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上虞帖》（2）

帖中大都是回答來書所問，其中提到三個人，修齡是王導的從弟王廙之子王胡之的字，與王羲之為從兄弟。重熙是郄鑒之子郗曇的字，是王羲之的妻弟，另一個"不知安所在"的安，當然為謝安。當時謝安在臨安山中泛海之際，故其時王羲之不知謝安在何處。謝安屢舉不起，當時在朝士大夫頻有煩言，今又不知其所在，故云"未審時意云何"。
《上虞帖》的發現有一個曲折過程。"文革"期間，抄家物資中書畫堆積如山，不知有多少書畫在這一劫難中煙飛塵滅。而珍貴的王羲之《上虞帖》（唐代摹本）是經過博物館一批人的搶救，才免於灰飛煙滅的災難。1972年的一個普通的日子，在清理抄家書畫時，萬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館參加書畫及工藝品的清理工作。在那些和垃圾存放之一起的工藝品的倉庫里，他發現《上虞帖》被當作一般書法扔在一個竹筐里。也許是出於好奇，也許出於一種職業的敏感，他打開卷子一看，被其獨特的藝術性已經非同尋常的風貌所震驚，於是他把它帶回到博物館，準備請有關專家鑑定。經過一番鑑定，專家確認為其為贗品，又被打入冷宮。
就這樣《上虞帖》又默默地在寂寞中沉默了三年。
時隔三年，"文革"臨近結束前，萬育仁又重提《上虞帖》。重新返回工作崗位的沈之瑜及書畫保管部主任馬承源看了，認為是件好東西，但是很難判別其真偽，於是他們又請來了謝稚柳來作鑑定。
於是謝氏做了大量而又細緻的工作，把它與唐宋的許多作品作了比較，他可以很肯定《上虞帖》所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他的思緒在歷史長河中追本溯源，感到一種難得的喜悅。然而《上虞帖》究竟是什麼朝代的摹本？
這個疑團一直困擾著謝稚柳。
正當他感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在帖的右上角有南唐的"集賢院御書印"躍入眼眸。下面還有一方印，已經模糊不清。
這一方是什麼印呢？
這或許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謝稚柳一時還看不清楚。他把《上虞帖》收了起來，準備第二天再看。對重要的古書畫，他總不是看一遍就算了，而是要反覆看，一方面是為了欣賞，更為重要的是想看得更仔細些，判斷得更準確一些。
晚上，他把帖又展開在床前的桌子上。在燈光上，又看了很長時間。他想起曾看到過一段記載，清末時期，收藏者逃難，把《上虞帖》縫在棉衣里，由北方帶到南方，自那以後，就失去了它的信息。現在不知道為何人收藏？也不知道從哪裡來到抄家文物之中。
又過了幾天，謝稚柳再研究這件作品的時候，突然想到，這方印章可能就是南唐的"內契約印"，但印痕已經模糊不清了，怎么辦呢？幸好這時候有科學技術的幫忙了。博物館從其他單位特地借來一台射線機，用同位素鈷60一照射，奇蹟出現了，果然顯出"內契約印"和"集賢院御書印"兩個印章。這兩方印章在宋代被稱為金印，而歷史記載中有此兩個印章的書法作品只有《上虞帖》，這一證據，就基本上確定了《上虞帖》是唐代摹本的說法。後來，經過上海博物館裱畫師的努力，這兩個印章又清晰地再現出來了。
而上海博物館也終於有了王羲之的作品。
每當提起這件事，誰都難忘當初在一堆抄家書畫中發現它的萬育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