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一起古玩失竊案引出轟動“冤魂附體”命案

比如乾隆年間的這起“冤魂附身奇案”，就是作案人因為殺害了一個無辜的少年，而長期背負沉重的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總懷疑受害者的冤魂圍繞在自己的周圍，因此，一年後，當內務府審訊一樁古玩失竊案時，他誤以為東窗事發，再也撐不住了，用受害者的聲音和舉止講出了自己的罪行。

每個故事都有一個開頭，正如每部戲劇都有一個緩緩拉開的序幕，莎翁的名作《哈姆雷特》也不例外，這個驚心動魄的復仇故事的緣起，就是父親的冤魂向哈姆雷特講述自己被害的經過……最終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哈姆雷特搭上了自己乃至愛人的性命，才殺死了罪惡的叔父。

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冤魂另有一種“性價比”極高的復仇方法，那就是直接附身在兇手身上，讓其自供罪狀或自我戕害。

《閱微草堂筆記》和《子不語》是清乾隆年間出現的兩部偉大的筆記小說集，而這兩部書的作者，紀曉嵐和袁枚，又是那個時期的兩位文學巨匠。眾所周知，這兩部書都是用看似荒誕不經的文字講述著怪力亂神的故事，全景式地描述了當時的社會情狀、市井百態，而且它們也都包含著大量真實的、具有很高史料價值的案例，比如，今天我們要講述的一起“冤魂附體大案”，就是被這兩部筆記共同記載的一樁轟動朝野的詭案。

　一

　　審盜竊案審出了兇殺案

乾隆庚午年間(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官庫失玉器”，官吏們便對住在官庫附近的園林工人逐個審問，輪到一位名叫常明的人時，官吏還沒提問兩句，忽然發現常明的神色有些不對，臉色慘白，目光呆滯，嘴角抽搐了幾下，忽然發出一種只有稚嫩童子才能發出的聲音說：“玉器不是常明偷的，但人卻是他殺的，我就是那個被他殺死的人的冤魂!”

乾隆年間一起古玩失竊案引出轟動“冤魂附體”命案

官吏嚇壞了，兩旁的衙役也一片大亂，畢竟那是個每個人心上跑鬼神的年代，居然真的看到冤魂附體，都譁然起來，主審官好不容易才穩定住局面，覺得這等詭案，自己這衙門萬萬辦理不了，於是立刻移送刑部。

刑部委任了新的主審官，“姚安公時為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鞫之”——這個姚安公不是旁人，正是紀曉嵐的父親紀容舒，紀容舒做過雲南姚安知府，所以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一書中都稱他為姚安公。姚安公和余文儀到任後，對那個身是常明、魂不知名的人進行了審理。那人繼續用稚嫩童子的聲調，講述了一件恐怖離奇的兇殺案：“我名叫二格，今年十四歲，家住在海淀，父親名叫李星望。去年的上元節(正月十五)，我去街上觀花燈，路遇鄰居常明，他跟我一同玩樂，夜深人靜的時候相伴回家，在路上，常明突然開始調戲我，並對我動手動腳的，我一邊抗拒，一邊叱罵他，並告訴他回到家要把他對我做的事情告訴我父親，常明一聽，頓時目露凶光，把我拖到一個僻靜的小巷子裡，用衣帶將我勒死，埋在河岸下面。父親找不到我，十分著急，打聽到觀花燈時常明曾經與我在一起，懷疑是常明把我綁架藏起來了，就向巡城御史告狀，連刑部都驚動了，派出人仔細查訪，卻沒有結果，只好以缺乏證據，別緝真兇來擱置此案，兩位大人請替我伸冤報仇啊!”說著那人啼哭起來，哭聲依舊是個沒開嗓的童子音。

紀容舒依然不敢相信，想了一想厲聲問道：“你先不要哭泣，倘若所言不虛，本官自然為你做主，既然是去年的案子，那么你為什麼這么久才來告狀呢?”

“大人明鑑，我含冤在身，無處投胎，變成了孤魂野鬼，便日日跟著常明，想附在他身上，然後投奔衙門告狀，但每次到離他四五尺的地方，就覺得熾熱好像烈焰燒烤一般，不得接近，後來熱量稍微減輕了一些，我能接近他二三尺左右了，慢慢地又漸近到一尺左右……昨天突發發現他身上熱力全消，又趕巧衙門審玉器失蹤的案子，他自己站在公堂前，我正好附身於他。”

余文儀還是不敢相信，問道：“那你還記得去年你被害後，刑部提審常明的日期嗎?”

那人立刻說出了一個日期，“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這一下，不相信也不行了，兩位主審官問其屍骸所葬何處，那人便準確地說出了在河岸的第幾棵柳樹旁，派了衙役去挖掘，果然發現了一個少年的屍體，屍身還沒有完全腐爛，“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

　二

　　兩份記錄的相同與不同

此案轟動京城，很多看熱鬧的人都去河岸邊看“犯罪現場”，指著那個挖出二格屍體的屍坑吐沫星子橫飛，而在朝堂上，也引起軒然大波，“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真”。

官府的審理還在繼續，受審者也依然處於一種極端不正常的狀態，“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最神奇的是，還出現了兩種聲音互相辯論的情狀，偶爾“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

雖然這個人到底是常明還是二格還是一個謎，但常明謀殺二格一事，確屬無疑，刑部以實情上奏乾隆皇帝，乾隆下令依法處死人犯。諭旨下達的那一天，那人身上二格的靈魂十分高興，二格生前是個走街串巷賣年糕的小哥，竟高唱起賣糕時的吆喝聲來，他的父親聽了放聲大哭，說很久沒有聽到兒子的吆喝聲了，他問兒子的冤魂，冤魂說：“我也不知道，父親保重，我去也!”從此，便仿佛脫離了常明的身體一般，“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此案之詭奇，就是今天聽了也不免令人瞠目，上述案例記述於《閱微草堂筆記》之中，讀者諸君可能會覺得，沒準兒又是紀曉嵐打著他老爸的旗號胡編亂造的故事，但是無獨有偶，中國文化史上另外一位巨人——袁枚，在《子不語》中也記述了此案，而且開宗明義地指出，他是從邸抄上看到的——乾隆年間的《邸抄》類似今天的內參，專門向外官傳達皇帝諭旨、朝廷政事或機樞動態，具有極高的可信度。

將袁枚的記錄和紀曉嵐的記錄相比對，就會發現這一詭案更多的歷史細節。

按照邸抄上的報導，玉器失蹤的地點更加詳細了，“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而懷疑的主要對象是挑土工人，“召執役數十人立而訊之”，一個名叫趙二的工人忽然跪倒，自稱名叫常格，年十二歲，在到市場上買東西的路上，為工人趙二圖奸不遂，用刀殺死，埋於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求大人掘驗伸冤”。

可以看出，無論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名字，受害者的年齡、受害經過、埋屍地點，全都與紀曉嵐的記錄不符，但是除了這些元素外，冤魂附體這一主要案情是確鑿無疑的，案件移交刑部後，捕役在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挖出了常格的屍骨，“屍傷宛然”。刑部上奏給皇帝的奏摺，主要糾結在趙二是否算“自首”上，“趙二自吐案情，跡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為冤鬼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立決。”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準奏。

對比紀曉嵐的記錄，袁枚的記錄案情相對簡單，沒有冤魂畏懼兇手身上的熾熱之氣等細節，平鋪直敘，可信度卻更高。

那么，真的有冤魂附體嗎?

事實上，這一案件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的“鬼上身”，是同一性質，醫學上叫“癔症性附體狀態”，表現為一個人突然改變了性格特徵，在語言、姿態、聲音上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現代醫學對此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癔症性附體狀態與幻覺是同樣普遍的精神異常，根本原因是潛意識的爆發性表達，患者往往因為長期和巨大的心理壓力，而有強烈的潛在訴求，但在日常生活中傾訴無門，長期的壓抑和扭曲，導致一旦遇到某個突發事件，而這一事件又恰好是加在患者沉重心頭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時，疾病就會發作。

　三

　　運河上突現冤魂附身

類似冤魂附於正凶身上揭露兇殺大案的事例，在古代筆記中並不多見，偶爾見之，也多記載在演繹多於史實的筆記小說里，而在嚴肅的史料筆記中則十分稀罕，所以，明代文學家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里的一則記載，就非常引人矚目了。

隆慶(明穆宗年號)初年，有個在蘇州當兵的人姓丁，曾經因為小過失被收押在監獄裡，等出獄後，突然暴富，被提拔為負責漕運的卒長，運糧入京。完事之後，他和手下人坐著船回蘇州，正飲酒作樂，“忽作異方語，瞪目改容，切齒恨罵，將自戕”。眾人趕緊把他的刀奪下，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丁某說：“我是個盜賊，在蘇州的大牢里曾經與丁某同處一室，私下裡跟他說：‘我犯的案子太重了，必定會被處以死刑，斷無生理，我以前偷盜過的寶物，分別藏在幾個地方，我把地址告訴你，你去取了財寶，盡可享用，只求你幫我收屍埋葬，並拿出少許金銀送給我的老婆孩子，足矣!’丁某答應了，可是等他被釋放後，把所有的錢全部取走不說，一個子兒都沒有給我的老婆孩子，還買通了獄卒將我殺害，此仇實不可解，我今天絕不放過此人!”說完開始自己狠狠抽自己的耳光，“獰惡不可制”。

眾人一聽，才知道是冤魂附身了，苦苦哀求道：“你說得甚是，但我們一起運糧入京，回去時候少一個人，且死因說不清楚，何以自白啊，既然事情過去這么久了，想必報仇也不必急於這一兩天，能否等回到蘇州之後再向他索命啊?”那個附於丁某身上的冤魂道：“言之有理，我就讓這廝多活兩天。”說完，丁某“昏臥若沉醉者”，等到他慢慢醒來，對自己此前“鬼上身”的事情渾然不知。

眾人一想到同船有個不知什麼時候就會浮現的冤魂，就毛骨悚然，又怕路上再出什麼事情，催促船家把船劃得再快一些，很快就到了蘇州。

很快，丁某被冤鬼上身的事情傳遍了整個蘇州，大家都來看丁某，那個冤魂也是人來瘋，偏偏在這時上了丁某的身，“則復理前說而加詳焉”，說到極痛恨之處，自己動手挖自己的雙眼，拔出自己的舌頭，然後滿臉是血地在荒野中哀嚎奔走了好幾天，終於死在街衢之間……

為了證明此事的真實性，沈德符在這則筆記的結尾還特地加了一句：“吳中張伯起目睹，為予言甚詳。”古人當然不可能知道什麼是“癔症性附體狀態”，在這一類故事中，更多的是表達一種“善惡終有報”的世界觀。面對邪惡與不公，在歐洲古典文學作品之中，莎士比亞戲劇也好，塞萬提斯小說也罷，我們看到的多是拔劍相向，而在中國古代筆記里，我們看到的多是“以待來生”，前者最終讓西方走向了法治精神，而後者則讓我們長期陷身於阿Q精神……如果今天還有人面對不法行為和不義之舉，抱著“忍他、讓他、避他、由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的態度，那可真是連古代筆記中的鬼都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