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重光·嘉州集

作者：笪重光　書體：楷書

笪重光小楷《嘉州集》，崑崙堂美術館藏。

錄五言律二十四首。《嘉州集》是唐代詩人岑參的詩集，通行本作《岑嘉州集》。岑參官嘉州刺史，因此得名。此冊共十開，每開長二十一點五厘米，寬十二厘米，唯獨第十開略窄（長二十一點五厘米，寬八厘米）。又冊中詩題與詩往往分布前後兩頁（凡四處），一處則詩中分為兩頁，疑此作原為一小手卷，後割裱成冊。冊前有王文治題署，曰“江上先生真跡，松下清齋鑑藏，文治”，鈐“王氏禹卿”朱文印，彌足珍貴。王文治稱笪重光“小楷法度尤嚴，純以唐法運魏晉超妙之致……以《曹娥》仰追《宣示》，乎登鍾傅之堂矣。”（《快雨堂題跋·笪江上書江冷閣集序》）觀此冊字形寬展，捺畫閒閒逸出，頗見雅意，亦合於“氣之舒展在撇捺”（《書筏》）。此冊前後共鈐笪重光印十一枚（其中“直指之章”“江上笪氏圖書印”重複），冊尾鈐“笪”“笪重光印”諸印以代款字，亦頗具一格。笪重光的小楷書傳世極少，所以此冊尤顯珍貴。

附錄：笪重光及其小楷《嘉州集》
作者：卜一克
（選自《書法》2006年第2期）
孟津骨朽松僑死，
海內誰知所以然。
這是清初書法家陳奕禧（一六四八—一七○九，字子文，號香泉）題傅青主《惠昭塔碑》句，詩中流露出作者對清初書壇的悲觀情緒。清初的書壇，一方面由於由明入清的王鐸、傅山（松僑）的去世而出現真空，沒有能夠引領一時的巨擘。陳詩“海內誰知所以然”便是當時書界的真實寫照。一方面則籠罩在晚明董其昌、王鐸、傅山等名家的陰影下，特別是董其昌對清初書壇的影響至巨，如當時名家姜宸英（湛園）、何焯（義門）、汪士（退谷）、陳奕禧（香泉）等皆取徑董其昌。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說：“張司寇（照）書名最赫，其筆力沈鷙，洵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姜湛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為近，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可見當時書法不論取法、品評，皆以董其昌為標準。這裡另有一個原因，即康熙帝喜歡二王書，而於董香光獨有青睞，王士（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分甘余話》“清朝狀元多選書法優者”條曰：
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順治中世祖皇帝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忠倚、戊戌狀元孫承恩皆法歐書者也。康熙以來，上喜二王書，而己未狀元歸允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辰狀元汪繹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也。惟戊辰進士中工二王體者，首推海寧查昇，以其族叔嗣韓兼習《五經》，拔置鼎甲，昇遂抑置二甲。
王士這裡主要列舉的是應舉所作的小字正書，其實如查的行書便師法董其昌，並深得康熙帝的賞識。但從王士的話中頗可見帝王個人的喜好對當時書壇的影響之巨。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學董而成一時風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因此而致使一些偏師獨出、不受董書羈縛，有復古、創新意識的書家受到抑制，卻也是此一風氣的最大弊害。清初的笪重光便可謂是這一風氣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笪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字在辛，號江上外史、郁岡掃葉道人、蟾光等，句容（今江蘇鎮江）人。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壬辰）進士（同科一甲三人中，狀元鄒忠倚即王士《分甘余話》中所提到的“法歐書者”；探花沈荃在康熙朝因能寫一筆董書而成為康熙帝師，備極榮寵），旋自刑部郎中考選御史，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乙未）巡按江西。有直名，後因得罪權臣明珠，罷官歸鄉，隱居茅山之麓，學導引，讀丹書，潛心於道教。
笪重光生活的時代，正是董書最盛之期，由於他在書法上並不隨順時流而能逸出董書風氣，並且過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心）而隱居鄉里，所以他的書法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在當時及之後論及清初書家的書論中，很少提到他，也很少把他和姜宸英、汪退谷、何焯諸家並提。一直要到了清代中期，他的同鄉王文治（一七三○—一八○二，字禹卿，號夢樓）才對他的書法推崇備至，且推論其書不遺餘力，如云：
吾鄉笪江上先生書格超妙，小字尤佳。蓋先生自解組後隱居句曲山中，讀丹書、學導引、游神於塵滓之外，故所作書飄然有凌雲之氣。國朝善書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數覯見也。（《快雨堂題跋·笪江上尺牘》）
又云：
國初善書之家如華亭沈繹堂、慈谿姜西溟皆能胎乳古人，擺脫時徑。至於披露天真，俾字裡行間飄飄然有凌雲之意，則吾鄉之笪江上先生所獨也。（《快雨堂題跋·笪江上書江冷閣集序》）
直欲置其書於沈繹堂（荃）、姜西溟（宸英）之上，而為清初書法之冠。這裡雖然難免“於鄉先輩不能無私”，但包世臣在其所撰《藝舟雙楫·國朝書品》中將笪重光行書置“能品下”第三名（在笪重光前者為神品、妙品上一人鄧石如；妙品下二人劉墉小真書、姚鼐行草書；能品上七人釋邱山真及行書、宋珏分及榜書、傅山草書、姜宸英行書、鄧石如草書、劉墉榜書、黃乙生行榜書；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鐸草書、周亮工草書……），也可謂評價極高了。
關於笪重光書法之取徑，王文治在《快雨堂題跋·笪江上尺牘》中有很詳細的論述：
江上書上至章草下至蘇米，靡所不習，恨不能確然指其得筆之淵源。然其遊絲裊空、蕭然自得之處，無所秉承不能獨造也。一日偶臨嵇叔夜《絕交書》，恍然大悟曰：此吾鄉江上先生之書之所自出也。自此以後，凡見笪書無一點一畫不瞭然其來處矣。趙鷗波云：“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學之便可名世。”真甘苦之言歟。
王文治此語雖然只是一己之推測，但他對笪書如此窮索苦究，應該也是能比較接近事實的。嵇叔夜《絕交書》今日雖不可見其真貌，但總之笪重光的書法取法魏晉應該也是可信的。笪重光書法魏晉，特別是嵇叔夜，正和他的性格相契。這是可以以他的詩為證的。其詩曰：“野水橋邊舊業存，數間茅屋向乾坤。太平一半深山得，何必承明始是恩。”詩的意境和用典都出自七絕聖手王昌齡的《長信秋詞》，表現出一種灑脫不羈的氣質和歸隱山林的志趣，是其人、其詩、其書完滿合一的體現。所以王文治評其書“無纖毫塵滓氣也”，正是其高出眾人之處，也是別人所難到處。
笪重光並善畫，與王、惲南田交遊，互有影響，“江上之畫特書之緒餘，而一對惲王便入作家轍軌，此友朋之益也”（《快雨堂題跋·笪惲王三家合冊》）。龐元濟《虛齋名畫錄·笪江上仿元人筆意軸》中附錄王惲二家題跋：“筆致飄瀟，矯然出群，視余圖何止十倍勝也。”（王）“筆不到處致有高韻，非近日庸史所能夢見。”（惲南田）正可見二人對其畫推崇備至。
笪重光並有《書筏》《畫筌》二書傳世。其論書曰“匡廓之白，手布均齊；散亂之白，眼布勻稱”，是中國古代自孔子以來儒家“和”的思想在美學中的充分體現，說其“皆由甘苦中流出”也並非虛譽。
崑崙堂美術館藏笪重光小楷《嘉州集》一冊，錄五言律二十四首。《嘉州集》是唐代詩人岑參的詩集，通行本作《岑嘉州集》。岑參官嘉州刺史，因此得名。此冊共十開，每開長二十一點五厘米，寬十二厘米，唯獨第十開略窄（長二十一點五厘米，寬八厘米）。又冊中詩題與詩往往分布前後兩頁（凡四處），一處則詩中分為兩頁，疑此作原為一小手卷，後割裱成冊。冊前有王文治題署，曰“江上先生真跡，松下清齋鑑藏，文治”，鈐“王氏禹卿”朱文印，彌足珍貴。王文治稱笪重光“小楷法度尤嚴，純以唐法運魏晉超妙之致……以《曹娥》仰追《宣示》，乎登鍾傅之堂矣。”（《快雨堂題跋·笪江上書江冷閣集序》）觀此冊字形寬展，捺畫閒閒逸出，頗見雅意，亦合於“氣之舒展在撇捺”（《書筏》）。此冊前後共鈐笪重光印十一枚（其中“直指之章”“江上笪氏圖書印”重複），冊尾鈐“笪”“笪重光印”諸印以代款字，亦頗具一格。
笪重光的小楷書傳世極少，所以此冊尤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