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你說，他說

子瞻前輩：

打擾了！您的文章在當時即廣為傳頌，後世也將您的作品奉為經典，後生在千年之後能得以欣賞到您的作品，實乃三生有幸。先生仙去後三百年，有好事者將您與昌黎公、河東先生、歐陽文忠公、令尊明允，令弟子由，介甫前輩和子固前輩合稱為唐宋八大家，本意是想幾位前輩的作品編於一輯，給後人學習文言文提供範本，卻想不到引出一番是非。

後生慚愧，鮮讀書，少閱歷，所見所得恰如管中窺豹。自明以來數百年，社會主流皆把唐宋八大家作為文言正統，讚譽之詞不絕於耳。早先後生亦深以為然。畢竟幾位前輩確有震世之功：昌黎公止前世之奢靡，指秦漢為方向，疾言“文以載道”，開一代文風；唐亡後百年，神州飽受戰火，文壇亦有風波。及至北宋中期，歐陽文忠公再度撥亂反正，繼昌黎公之未竟，可謂復興之舉；先生您更不必多說，詩書畫三絕古今少有，才華橫溢。後生竊以為，唐宋八大家之於中國文藝史，正如春秋末年百家爭鳴之於中國思想史，或是1927年索爾維會議之於物理史。你們好似耀眼的煙火，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頂峰，使後來者黯然失色。或許是受先生的《潮州韓文公廟碑》和今人梁衡的《讀韓愈》影響，在數位先人中，後生最推崇退之前輩。誠如先生所言，退之前輩“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正六朝浮華文風。不僅如此，後生還敬佩前輩直言勇諫的剛直作風，一夜驅盡潮州鱷魚的堅強意志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的逼人傲氣。依後生所見，昌黎公正如同千年之後的魯迅，為後世樹立起“文歸秦漢，詩模盛唐”的寫作準則。

然而，寒來暑往，徒增馬齒之餘，後生也聽到一些有關諸位先賢的非議。後生雖認為前輩並非徒有虛名，心中亦生疑竇。一個月前，後生於新得課本中尋得今人周振甫先生的《唐宋八大家論》，其中所引前人之言，後生閱後大為驚惶，始覺先生及之屬所得盛譽，確乎言過其實。原因有三。先生及昌黎公所生之唐宋，人才輩出。退之嘗與同道辯文於太學之中，且有牢騷之意隱於詩文，嘆其示以正道而人皆毀之。先生亦曾與僚屬談文論道，所遇之人無有白丁。同朝者如摩詰居士，范希文正公等皆當世之名流。先生之才，誠不辜先生之名，然後世輕余者而獨尊此八家，似有吹噓之嫌。此乃一也。周氏所引《新唐書·文藝傳》稱，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三變。高祖、太宗時，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至玄宗時，上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亦雄渾；及大曆、貞元間，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按其所述，先秦文風之興，乃歷史潮流之所向，歷經三轉方至於茲，如溝壑之既成而水注焉，非君所謂獨韓公一人“起而麾之”。此乃二也。唐既沒，五代之中，文風數變，及歐陽文忠公時有二百餘年，此後旁門皆隱，唯韓柳之風獨存，此固勢之所趨，然歐陽公與先生等揚此風而抑他道，亦是此之因也。由此觀之，先生之揚似非出於肺腑而有一己之私，意欲顯己之正統而耀己之名。此乃三也。

數日前，後生偶遇一本名為《金元明清詞選》的書，書中收錄了宋佚後數百年間的部分優秀曲詞。今人都說長短句首推宋詞，但對比宋詞和宋之後的詞，後生髮現所謂黃金時代不過是好作品相對較多的時代，並不是件件都是精品的時代。推而廣之，所謂大師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在作品上尚不能十全十美，又怎么能在其他方面對他們要求過高呢？退一步說，無論先生當時所作所言出於何種目的，先生都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大量可圈可點的優美文章，歷經千年仍舊熠熠生輝，為人們尤其是初學者了解、學習文言文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僅就此而言，先生及唐宋八大家裡的其餘前輩就對得起你們的名聲，並非沽名釣譽之輩。

久聞先生乃一代文豪，想必先生對後生所言之事也有獨到之見，願先生暢敘高見，後生敬候先生華翰。

此致

敬禮

千年之後的中學生 梁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