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原文

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雲“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五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通，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賤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嬌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在，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1*1民仁壽，桀、紂行暴則1*1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詩詞問答

問：天人三策的作者是誰？答：董仲舒
問：天人三策寫於哪個朝代？答：兩漢

譯文和注釋

譯文

董仲舒的對策說：
陛下發出有德的聲音和英明的韶書，尋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這兩個問題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謹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記載，考察前代已經做過的事情，來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關係，情況是很可怕的呀！國家將要發生違背道德的敗壞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災害來譴責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異的事來警告和恐嚇它；還不知道悔改，那么傷害和敗亡就會降臨。由此可以看出，天對人君是仁愛的，希望幫助人君消彌禍亂。如果不是非常無道的世代，天總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於君主發奮努力罷了。發奮努力鑽研學問，就會見聞廣博使才智更加聰明；奮發努力行道，德行就會曰見崇高，而且越發成功，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並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經》上說：“從早到晚，不敢懈怠。”《尚書》中說：“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奮勉努力的意思。
“道”就是由此達到治理國家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所以雖然聖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孫還能長久統治，安寧數百年，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沒有製作樂章的時候，就選用先代君王樂章中能適合當時社會的，用它來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實效，典雅、歌頌的樂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後才作樂，用樂來歌頌他的功德。樂是用來改變民風，感化民俗的；樂改變民風容易，感化人民也有顯著的功效。所以，樂的聲音是從和諧的氣氛中發出，依據於感情，接觸到肌膚，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雖然衰微了，管弦之聲卻依然流傳。虞舜的政治已經很久都沒有了，可是流傳下來的樂頌還依舊存在，所以孔子在齊國能聽到《韶》樂。人君沒有不希望國家安寧而憎惡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很多，這是由於任用的人不得當，言行舉止不符合治理國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敗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厲王、周幽王時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厲王和幽王不遵循這個“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聖君的德行，復興久已停滯的事業，補救時弊，發揚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功業，周代的“道”又燦爛復興起來。詩人讚美他，為他作詩，認為上天保佑他，為他出生賢良的輔佐，後世稱頌周宣王，至今不絕。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來的。孔子說“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亂、廢和興，都在於自己。世遭衰亂並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於人君的行為荒謬，失掉了先王優良的傳統啊。
臣聽說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達到的事情，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憑證。天下的人都同心歸順他，就像歸順父母一樣，所以天感應到誠意，祥瑞就出現了。《尚書》中說： “白魚跳進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蓋著王屋，變成了烏鴉。”這就是承受天命的憑證啊。周公說：“應得善報呀！應得善報呀！”孔子說：“有德的人決不會孤立，一定會得到幫助。”這都是積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後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諸侯背叛他，殺害良民，爭奪土地，廢棄道德教化，濫用刑罰。刑罰使用不適當，就產生了邪氣；邪氣聚積在下面，怨惡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會陰陽錯亂，妖孽滋生。造就是災害怪異發生的原因。
臣聽說，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來的本質，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長壽，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鑄金，不可能都是純粹美好的，由於社會治、亂的影響，所以人的壽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說：“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所以堯、舜實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長壽；桀紂肆行暴虐，人民就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從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聽憑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屬放在容器裹，聽憑冶匠的鑄造。《論語》中說：“使人民安定，人民就來歸順，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會同心協力。”說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臣仔細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尋求王道的開端，得到了“正”。“正”次於“王”，“王”次於“春”。春是天的作為。正是王的作為。它的意思是說，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為，下面用來端正自己的行為， “正”是王道的開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為，應該向天去求到這個開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陰陽，陽作為德，陰作為刑，刑主殺，德主生。所以陽常常處在盛夏，把生育養長作為自己的事；陰經常處在嚴冬，積聚在空虛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罰的。天使陽出現，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陰入內，在下面藏伏，時常出來幫助陽；陽沒有陰的幫助，也不能使年歲獨自完成。從始至終陽是以完成年歲為名的，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來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刑不能任用來治理社會，就像陰不能用來完成年歲一樣。執政而任用刑罰，是不順從天意，所以先王沒有肯這樣做的。現在廢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員，只任用執法官吏來治理人民，這難道是先王任用刑罰的本意嗎？孔子說：“不進行教育就 * ，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卻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這是難以辦到的啊。
臣認真考察《春秋》講的“一元”的意義，“一”就是萬物的開始，“元”就是辭語中所說的“大”。說“一”是“元”，顯示了大的開始並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來卻要從尊貴的人開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萬民，正萬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遠近就沒有敢不趨向於正的，而且沒有邪氣摻雜在裹面。所以陰陽調和而風雨及時，萬物和諧而人民長育，五穀豐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間都受到恩澤，並呈現出非常豐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內聽到君主的盛德都來稱臣，一切幸福的東西，可以得到的祥瑞，無不畢至，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說：“鳳鳥不來到，‘河圖’不出現，我恐怕要完了吧！”這是他悲傷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這些祥瑞，卻因為自己地位卑賤而不能招來。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處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勢，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資質，行為高尚而恩德廣厚，才智聰明而意向美好，愛護人民而喜歡文士，可以說是有道義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沒有感應，美好的祥瑞沒有到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沒有建立，沒有把人民納入正道吧。萬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樣，不拿教化作他們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廢止而奸邪並出，用刑罰也不能制止，這是它的堤防壞了。古代的王者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沒有不把教化當作主要任務的。在國都設立太學進行教育，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實施教化，用仁來教育人民，用義來感化人民，用禮來節制人民，所以，雖然刑罰很輕，卻沒人違犯禁令，這是教化施行，習俗美好的緣故啊。
聖明的君王承繼亂世，他把亂世所遺留的一切痕跡都掃除掉，恢復教化，並且給以特別推崇。到了教化已經明了，習俗已經養成，子孫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會衰敗。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無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繼周朝以後，不但沒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無道，嚴禁文學，不許私自藏書，摒棄禮義，甚至厭惡聽到禮義的話，他想把先王的道義完全毀滅掉，專門用自己放肆、苟且、簡陋的一套辦法來治理國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國家就滅亡了。自古以來，還沒有像秦朝這樣用亂救亂，嚴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遺留下來的毒素像殘餘的火焰，到現在還沒有熄滅，它使習俗薄惡，人民欺詐頑劣，牴觸抗拒，犯法亂德，腐敗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孔子說： “腐朽的木頭，不能雕飾啊；泥糊的牆，不能粉飾啊。”現在漢朝繼承秦朝之後，社會狀況就像朽木和泥牆，雖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卻沒有好辦法。法令一頒布，奸邪接著就發生，命令一下達，欺騙跟著就興起，好像用熱水去制止沸騰，抱著木柴去救火，只會越來越糟，沒有任何益處。譬如琴瑟的音不協調，嚴重的必須把弦折下來重新安裝，才能彈奏；處理政事不行，壞得厲害的，必須破舊立新，才能治理。應當重新張設琴弦而不改弦更張的，雖然有優秀技工也不能調理好；應當改革而不改革的，雖然有大賢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漢朝得天下以來，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現在還沒治理好，問題就在於應當改革而沒有改革。
古人證過： “站在潭邊羨慕別人捕到了魚，不如自己回去編織魚網。”漢朝臨政並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不如回頭來進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國家治理好了，災害就會一天天消除，福祿也就會一天天到來。《詩經》上說：“適合於民，適合於人，接受天給予的福祿。”執政能適合人民，自然會得到天給予的福祿。仁、義、禮、智、信是五種恆久不變的道，這是王者應培養整飭的。這五種道能培養整飭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來贊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會普及到國外，擴大到一切生命。

詩文賞析

簡述
1.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
4.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對任子訾選制。
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天人關係說先秦時就有之，但董仲舒雜揉諸家，加以發展，吸收了陰陽五行學說和對自然現象的比附來詳盡論證，將這個學說發展成為天人感應學說。董仲舒認為《春秋》一書記錄了幾百年的天象資料，所以後世災異要以《春秋》為根據來解釋。他通過援陰陽五行學說解《春秋》考察其中與天災人事的聯繫， 從而建立起“天人感應”學說。“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是董仲舒天人關係的核心。
董仲舒認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認為：“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天是宇宙間的最高主宰，天有著絕對權威，人為天所造，人副天數，天人合一於是天命在論證君主權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權建築在天恩眷顧基礎上，君權乃天所授。人君受命於天，奉天承運，進行統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應絕對服從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從而使君主的權威絕對神聖化。這有利於維護皇權，構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應在肯定君權神授的同時，又以天象示警，異災譴告來鞭策約束帝王的行為。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漢書·董仲舒傳》）
這就使得臣下有機會利用災祥天變來規柬君主應法天之德行，實行仁政；君王應受上天約束，不能為所欲為，這在君主專制時期無疑具有制約皇權的作用，有利於政治制約和平衡。
“天人感應”為歷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響深遠。天人感應對皇帝的警策作用，據《漢書》、《後漢書》記載，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光武帝等幾個皇帝，在出現日食、旱災、蝗災、洪災、地震等災異時，都下罪已詔。後世帝皇逢災荒年實行免租減賦、開倉賑災等措施無不深受天人感應的影響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過君權神授論竭力為君權（政權）的合理性作出證明，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以次依託君權（政權）來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過天人感應論，假上天之威，對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須時刻注意天的喜怒哀樂，按上天的旨意來行事。而”天意”的解釋權則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這樣就實現了儒家對君權的限制和控制。儒家與權力的結盟使得儒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和對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強。
在治國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陰陽，人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漢書·董仲舒傳》）
因此他主張“德主刑輔、重德遠刑”，並以春秋決獄，來匡正律令嚴峻的弊病。認為人君應當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倫綱常。孔孟認為人間有五倫，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則擇其要者改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再將原先儒家主張的五種德性（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並認為三綱五常可求於天，不能改變。
三綱五常”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 * 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時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權力這樣一個目的，”三綱”里的”父為子綱”，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須信奉天人感應，施行仁政。
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
董仲舒所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是單純以尊儒為目的，它的目的是樹立一種國家唯一的統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統一來為政治上的大一統服務。他對漢武帝說過這樣一段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
這段話表明人文學術脫離不了政治，坦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統治文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禁絕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選拔人才和統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諸家。他向漢武帝建議要“明教化”、“ * 度”，力主實行“德主刑輔”的仁政，希望通過廣設學校，來散布儒家道德禮儀，維護儒家地位和君主 * 。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臨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他建議漢武帝：“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反對“郎選”、“任子”和“貨選”等漢代官吏選拔制度。呼籲：“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認為設學校以廣教化，這是鞏固統治的關鍵堤防。
漢武帝於是從其所議，“立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選賢才，舉孝廉，郡國歲獻二人，著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漢書·董仲舒傳》）
教育、選官等制度服務於儒家，為儒生進入政治權力機構，參與權力運作，提供了便利條件，儒生逐漸成為政治思想界的決定性力量，有利的維護了儒家的獨尊地位， 董仲舒還極其推崇《春秋》。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禮儀之大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認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認為孔子是帶著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義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董仲舒的學說是從維護漢朝的大一統出發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統”之精義：“《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把封建的大一統說成是天經地義不容更改之事。他認為應該損抑諸侯，尊王襄夷，一統乎天子，並使四海“來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