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大論戰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發行機關刊物《民報》，積極宣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推動了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啓超逃亡日本，繼續堅持改良主義政治路線，反對革命。《民報》刊行以來，改良派在其所創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大量鼓吹改良、攻擊同盟會政治綱領的文章，抵制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革命派針鋒相對地予以批駁，雙方圍繞著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展開了尖銳激烈的思想大論戰。革命派以《民報》為主要陣地，改良派則以《新民叢報》為中心堡壘，除在日本東京以外，雙方還動員了各自在南洋、美洲、香港等地所創辦的報刊投入辯駁，都開動了全部的宣傳機器，論戰持續達兩年之久。《民報》第三期特發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列舉出雙方在十二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以供論戰的需要。歸納起來，論戰的主要內容有三：一是關於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問題。改良派從維護清朝反動統治出發，極力為清政府的民族歧視與壓迫政策辯護，認為滿漢已經平等，無實行民族革命的必要，堅決反對“革命排滿”。而且危言聳聽，認為進行流血革命勢必破壞社會秩序，造成亂民騷動，甚至將引起列強幹涉而召來瓜分之禍， 因此要“愛國”就不應革命。革命派以大量的清朝反動統治的罪惡事實戳穿了改良派為清政府粉飾的謊言，論證了實行民族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義性，指出只有用武力推翻清政府，才能獲得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為革命而流血不可避免， 也並不可怕，而且“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未由”，只要進行有“秩序”的革命，就能挽救國家危亡，因此愛國必須革命。二是關於要不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問題。改良派堅持“三世說”的庸俗進化論觀點，認為由君主專制必須經過君主立憲才能實現民主共和，強調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甚至認為當前不僅不能實行民主共和，而且由於中國人民“程度未及格”，連實行君主立憲的資格也沒有，最好先實行“開明專制”以為過渡。他們斷言政治革命的正當途徑應是“勸告”清政府開明專制，或“要求”實行君主立憲。革命派則根據資產階級天賦人權的理論，認為中國人民具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有能力通過政治革命顛覆專制政體，實現民主共和，享受直接民權。革命派還進一步論證了革命和立憲的關係，指出“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而得之”，不經過革命也不會有“真正的立憲”，因此“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革命派揭露了改良派的所謂“程度不逮”論和不能“躐等”論的實質在於借立憲來反對和破壞革命，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勢所趨，中國只有“興民權，改民主”才有出路，“要求”、“勸告”清廷立憲，等於是“求魚於樵，求木於漁”。三是關於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的問題。改良派對同盟會的“平均地權”， “土地國有”綱領進行了惡毒攻擊，指責土地國有制度違背“自然法則”，將“妨害”社會生產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進步，以平均地權來實行社會革命是“煽動乞丐流氓之具”，會引起“下等社會”騷動而“危害國本”，因此猖狂叫嚷“敢有以社會革命與他種革命並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革命派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指出地主壟斷土地造成貧富懸殊，社會革命不可避免。實行“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政策，不但不會妨礙人們生產的積極性，而且將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社會的進步，因此封建土地所有制必須改變。革命派肯定今後革命力量“必不出於豪右而出於細民”，所以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同時並舉不僅可能，而且必要。通過論戰，革命派抨擊和駁斥了改良派所散布的種種謬論，辨明了革命道理，促進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揭露了改良派的反動面目，進一步劃清了革命與保皇的界限，促進了革命力量的壯大。革命派取得這場思想大論戰的勝利，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為迎接資產階級革命高潮的到來做好了思想輿論準備。但是，在論戰中也暴露出革命派本身無法克服的嚴重弱點。對於改良派所提出的革命會引起列強幹涉、招致瓜分的責難，革命派卻天真地認為，中國革命完全合乎“世界各國潮流”，只要沒有“排外”舉動，就不會引起列強幹涉，不僅不敢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反而幻想得到帝國主義各國的支持和贊助。對於改良派的革命將引起“內亂”的攻擊，革命派則認為可以使革命“有秩序”地進行，只要以速戰速決的軍事行動推翻清王朝，建設新國家，就不會引起“內亂”，可以防止民眾暴動。這些似是而非的認識，充分反映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
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大論戰字典分解
資產的解釋 (1) [property]∶財產(2) [capital fund;capital]∶企業資金和設備固定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