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史記》

星夜，我拿出《史記》，翻到“屈原賈生列傳”，用心細讀。“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於是懷石，逐自投汨較以死。”讀史至此，我不禁閉目沉思，心中隱隱感到屈原那股照耀千古的浩然正氣，但更加同情屈原萬般悲憤，懷石投江的無奈。

司馬遷評屈原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在過去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在統治者以過分的“孝悌忠信”來鉗制人的思想，以達到鞏固其統治地位的社會中，這種“忠誠”無疑是極受推崇的。但屈原之志在現今社會中還是否適合呢？還是否有其現實之價值呢？在我看來，值得商榷。

首先，雖說“哀莫大於心死”。屈原“忠而被謗，信而見疑”，滿腔悲憤成了他自尋短見的動力，但他死了，楚國能免亡國之禍嗎？顯然不能。但我覺得，屈原既然有尋死的勇氣，為何沒有化悲憤為力量，重新面對人生的勇氣呢？其實，只要屈原能開闊一點，大可放開懷抱，別投他國，覓得賢君，以展抱負。即使此生長留楚地，亦大可隱逸山林著書立說。一來不用“愛物之汶汶”，二來使自己的才華得以保存。何樂而不為？須知道，即使當世沒有明君，難道以後就沒有明君嗎？即使自己有生之年不能振興楚國，但只要他的精神與才華能流傳後世，那么楚國還有一絲中興之望。可見，投江自盡實屬不智之舉！

屈原之所以“不智”，究其原因，全是“愚忠”作崇故。俗話說：“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這是這樣的道理。我覺得“愚忠”二字不但害已，還會誤人。正如當年忠孝兩全的岳飛，他明知自己遭十二道金牌調回京師定是凶多吉少，而且又知道自己一死，金國鐵蹄勢必重踏中原，蹂躪蒼生。若他不是執著於“忠”之一字，我想歷史也會改寫，南宋百姓也能享得太平之樂了。

雖然說忠於國家是每一個公民的天職，但忠於的是國，而不是那施政不善、導致人民生活不穩定的當權者。所以我們可說，屈原的忠誠無疑皓如日月之輝，但他並不算是忠於國家而是忠於那個易受小人之間的昏君楚懷王，由此可知“愚忠”是不智的，在當今社會就更不合時宜。理智的忠誠是“愚忠”的蛻變與升華，這才是人們值得仿效與推崇的美德，這才是為國家民族謀福祉的剛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