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閒《草書千字文》（3）

與張旭、懷素並論

唐韓愈《送高閒上人序》：“往昔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憨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閒（高閒）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言於中，利慾斗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 在此，韓愈把書法抒情的特質闡述得顯豁、透徹，淋漓盡致。書法情感的兩方面：一是書作者自己的喜怒哀樂“有動於心”的直接發抒；再是“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觸動了書作者，物我交融，表現之於情感。所以張旭的草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達到了神化的境界。師其跡，必須師其心。所以韓愈說：“不得其心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書道之妙，在於斯也歟！文中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高閒之草書，全文只是在論張旭，因為唐代書風實肇自張旭，韓愈對張旭的讚頌是時代使然。但是，韓愈所說高閒“有張旭之心”，實則是說高閒早已悟出了張旭的思想、藝術之道和藝術之精神了，這裡也就是明說張旭實贊高閒。韓愈是唐代大文豪，高閒書法能被韓愈評論，且與當代草書最高成就者張旭並論，可見高閒草書的成就和水平。

宋董逌《廣川書跋》云：“閒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見閒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按跡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跡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這裡是說高閒書法學習張旭，已步入張旭之境地，但是高閒是追求書法之最佳而不是拘泥於張旭之跡。由此說明高閒善於學習張旭。正因為如此，故高閒成為“繼張旭、懷素後又一位以草書冠一時之名得書家”，而對後世影響至大。宋代黃庭堅就曾學習過高閒，他在《魯直自評書學》中稱：“余學草書三十年，初以為周越為師，故三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通過這段自白，說明高閒書法曾對黃庭堅有過關鍵性的啟示。黃庭堅最後從張旭、懷素、高閒三位草書高手墨跡中窺見筆法之妙，悟出真諦而成為宋代首屈一指的草書大家。

元代鮮于樞論草書云：“張長史（張旭）、懷素、高閒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閒用筆粗，十得六七。”

這裡亦是將高閒與張旭、懷素並列而談。鮮于樞一是說此三人皆擅長草書，都有名氣，繼而分別論述了各家的草書特點。看來，此三人在唐以後的書法家中是被學習繼承之楷模。三者的基本情況及其關係為：“張旭，字伯高，吳郡（今屬江蘇）人。官至金吾長史。擅狂草。其書龍飛鳳舞，神奇莫測，細察之，卻無一筆不合規矩。……懷素，字藏真，潭州長沙（今湖南長沙市）人，善狂草。好飲酒，興到運筆，如驟雨鏇風，圓轉飛動，雖多變而法度具備。晚年趨於平淡。前人評其狂草繼承張旭而有所發展，謂‘以狂繼顛’並稱‘顛張醉素’，對後來影響很大。”

“高閒，唐烏程（今浙江吳興）人。工書法，尤善草書，草書師法懷素。擅以白綾作真草，頗著盛名。宣宗召對，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

這裡雖未曾記載高閒的官位，但記錄了皇帝賜予他紫衣，說明此人有才且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低。在上述記載中，懷素繼承了張旭，高閒師法懷素，可見他們乃一脈相承。三人有師承關係，但都是師其心，並非師其跡。他們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又各有不同的藝術風貌，藝術水準在同一層次上，否則，就不會被人相提並論。雖然高閒沒有像張旭那樣留下《冠軍帖》、《肚痛帖》、《古詩四帖》，像懷素那樣留下《自敘帖》、《小草千字文》、《菩薩帖》、《論書帖》等眾多碑帖供後人研究、臨習、借鑑，但從僅存留下的草書《千文殘卷》，仍能看出高閒草書的藝術內蘊與個人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