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談“包產到戶”

鄧子恢

黨的七千人大會後，我國社會政治、經濟關係得到逐步調整。在農村，由原來以人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以生產隊為單位後，農民的積極性有了較大提高，於是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又在許多地方自發地搞起來。1961年，安徽省委主張對這種形式進行支持和引導，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見。

1962年7月9日、11日，鄧子恢在中央黨校作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鄧子恢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他說，現在集體經濟的經濟管理大部分沒有搞好，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沒有發揮出來，表現在社員的積極性不高，責任心不強，責任制沒有建立起來，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鄧子恢主張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權、生產權、管理權、分配權統一起來，都在生產隊，使土地、牲畜、大農具都歸生產隊所有。鄧子恢提出要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實行隊（生產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繫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制。他不同意把單獨幹活等同與單幹，說：“認為集體勞動就是一窩蜂，單獨幹活就是單幹，單幹就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又說：“不能把作為田間管理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幹。”

然而，鄧子恢的這些意見，在1962年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並被認為是刮“單幹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