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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百科介紹

人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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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光緒舉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國的 思想啟蒙者,深度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偉大社會活動家,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聞報刊活動家。  梁啓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未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後來,與康有為一起領導了著名的“戊戌變法”。其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包括影響後世深遠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

生平履歷

  1890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革維新的道路,世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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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像

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啓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啓超出任司法總長。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啓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  1916年,梁啓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啓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  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啓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  1923年春由於妻子癌症復發病逝,梁極為傷悼,此後尿中開始帶血。因不願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懷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國醫院檢查。經名醫克禮診察後,發現是尿血症,但始終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時的梁啓超還未意識到病情的嚴重,對病情還比較樂觀。他在2月9日給長女令嫻的信中說:“其實我這病一點苦痛也沒有,精神氣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時閉著眼睛不看,便什麼事都沒有,我覺得殊無理會之必要。”  1926年初他發現尿中有血,到北京協和醫院檢查,診斷出一個腎病變.協和醫院的大夫檢查了好幾天,最後判定是右腎生瘤,於是在3月16日動手術將右腎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腎後,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協和醫生只能做消極性防治,不能做積極治療。後發現由於實習醫生之誤,為誤將健康右腎切除。經名中醫唐天如醫治,漸康復。  1928年由於經歷恩師康有為去世,愛徒范靜生去世,王國維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於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京滬開追悼會,參加者甚眾。

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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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  梁啓超一生勤奮,著述宏富,在將近36年而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著述達1400多萬字。  他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範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  梁啓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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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的書法人生

: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啓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啓超寫於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然後,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啓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著作名錄

  《少年中國說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  《敬業與樂業》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新民說》  《飲冰室主人自說》  《中國文化史》  《飲冰室主人全集》  《李鴻章傳》  《曾國藩傳》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選集》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變法通議自序 論不變法之害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論學會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說動 論湖南應辦之事  呵旁觀者文 中國積弱溯源論(節錄)  立憲法議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西學書目表後序 倡設女學堂啟  湖南時務學堂札記批(節錄) 成敗  英雄與時勢 文野三界之別  古議院考 《西學書目表》後序  養心語錄 國權與民權  講演集  湖南時務學堂答問(節錄)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 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人權與女權 情聖杜甫  屈原研究 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  書信集  致汪康年書 與嚴幼陵先生書  致康有為書 致康有為書(1900年)  致孫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為書(1902年)  致孫逸仙書 致康有為書(1912年)  詩文類  去國行 紀事二十四首  讀陸放翁集四首 壯別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 二首  浪淘沙 賀新郎  傳記類  戊戌六君子傳  敬業與樂業  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

賦稅思想

  梁啓超塑像(15張)梁啓超是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我國19、20世紀之交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著名宣傳鼓動家。他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啓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梁氏故居

  飲冰室   梁啓超故居(17張)位於天津河北區民族路44號,飲冰室位於河北路46號。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啓超購買周國賢舊意租界西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於1914年。主樓為水泥外牆,塑有花飾,異型紅色瓦頂,石砌高台階,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書齋"飲冰室"為淺灰色兩層洋樓,建於1924年。首層為其書房,二樓做臥室和會客。梁啓超後期著述均於此完成。"飲冰室"系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專為其設計,造型別致典雅。建築面積949.50平方米。  ------王之鴻  北溝沿胡同屬東城區北新橋地區,在東直門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溝通大菊胡同和東四十四條,長300多米。明代,稱“學房胡同”;清乾隆時稱“官學胡同”,宣統時稱“北溝沿”,因胡同臨近水溝而得名;1949年稱“北溝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都胡同”,後復稱“北溝沿胡同”。現胡同西側與新太倉二巷相通,東側有兩條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溝沿胡同23號,舊時的門牌是北溝沿13號,在胡同南段西側,占地面積3752平方米,街門朝東。街門是被稱作“西洋門”①的屋宇式街門,街門內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顯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雖然從建築學角度講,大門外對面的“影壁”,亦稱“照壁”,既有遮擋大門對面零亂的牆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為宅門對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側建影壁,或是依託別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豈能想建就建!所以,現在在北京城裡所能見到的門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當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總而言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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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漢字是表義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門外的影壁是宅門的對景;那么,門前的這段道路自然與宅院產生了領屬關係。門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門前不許停留,更不許喧譁。梁啓超任過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其政府大員的身份與這座宅院的規格是相稱的。據1951年房屋調查登記顯示:該院主體建築集中在南半部,是東、西並列的兩個三進院落,東部為住宅,西部是花廳;北半部約占整個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園式的後院,院內樹木繁盛,有假山,有涼亭;後院開有朝東的穿牆門,是整個院落的後門。該院共有房屋和亭、軒等建築129間,建築面積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帶抄手廊的瓦房47間、敞軒3間、遊廊21間、地窨子4間、防空洞1個、涼亭1座。該院的具體格局是:宅門北側是一拉溜兒東房,共11間,應是回事房(傳達室)、車庫和警衛、雜役用房,從南往北的第三間東房的後牆開有臨街券門,是“車庫門”。該院的具體格局是:進入宅門,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經過坐西朝東的“垂花門”②便進入了東院的一進院;一進院有帶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間,北房為腰廳,即:中間一間為連線前、後院的通道;東院的二進院均為帶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間、耳房兩間,東、西廂房各3間;東院的三進院只有7間後罩房。與東院並列的西院是休閒區,習慣稱為“西花廳”,亦是三進院落;從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疊石與3間敞軒構成的一進院,由3間敞軒和3間正房構成,並有轉圈遊廊連線的二進院和由兩間東、西廂房與平頂外廊構成的三進院。  北溝沿胡同23號現在是單位宿舍,當年院內的主要建築尚存,只是殘破不堪而已;由於為解決職工住房而進行的改、擴建工程和住戶見縫插針的自建房屋,致使該院已難尋昔日風采。1986年1月21日,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北溝沿胡同23號作為“梁啓超故居”,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註: ①西洋門,是清代中期以後,西方建築文化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在北京四合院採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門,在府邸、宅院建築群中常作二門,起著聯繫分隔內宅和外宅的作用。參考資料: 《梁啓超傳》(吳其昌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張 王忍之編三聯書店) 《世說新篇》(黃苗子著三聯書店) 《捲起巨大旋風的梁氏新文體》(作者夏曉紅載《北京日報》) 《梁啓超為西醫辯護》(作者張建偉載《羊城晚報》)

時代印記

  每一個嚮往大時代和大成就的年輕人都喜歡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視為轉折年代,他們都喜歡引用查爾斯·狄更斯描寫大革命之後法國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他們都喜歡用混亂來形容自己的年代,他們都渴望為這“混亂年代”理出脈絡或者記錄這“混亂年代”。 而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真正經歷混亂年代並且因為自己在混亂年代中的作為而被寫入歷史的年輕人卻實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個名單因為一些原因還會在某些時候遺漏掉一些人。在我看來,梁啓超正是這樣一位具備了眾多偉大人物的素質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時代忽略了的人。最早激發起我對梁啓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對《劍橋中國晚清史》和一些記載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命運的書籍的閱讀過程中。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我才驚異地發現,以前我們僅僅用“改良派”三個字來描述的梁啓超,在這段歷史中名字出現的頻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權臣要高。  梁啓超所處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亂年代。在由梁啓超的學生吳其昌所著的《梁啓超傳》中,梁這位早逝的學生用一章來寫梁啓超誕生之前的中國:這是一個為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個老朽帝國的奴隸,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呈現給後人的則是貪污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帶來短暫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而洋務運動的重地總理衙門在當時被人們稱為“混蛋加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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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梁啓超舊居

我們的歷史課本在描述這段屈辱歷史的時候,從來不會吝惜筆墨,這會使我任何進一步的講述都顯得多餘。而吳其昌先生給予自己老師的高度評價,我想可能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啓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同孫中山相提並論,“他(梁啓超)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梁啓超是一個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國,我相信這兩件事情的難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學習9歲就精通外語的難度相差不大。而梁啓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的壯舉同我們今天驚為天人的中國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難度更大。中舉時的主考官以為梁啓超“國士無雙”,竟然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啓超做妻子,這是古老中國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戊戌變法令梁啓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名揚天下。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梁啓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是熱心策劃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傢伙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傢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後這個年輕人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往往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上的領袖來接待。當時梁啓超26歲。  而梁啓超在政治上的輝煌並不像教科書上記載的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終結,或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成為明日黃花的人物。梁啓超在日本的時候,和同樣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交往頻繁,據說,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啓超介紹給孫中山的,可以想見,以孫中山當時的聲望,自然無法同梁啓超相比。而此時梁啓超和康有為的分歧越來越大。儘管如此,梁啓超顧及到康有為,沒有給革命黨人過多的支持。梁啓超的另外一次輝煌來自於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凱宣布稱帝,此時的梁啓超卻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歐美的遊歷和對西方各國歷史的學習給他一種印象,稱帝者必亡。於是長於雄文的梁啓超寫出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到訊息,派人給梁啓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啓超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啓超將銀票退回。 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啓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啓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願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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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冰室

梁啓超在另外一次反帝運動,即反對張勛復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次也意味著他同改良派的徹底決裂。周善培規勸梁啓超說:“事情有該自己做的,有該聽別人做的。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應當做;討張復辟只該聽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而康有為則正站在復辟的一方。梁啓超和康有為從此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啓超學生的面痛罵梁啓超“梁賊啟超”,並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獸來稱呼梁啓超。至於梁啓超在中國新聞事業上的地位,早有新聞學者將他同沃爾特·李普曼相比較。才氣縱橫自然不說,梁對中國文體的改革被認為是他的最偉大貢獻之一,或許我們也可以把這稱為表達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認為梁啓超文氣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寫習慣了報紙文章,結果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但是卻沒有其他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別的著作。長久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為屬於保守派的梁啓超的死,更是嘲笑我們對歷史局限的判斷能力。梁啓超晚年進入協和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一個腎潰爛,必須割掉。不幸的是現代醫學可能發生的錯誤發生了,手術醫生將梁啓超健康的腎割掉反而留下潰爛的一個。於是“群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於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而梁啓超因為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新的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床上寫文章為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最後,梁啓超允諾在自己死後將腦部捐獻給醫院。

梁氏軼事

率真與誠懇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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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生平簡介

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啓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啓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啓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中國古代的史官為了給後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殺頭:梁啓超毅然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而寫出了揭露竊國大盜恢復封建帝制的《異哉國體問題》。  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啓超出席證婚。梁啓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啓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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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

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啓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3月8日,梁啓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啓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譁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啓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啓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啓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啓超寫序》,文曰:“蔣百里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啓超閱後大為讚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湧,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作序。”(摘自《套用寫作》)紀念

梁啓超的兩次被“掌摑”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詁經精舍里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專治樸學(俞樾即後來著名學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的炮聲把年輕的章太炎從故紙堆中驚醒。同年“公車上書”的導演康有為因之竄紅。次年激進的章太炎就從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錢要求加入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在上海期間,他認識了很多維新界的人,如譚嗣同,唐才常,並有幸結識了康門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後來跟他鬧得不可開交的梁啓超。  擅長筆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啓超主持的維新派報紙《時務報》中擔任編輯。但是不久因章太炎發表了多篇反滿清的文章,梁啓超秉承師意拒不發表,章對此不悅,後因對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發衝突,因康有為自視甚高,將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長素,也就是長於孔子,他門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賜、勝參等,自稱水平超過顏回、曾參,章太炎看不過去,一日飲酒數杯對眾人稱,“所謂長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虜”,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門人發生肢體衝突,梁啓超率數人至章處問罪,章太炎一時怒起,以掌摑梁啓超兩記,眾人扭打因之決裂。梁啓超著述(16張)  一次梁啓超追隨康有為逃日本避難,恰孫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為滿清壓迫,經此慘禍當能自省,乃請人約見。但康有為等人卻堅持以“大清子民”為念,要死保光緒帝,將孫中山看作是亂黨,拒絕合作,但隨著孫中山的反滿主張在日本華人中影響日益壯大,康為拉攏孫中山的部下派梁啓超等人前去協商合作,但梁等人竟地要求孫中山放棄原來主張加入他們所謂的勤王運動,梁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誆騙到他們的巢穴,忽然擺出香案祭出所謂光緒的衣帶詔要孫中山等人叩拜,孫當然拒絕,梁卻指使眾人不讓他們走,陳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啓超的衣領輪起左臂就是一記耳光,打得梁踉蹌幾步幾乎摔倒,接著一腳踢翻香案扯碎衣帶,曰“我乃堂堂炎黃子孫,豈做奴才拜此小丑,爾輩甘為滿洲奴者,可鄙!”嚇得康黨眾人皆退。

家庭

先祖及父母

  梁啓超祖籍廣東省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梁氏的先祖為中原南逃的難民。在梁啓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啓超祖父名鏡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啓超的父親名蓮澗,也是一位秀才,在鄉里教書;梁啓超的母親為趙氏。

兩位夫人簡介

  梁啓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緒十五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啓超考中了舉人,與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訂婚,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啓超十九歲時入京與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與梁啓超結婚時,帶了兩位丫環,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為梁啓超的側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啓超為此寫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死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裡。  梁啓超共有有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虎父無犬子——傑出子女

  梁思順(令嫻)(1893年-1966年),長女,詩詞研究專家。享年73歲。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長子,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其妻為林徽因。 享年71歲。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享年50歲。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因病早殤。 享年25歲。  梁思莊(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 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享年80歲。  梁思達(1912年-2001年),四子,著名經濟學研究。 享年89歲。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從事社會活動。 享年74歲。  梁思寧(1916年-2006年),四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顧問。享年90歲。  梁思禮(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婚戀傳奇

  梁啓超的生活中,主要有李惠仙、何蕙珍和王桂荃等幾位女性。

閨中良友——李惠仙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梁啓超17歲。在當時廣東的最高學府學海堂苦讀4年後,他參加了這一年的廣東鄉試,秋闈折桂,榜列八名,成了舉人。  主考官李端棻,愛其年少才高,將堂妹李惠仙許配與他。惠仙比梁啓超長4歲。兩年後,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啓超偕夫人李氏南歸故里。  梁家世代務農,家境並不寬裕,新婚不久的梁啓超夫婦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書室的一個小房間權作新居。廣東的氣候溽熱難當,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適應。這位生於官宦之家、從北京來的大小姐,並沒有嫌棄梁家的貧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華。梁啓超的生母趙太夫人早已仙逝,繼母只比李惠仙大兩歲,李惠仙仍極盡孝道,日夜操勞侍奉,深得梁家喜愛,在鄉里也博得了賢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維新"失敗後,慈禧命令兩廣總督捉拿梁啓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門,逃過了一場滅門之災。梁啓超隻身亡命東瀛,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個梁家的支柱。在幾個月內,梁啓超給她寫了六、七封家書,高度讚揚她在清兵抄家時的鎮定表現,鼓勵她堅強地活下去,並告訴她讀書之法、解悶之言,萬種濃情凝於筆端。有一封信這樣寫道:  ……南海師來,得詳聞家中近況,並聞卿慷慨從容,詞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  後兩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溫良,又賢慧,不僅在生活上關心照顧著梁啓超和他的家人,在事業上對梁啓超也有不少的幫助。  梁啓超生於廣東,官話說不好,為此曾吃過不少虧。"戊戌變法"初期,梁啓超已名噪京城,光緒帝久聞其名。但在召見他時,因梁啓超不諳官話,彼此難以交流,光緒帝大為掃興,結果只賞了他個小小的六品銜。這也促使梁啓超痛下決心學好官話。李惠仙自幼長在京城,官話說得自是流利。自她來日本後,梁啓超便請夫人教他學習官話。夫妻二人,婦唱夫隨,不消多時,梁啓超的口語水準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就得心應手了。  梁啓超與李惠仙一向敬愛有加,做了一輩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啓超卻為此悔恨終生。在李惠仙彌留之際,他對大女兒梁思順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順兒啊,我總覺得你媽媽的那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至極始終不忍說,現在忍不住了,說出來想把自己的罪過減輕一點。"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啓超寫下了一篇情文並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 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隻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

  1899年底,梁啓超應康有為之請,赴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僑商設家宴招待梁啓超,引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糾葛。  梁啓超進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還有一年輕女子。她是僑商的女兒,叫何蕙珍,芳齡二十,從小接受西方教育,16歲便任學校教師,於今已有4年,英文極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參加宴會,由她做梁啓超的翻譯。  賓主落座,何蕙珍便挨著梁啓超坐下,不時有一股淡香飄入梁啓超的心腑。多年來,除了妻子李氏外,他還沒有與一個女子這樣接近過。席間,何小姐頗為活躍,她廣博的學識,不凡的談吐,尤其是她對梁啓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個宴會仿佛成了何小姐與梁啓超的對語,而他們兩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將罷,何小姐又將她在報上替梁啓超辯護的文章原稿拿來給他看,並說:"這是我代先生筆戰起草的英文中譯稿,請先生惠存並予指教。"接過何小姐的手稿,梁啓超吃了一驚,他多日的疑惑頓時冰釋。原來,梁啓超剛到檀香山時,到處奔走演說。清廷駐檀香山領事館買通了一家當地的英文報紙,不斷寫文章攻擊梁啓超。梁啓超心中不服,苦於不懂英文,不能回擊,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後不久,竟出現一樁怪事,另一家英文報紙上連載為梁啓超辯護的文章,文字清麗,論說精闢。顯然,作者對梁啓超的經歷和著述瞭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終於大白,原來那些為自己辯護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這位華僑小姐之手。  臨別時,何蕙珍含情脈脈言道:“我十分敬愛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願期諸來生,但得先生賜一小像,即遂心愿。”  數日後梁啓超踐約將照片贈與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報李,回贈親手織繡的兩把精美小扇。梁此時已墜入情網,幾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來拜訪梁啓超,婉勸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說這樣會給他的事業帶來極大的幫助。梁啓超沉思片刻,隨即言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我敬她愛她,也特別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時我曾與譚嗣同君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說我一顆頭顱早已被清廷懸以十萬之賞,連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連累人家一個好女子呢﹖"  又過了數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師宴請梁啓超。席間見到何蕙珍,梁啓超心情極為複雜,不敢觸及敏感話題。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談吐自如。分手之時,何小姐說:“先生他日維新成功後,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創立女學堂之事,請來電召我,我必來。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難道還有比這更直接的表白嗎﹖梁啓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輕輕說了聲“珍重”,便連忙離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內心深處的感情卻不能自欺。這期間,他陸續寫了24首情詩,以記述對何蕙珍的讚美、思念和無奈之情,把對何蕙珍的深深愛慕融入詩篇之中,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  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  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知己總讓卿。  梁啓超不願把這件事繞開自己的結髮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書中,把檀島奇遇說與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費苦心地講述著對何蕙珍的態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萬萬有所不可"的決定。李惠仙讀了梁啓超的信,自然氣惱,她給梁啓超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說: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從一而終,如果真的喜歡何蕙珍,我準備稟告父親大人為你做主,成全你們;如真的像你來信中所說的,就把它放在一邊,不要掛在心上,保重身體要緊。  李惠仙要把問題交給梁啓超的父親梁寶瑛去處理,因為她知道梁父是決不會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舉讓梁啓超著了慌,他急忙覆信,求妻子手下留情,並再三向夫人表白,對何蕙珍已“一言決絕,以妹視之”。信中說:  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累我挨罵矣;即不挨罵,亦累老人生氣。若未寄稟,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過感彼誠心,餘情繾綣,故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結耳。以理以勢論之,豈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為眾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梁啓超最終以理智鎖住情感,結束了這場苦戀。促使他做出這種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形勢急劇惡化,鬥爭十分殘酷,他已沒有時間沉溺於兒女私情。  後來,在梁啓超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又從檀島來北京,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啓超只在總長的客廳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後,何蕙珍也從檀島趕來,但梁啓超仍然婉辭。  梁啓超的這一做法,對何蕙珍來說似乎有點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也責備梁啓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吃"。

培育九位子女成材的神奇“小妾”——王桂荃

  據《革命逸史》所記,李惠仙與梁啓超結婚時,還帶來了兩名丫環,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聽使喚,不久便被梁家趕出了家門。而王桂荃則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為梁啓超的側室。  對於這樁婚事,大概是考慮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張,梁啓超從不張揚,儘量諱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時,梁啓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稱。  但是,梁啓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惠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後來回憶他小時候的一件事時說,有一次他考試成績不好,李惠仙氣急了,用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抽他。王桂荃嚇壞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裏,用身子護著他。當時李惠仙還在火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過後,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很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  在複雜的政治激流中,梁啓超的思想經歷了巨大的轉變,他頭腦中描繪的政治藍圖也由君主立憲制完全轉變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凱復辟後,他又站出來反對帝制。梁啓超始終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終無後顧之憂的,則是在他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兩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啓超去世後,留給了王桂荃9個孩子。  在這之後的歲月裏,王桂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們從王桂荃的身上學得了更多的勤奮。梁氏的9個子女多從事科學工作,並湧現出三位院士: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在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的前身)首屆院士,航太專家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她是中國尋常女性的縮影,但她又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女人。  “文革”後,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啓超與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樑之材的平凡母親。

人物評價

  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啓超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吳其昌對梁啓超的評價:   吳其昌是梁啓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啓超》一書(勝利出版社,1944年版),對梁啓超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文體的改革,是梁啓超最偉大的功績”,他所創立的“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對梁啓超的評價: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啓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啓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1935年版,第50頁) 在對梁啓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第53~54頁)  (陳鵬鳴:《梁啓超學術思想評傳》第292頁)  蕭公權對梁啓超的評價:  “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回響。梁啓超以“善變”聞名於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梁啓超的名言

  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渝,當以小說渝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患難困苦,是磨鍊人格之最高學校。  何時睹澄清,一灑民生艱? 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  心口如一,猶不失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  自信與驕傲有異;自信者常沉著,而驕傲者常浮揚。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本於學校。  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瀏覽的。  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於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夠用,不能博搜資料。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美術所以能產生科學,全從“真美合一”的觀念產生出來。他們覺得真即是美,又覺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從求真入手。  成功自是人權貴,創業終由道力強。  凡作事,將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患難困苦,是磨練人格之最高學校。  成功大易,而獲實豐於斯所期,淺人喜焉,而深識者方以為吊。  人生百年,立於幼學。  人生須知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盡責任的樂趣。

年譜

  一歲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曆二月二十三日)生於新會茶坑村。  五歲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親教讀四書五經。  十二歲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 甲申 應廣州童子試 中秀才。  十六歲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 戊子 廣州學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粵秀、粵華書院外生。  十八歲 一八九0年光緒十六年 卯寅 經陳千秋介紹,就學於康有為。  十九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 辛卯 入京與李蕙仙完婚。  二十歲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鄉居年余。  二十三歲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隨康有為入京會試,落第。參與組織“公車上書”。助康創建強學會。  二十四歲 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 丙申 籌辦《時務報》,任總編述,發表《變法通議》等文章,名聲噪起。  二十五歲 一八九七年光緒廿三年 丁酉 為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參與創設不纏足會和女學堂。  二十六歲 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 戊戌 參與“百日維新”,光緒帝賞六品銜,奉旨辦譯書局。八月政變起,逃往日本,與陳少白往還,協商與興中會合作事宜,因康有為阻撓未果。在橫濱主編《清議報》。  二十七歲 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 己亥 七月創粉高等大同學校於日本東京。  二十八歲 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 庚子 與康有為、唐才常等發動“勤王運動”事敗。  三十歲 一九〇二年光緒廿八年 壬寅 《清議報》停刊,創《新民叢報》、《新小說報》,倡“小說界革命”。  三十五歲 一九〇七年光緒卅三年 丁未 《新民叢報》停刊、成立政聞社。  四十歲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國,創《庸言報》。  四十一歲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 癸丑 參與共和黨。熊希齡內閣成立。任司法總長。  四十三歲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乙卯 創《大中華》月刊。辭幣制局總裁。四月回鄉省親。六月寫《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斥袁稱帝,南下從事倒袁運動。  四十四歲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動反袁。三月抵廣西,發動廣西宣布獨立。在肇慶成立護國軍兩廣總司令部任參謀。後成立軍務院,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  四十五歲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 丁已 七月,參與段祺瑞反對張勛復辟。任段祺瑞 內閣財政總長,十一月辭退。  四十七歲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已未 到歐洲各國考察。  五十歲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壬戌 先後到北京、濟南、蘇州、上海等地講學。  五十三歲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 乙丑 在清華研究院講學,出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五十七歲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 己巳 因腎病動手術失敗(實際上是一起醫療事故。1926年梁啓超腎病,協和專家通過對梁啓超病情會診,認定右腎上生有一個瘤子,遂決定為其實施手術,於3月16日將右腎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後並沒有止住便血,顯然西醫的診斷可能有問題,至少是不準確的。全部切除的治療手段也過於草率,協和的專家通過病理檢查,並沒有在切除的右腎中發現病變。換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診斷不誤,那么手術也是失敗的,即將好腎切除了,將壞腎予以繼續保留),於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京滬開追悼會,參加者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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