6幢大院分隔兩旁，院中有院，院內有園。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角道院、套院，其門窗、橡檐、階石、欄桿等，無不造型精巧，匠心獨具。院內磚雕，俯仰可觀，脊雕、壁雕、屏雕、欄雕……以人物典故、花卉鳥獸、琴棋書畫為題材，各具風采。

1986年，祁縣將喬家大院闢為祁縣民俗博物館，以歲時節令、衣食住行、婚喪禮儀、農商活動為主題的42個展室，2000餘件展品，較系統地反映了明清時期山西晉中一帶的民間風俗。喬家大院已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是山西省十佳旅遊景點之一。已接待國內外遊客500萬人次，有50多部電影、電視劇來大院拍攝、選景。由張藝謀執導、鞏俐主演、紅極一時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就是在喬家大院拍攝的。

喬家大院，位於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是清代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第。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以後曾有兩次增修，一次擴建，於民國初年建成了一座宏偉的建築群體，體現了中國清代北方民居的典型風格。

1985年，當地政府在古宅的基礎上建成了祁縣民俗博物館，1986年11月1日開館，正式對外開放，2001年，喬家大院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家旅遊局評定為AAAA級旅遊景區。

　家宅興建

除振興包頭復字號、把票號做到匯通天下，喬致庸人生最後一件大事，就是為後人留下了這棟喬家大院。喬致庸在世時候喬家從沒有分過家，而且家庭統一管理，每人每年開支多少都有明確規定。喬家大院最早只有喬貴發建的一個筒樓，後來喬致庸的父親在邊上修建了一個院子，喬致庸本人是沒興趣興建家宅的。

國家都要滅亡，自己生意的前景喬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時大家族人口也多起來了，喬致庸終於在人生的晚年開始翻蓋老宅。喬家大院是在喬致庸手上開始成為一個封閉的大院，具體事務則是交給孫子喬映霞完成。喬家的院子在山西晉商的宅院中並不是最大，但在山西保存至今的晉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因為它從來沒有拆過，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一進門右邊的第一個院子。我們叫東北院，他們家叫老院，這個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後來他父親又修了一個，他後來自己修了兩個。喬致庸生活的時代社會動盪不寧，捻軍義和團爆發後，他覺得靠不上官府，於是把四個院子——這四個院子正好在城裡一個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買下，做成一個封閉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後來喬致庸買這個街口的證據被找到，在喬家堡村裡的關公廟內後來找到了這個碑，記載著喬致庸用450兩白銀購買這些地面產權的事情。後來他參與幫助山西商人將英國人手中的陽泉煤礦贖回。由於用去大筆銀兩，喬家大院有一個角未能建成，成為所謂的“花園”。

喬家大院最終能夠保留下，也和喬致庸的仁厚有直接關係。當時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山西總督毓賢在山西地界殺洋人。從太原逃出7個義大利修女，逃到祁縣被喬致庸保護下來，藏到自家銀庫里，最後用運柴草的大車拉到河北得救。後來義大利政府給了喬家一個義大利國旗以表彰，這個國旗竟然在後來日本侵華到山西時候派上用場。喬家把義大利國旗掛在門口，日本人看到這是盟友的，就沒有破壞喬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戶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壞。但是喬家後來覺得這裡還是不安全，最後都離開了喬家大院。20世紀40年代初喬家還曾經回來過一陣，但最終還是離開了，這一去就再沒有回來。朱秀海說，喬家大院在解放後成為祁縣政府的辦公地，後來先後做過人民醫院和糧食倉庫，最後由於是晉中地委黨校，在喬家老家人的保護下安然渡過“文革”。“喬家大院能夠完整保存到今天，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