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中國新聞記者，政治家和出版家（1895年出生）

鄒韜奮

鄒韜奮（1895.11.5～1944.7.24），中國卓越的政論家、出版家，原名鄒恩潤，乳名蔭書，曾用名李晉卿，祖籍江西餘江。出生在福建永安。先後就讀於福州工業大學、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國小、南洋公學中院、南洋公學上院機電工程科、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
　　1922年在黃炎培等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任編輯股主任，開始從事教育和編輯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編，以犀利之筆，力主正義輿論，抨擊黑暗勢力。
　　“九一八事變”後，鄒韜奮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反內戰和團結抗敵禦侮為根本目標，成為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1932年7月成立生活書店，任總經理。生活書店成立後，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作者，短短几年，使其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擴展到了56家，先後出版了數十種進步刊物，以及包括馬克思主義譯著在內的1000餘種圖書。1933年1月，鄒韜奮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當選為執行委員，不久被迫流亡海外。
　　1935年8月回國後，鄒韜奮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於旗幟鮮明地支持一二·九學生的愛國運動，發行量達20萬份，打破當時中國雜誌發行記錄。期間，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工作。1936年11月，因積極宣傳抗日，他同救國會的其他領袖沈鈞儒等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成為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後獲釋，在上海創辦《抗戰》日刊。上海淪陷後，轉至武漢，繼續主編《抗戰》。武漢淪陷後，到重慶創辦和主編《全民抗戰》。他多次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入黨要求，他還利用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反對和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消極抗日的種種倒行逆施和專制暴行。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反動當局加緊了對他的迫害，使他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秘密赴廣東遊擊區，並輾轉來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後因病被秘密護送到上海治病。病中口授遺囑再次表達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和要求。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主要著作收入《韜奮文集》。
　　他創辦了著名的三聯書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國韜奮出版獎是目前我國出版界最高的獎項。
　　其子鄒家華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
人物生平
　　韜奮是他後來主編《生活》周刊時所用的筆名。他曾對好友說：“韜是韜光養晦的韜，奮是奮鬥的奮。一面要韜光養晦，一面要奮鬥。”他之所以選用這個筆名，意在自勉延志，“這就是他改名的意義。”①1895年11月5日（清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鄒韜奮生於福建永安一個日趨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鄒舒予，號曉村，曾考中前清拔貢，先後做過福建永安、長樂知縣，官至延平知府。父親鄒國珍，號庸倩。母親浙江海寧查氏，系當地一大家族之後，15歲出嫁至鄒家。生育三男三女，鄒韜奮居長。
　　1900年，鄒韜奮的祖父年老告退，父親帶著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補官。此時鄒家家道已趨沒落，生活拮据。作為長子，鄒韜奮從小便領略了生活的艱辛與困苦。
　　鄒韜奮剛滿6歲的時候，便由父親“發蒙”，讀“三字經”，在“牢獄”般的私塾環境中，開始了幼年的封建啟蒙教育。這種教育與薰陶，對鄒韜奮早期的思想發展，有過一定的消極影響，但也培養了他堅實的文學基礎。1909年春，在父親“實業救國”觀念的推動和影響下，鄒韜奮考取了福州工業學校。兩年之後，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國小。父親希望他“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但鄒韜奮認為他的天性，“實在不配做工程師”①。他在這裡，從國小、中學，一直讀到大學電機科二年級，雖然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但終因對數學、物理一類的科目不感興趣，未能遂父心愿——實現做工程師的夢想。1919年9月，鄒韜奮破格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習，開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轉折。
　　1921年7月，鄒韜奮在聖約翰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他想進入新聞界，但一時得不到機會。恰逢上海厚生紗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書，鄒韜奮走馬上任，成為工商界的一名職員。這以後，鄒韜奮又在上海職業教育機關兼職，做些寫作、翻譯之類的事情。
　　1922年，鄒韜奮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主編《教育與職業》月刊。他參與該社發起的職業指導運動，曾和同事一起先後去寧波、南京、武漢、濟南等地考察。這是鄒韜奮第一次深入社會進行調查研究。親身的實踐和感受，加深了他對於社會和現實的了解與認識，逐漸窺探到中國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編轉入銀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鄒韜奮擔負編輯責任。鄒韜奮如願以償，得以從事自己夢寐以求的新聞出版工作了。從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鄒韜奮決定根據社會和讀者需要，從內容到形式，對《生活》周刊進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確定該刊的宗旨為“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①。隨著時間的流逝，《生活》周刊從單純討論“職業教育”和“青年修養”轉而討論社會問題。
　　鄒韜奮在辦刊物的過程中，十分注重聯繫民眾。他總是抽出時間，仔細閱讀、答覆讀者的每一封來信，認真傾聽讀者呼聲，反饋讀者信息。由於《生活》周刊文字樸實、親切自然、貼近生活，又敢於面對現實、伸張正義，成為民眾傾訴衷腸的熱心夥伴，很快，它就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和熱愛。在鄒韜奮主持該刊的7年裡，《生活》周刊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躍發展成為“風行海內外，深入窮鄉僻壤的有廣大影響的刊物”；發行量最高達到15.5萬份，“創造了當時期刊發行的新紀錄”②。為滿足日益擴大的讀者需求量，1930年，鄒韜奮又在原來經營規模的基礎上，成立了“書報代辦部”，專辦讀者服務業務，以後逐步發展成為在全國擁有分支店及辦事處達五六十處之多的生活書店。《生活》周刊自鄒韜奮接辦的那一天起，就敢於同邪惡、黑暗勢力作鬥爭，力圖“求有裨益於社會上的一般人”③，對於社會上的貪污腐化等現象，不免要迎頭痛擊，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鄒韜奮的經營下，它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因而，鄒韜奮為黑暗勢力所不容，經常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和恐嚇。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充滿一腔愛國熱情的鄒韜奮，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懣和悲痛，接連在《生活》雜誌上發表文章，痛陳國事，號召全國未死盡人心的人“組織起來，擴充起來，共同奮鬥，共同制裁已死盡人心的人之行為”①。他積極支持各地的愛國運動，並以實際行動為十九路軍等愛國志士籌集資金，奔走呼喊。此外，他還以犀厲的筆鋒，對國民黨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及其賣國行徑進行猛烈抨擊。《生活》周刊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成為以宣傳團結抗戰、譴責投降賣國為中心內容的輿論陣地。1933年初，鄒韜奮加入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為執委，之後，他便積極投入到爭取民眾自由權利的民主運動中。
　　鄒韜奮的愛國民主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和忌恨，鄒韜奮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楊杏佛，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鄒韜奮也名列黑名單，不得不於7月流亡出國。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鄒韜奮乘坐義大利油輪“佛爾第號”離開上海，前往歐洲，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國，他自謂目的在於考察“世界的大勢怎樣？”“中華民族的出路怎樣？”為此，他一路奔波，不辭辛勞，先後考察了義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蘇聯和美國，蒐集了大量寶貴材料，並就沿途中的所見所聞，作了許多心得筆記。經過反覆的學習、思考及研究，鄒韜奮終於對上述兩大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他在《萍蹤寄語》三集弁言中指出：“現在的世界，除蘇聯外，很顯然的現象是生產力的進步已和生產工具私有的社會制度不相容。..我們在歐洲的所謂‘列強’的國家裡面所見的社會現象：一方面是少數人的窮奢極欲，生活異常闊綽；一方面是多數人的日趨貧乏，在飢餓線上滾！”②因此，要徹底解決這種不相容的問題，“只有根本改造束縛這生產力的社會組織，代以為大眾福利儘量利用進步生產力的社會組織。要能夠為大眾謀利儘量利用進步的生產力，生產的動機必須為供給大眾的需要，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利潤”。
　　談到中華民族的出路，他說，中華民族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擺脫奴役，“最重要的當然在努力於民族解放的鬥爭”。但是，鄒韜奮強調這一鬥爭，“決不能倚靠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附生蟲；中心力量須在和帝國主義的利益根本不兩立的勤勞大眾的組織。”此外，他還看到資本主義的腐朽和墮落，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將勝利；主張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①。這樣，經過漂流海外兩年的實地考察和參觀學習，鄒韜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中，逐步將立場、觀點和方法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正當鄒韜奮遠在異國，為國家和民族前途憂思竭慮，尋求出路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逐步深入華北腹地。1935年5月，發生了“新生事件”，國民黨政府封閉了《新生》雜誌，並逮捕了主編杜重遠，鄒韜奮對此深表不滿，毅然決定回國。1935年8月，鄒韜奮離開美國，回到了闊別達兩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國已是滿目瘡痍，不禁感慨萬千，悽然淚下，決心以更頑強的戰鬥姿態，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盡獻綿薄之力。從此，鄒韜奮全身心地投入愛國民主運動中。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在《創刊詞》中明確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實現，封建殘餘的剷除，個人主義的克服”①三大目標，從而徹底拋棄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將自身事業融進國家和民族解放的時代洪流中來。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大眾生活》以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和無畏的戰鬥風格，對這場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鄒韜奮在報刊上接連發表評論，痛斥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並對學生的愛國救亡運動，進行大力宣傳和熱情支持。他高度讚揚了學生救亡運動，認為“這是大眾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籲凡是確以民族解放鬥爭為前提的人們，應該“共同擎起民族解放鬥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奮鬥！”②《大眾生活》因此受到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銷售量達到20萬份，超過原來的《生活》周刊，創造出我國雜誌發行的最高紀錄。12月，鄒韜奮又與沈鈞儒等人，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鄒韜奮當選為執行委員。次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鄒韜奮又被選為執委。《大眾生活》實際上成為救國會的會刊，它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救亡運動的發展，為民族解放事業的實現作出了重大貢獻。
　　鄒韜奮及《大眾生活》的正義言行，再度激起國民黨政府的惶恐。他們又使出種種計謀，扼殺《大眾生活》。一方面，對鄒韜奮本人進行人身攻擊，四處散布謠言，誣陷、誹謗鄒韜奮；另一方面，嚴格限制《大眾生活》，禁止它在各地發售及從郵局郵寄。國民黨政府還接連派出政壇說客，拉攏、利誘鄒韜奮屈從就範。對於這些軟硬相施的卑劣行徑，鄒韜奮義正辭嚴，予以了無情反擊。他明確表示：“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①1936年2月29日，《大眾生活》出至第16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鄒韜奮決定暫避鋒芒，於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鄒韜奮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創辦一份人民的報紙。為了能夠公開發表抗戰救國主張，傳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後不久，就開始和好友金仲華一起，著手籌辦《生活日報》。經過幾個月的日夜苦幹，鄒韜奮終於克服人力、財力等種種困難，於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報》。在發刊詞中，鄒韜奮明確提出：“本報的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力求“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②。該報問世後，積極宣傳抗戰救亡思想。《生活日報》發行後不到兩月，影響所及甚遠，有力地推動了西南的愛國救亡運動。但鑒於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閉塞，鄒韜奮遂根據讀者要求，宣告從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1936年7月31日，鄒韜奮和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進一步闡發了救國會的抗敵救國主張。文中分析了國內形勢，指出國難當頭之際，全國各黨派各方面，應該停止紛爭，“共同聯合起來抗日救國”。他們特別對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贊同和支持，呼籲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應該趕快起來促成救亡聯合陣線的建立，應該趕快消滅過去的成見，聯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而共同奮鬥①。”該信對抗日救亡聯合戰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傳和推動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報》，因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干涉而未能復刊。鄒韜奮便根據實際情況，將該刊副刊“星期增刊”復刊，並加以擴充，更名為《生活星期刊》，繼續在上海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愛國運動。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鄒韜奮和救國會的其他領導人沈鈞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共七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和不平，各地紛紛組織遊行、集會等活動，聲討國民黨政府，強烈要求釋放關押入獄的7位愛國人士。在243天的獄中生活里，鄒韜奮始終以一個堅強的愛國民主戰士的姿態，同反動派針鋒相對，“戰而不屈”，表現出無畏的革命風範及英勇的鬥爭精神。七七事變後，在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1937年7月31日，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鄒韜奮等7人釋放出獄。面對國人的支持和努力，鄒韜奮心裡十分感動，他由衷地表示：“我們報答之道，只有更努力於救國運動，更致力於大眾謀福利的工作。”①8月19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次年7月該刊與柳湜主編的《全民》周刊合併，更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為了滿足全國各界朋友的愛國民主要求，他還先後出版了《全民抗戰》戰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戰》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戰畫報》六日刊。這些刊物均以宣傳抗戰救國，爭取民主權利為中心內容，波及範圍之廣，影響力之大，在當時均屬罕見。《全民抗戰》銷售量突破30萬份，居全國刊物發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動了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
　　鄒韜奮出獄後的愛國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惶恐和惱怒，從1939年4月起，國民黨特務陸續對生活書店分店進行封閉或迫令停業；所出圖書，一律禁止或沒收，甚至連經過審查及在內政部註冊的，也無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慶分店外，生活書店在國統區內的50餘家分店，全部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所有職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鄒韜奮對此怒不可遏。他接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強烈抗議。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行將開幕之際，鄒韜奮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之職，隻身一人，離渝赴港，決心“願以光明磊落的辭職行動，喚起國人對於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與推進”①鄒韜奮到達香港後，更積極致力於政治活動，為實現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對於陰謀出賣國家，破壞抗戰之惡勢力，“則一息尚存，誓當與之奮鬥到底”②，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誓與惡勢力鬥爭到底的決心。5月17日，鄒韜奮在香港重辦《大眾生活》。在復刊詞中，他大聲疾呼：“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緊急問題，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機根本消滅，鞏固團結統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戰堅持到底，以達到最後的勝利。”③6月7日，鄒韜奮與救國會留港代表茅盾、長江、金仲華等9人聯合發表了《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一文，進一步表達了要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強烈願望。該刊發行後，受到海內外讀者的熱烈歡迎，銷數很快達到10萬份。除主持《大眾生活》外，鄒韜奮還經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衛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國會同仁所辦的《救國叢書》上發表文章，陳述自己的政治觀點。此外，他還根據親身的經歷和感受，撰寫出長篇史料《抗戰以來》，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開言行，為著中國政治的光明前途，為著中國抗戰建國的光明前途，“喚起國人對於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④。鄒韜奮在香港期間發表的言論，“是他在抗戰時期言論的精華。他把國民黨反動派從1937年七七事變以來因為被迫抗日所積蓄起來一些欺騙人民的政治資本，徹底加以清算，還它一個法西斯的本來面目”①。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推進“南進”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鄒韜奮無法駐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鄒韜奮前往東江、蘇北抗日根據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據地的狀況，參觀、訪問了許多學校，並和當地民眾、部隊一起生產、勞動。親身的感受和體會，使他感慨萬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說：“過去十年來從事民主運動，只是隔靴搔癢，今天才在實際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②這時，鄒韜奮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醫。患病期間，他忍受耳癌襲來的陣陣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趕寫了《患難餘生記》一書（未完成的遺著）和《對國事的呼籲》一文。談到關於考察蘇北根據地的印象時，鄒韜奮在書中由衷地寫到：“當我在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親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發揮抗戰力量，堅持最殘酷的敵後鬥爭，並團結各階層以解決一切困難的情形，我的精神極度興奮，我變得年輕了。我對於偉大祖國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氣和信心，奮勉自勵，為我偉大祖國與偉大人民繼續奮鬥。”③鄒韜奮一生正是抱著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執著信念，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偉大事業鞠躬盡瘁，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彌留之際，鄒韜奮口授遺囑，鄭重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①表達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誠摯願望。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帶著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眷戀和深情，離開了親人，離開了他心愛的新聞出版工作，離開了他畢生致力從事的偉大的愛國民主事業。享年48歲。
　　鄒韜奮逝世的訊息傳出之後，舉國哀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紛紛舉行追悼大會，隆重紀念這位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和新聞記者。10月7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對其一生及其從事的偉大事業，給予了崇高的讚譽和評價。電文寫道：“韜奮先生二十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於強暴，決不改變主張，直至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並引此為吾黨的光榮。韜奮先生長逝了，願中國人民齊頌先生最後呼籲，為堅持團結抗戰，實行真正民主，建設獨立自由繁榮和平的新中國而共同奮鬥到底。”②中共領導人也親題輓詞，表示深切哀悼。毛澤東的題詞為：“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朱德在輓聯中熱切地稱他為“愛國志士，民主先鋒”①。
　　鄒韜奮，作為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和偉大的愛國民主戰士，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鄒韜奮“捨己為公，用他的一枝筆為革命利益奮鬥一生的精神，永遠活在人民心裡”②。
　　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重要文選
　　鄒韜奮故居①畢雲程：《鄒韜奮先生五周年祭》，原載1949年《世界知識》第20卷第6期，見《韜奮的道路》，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83頁。
　　①鄒韜奮：《工程師的夢想》（1936年11月1日），見《韜奮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頁。
　　①《我們的立場》（1930年12月13日），《韜奮全集》第3卷，第256頁。①《〈不愛江山愛美人〉編者按》（1931年11月14日），《韜奮全集》第3卷，第648頁。
　　②鄒嘉驪：《韜奮的新聞道路》，見《編輯記者一百人》，學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頁。
　　③《〈生活〉周刊究竟是誰的？》（1928年11月18日），《韜奮全集》第5卷，第446頁
　　①鄒韜奮：《萍蹤寄語》弁言，生活書店1936年6月版。見《韜奮全集》第6卷，第8—11頁。①《我們的燈塔》（《〈大眾生活〉創刊詞》）（1935年11月16日），《韜奮全集》第*6卷，第495頁。②《學生救亡運動》（1935年12月21日），《韜奮全集》第6卷，第510—511頁。①鄒韜奮遺著：《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韜奮出版社1946年5月版，見《韜奮全集》第10卷，第837頁。
　　②《〈生活日報〉創刊詞》（1936年6月7日），《韜奮全集》第6卷，第672頁。①《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1936年7月31日），《韜奮全集》第6卷，第708、713頁。
　　①鄒韜奮著：《經歷》五一《前途》，三聯書店出版社1958年版，見《韜奮全集》第7卷，第259頁。①《抗戰以來》七五《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前夜》，《韜奮全集》第10卷，第372頁。②《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1941年5月31日），《韜奮全集》第10卷，第385頁。③《〈大眾生活〉復刊詞》（1941年5月17日），《韜奮全集》第10卷，第47、48頁。④《抗戰以來》序，《韜奮全集》第10卷，第171頁。
　　①范長江：《韜奮的思想的發展》（1955年8月1日），《韜奮全集》第14卷，第663—664頁。②胡耐秋：《韜奮的流亡生活》，三聯書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頁。
　　③《對國事的呼籲》（1944年10月8日），《韜奮全集》第10卷，第816—817頁。①《鄒韜奮遺囑》（1944年9月2日），見《鄒韜奮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②《中共中央電唁鄒韜奮先生家屬》，1944年9月28日，見《韜奮全集》第1卷卷首。
　　①毛澤東、朱德題詞：見《鄒韜奮年譜》，第3頁。
　　②宋慶齡題詞，見《鄒韜奮年譜》，第3頁。
鄒韜奮散文作品
　　《韜奮漫筆》、《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坦白集》、《漫筆》、《再厲集》、《抗戰以來》、《患難餘生記》、《對反民主的抗爭》、《愛與人生》、《辦私室》、《丟臉》、《乾》、《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集中的精力》、《堅毅之酬報》、《久仰得很》、《敏捷準確》、《肉麻的模仿》、《什麼是真平等》、《隨遇而安》、《痛念亡友雨軒》、《外國人的辦事精神》、《有效率的樂觀主義》、《閒暇的偉力》、《風雨香港》、《深摯的友誼》、《蕭伯納的夫人》、《忘名》、《我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