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情之外的徐志摩

如果按其優秀排序，把詩、情、思給倒過來，我看更合適

大約五年前吧，在紹興的鹹亨酒店，有一干人圍桌而坐，一邊喝著黃酒一邊閒聊。都是參與編《大學人文讀本》的，剛拜謁過魯迅紀念館出來，來這裡午飯。文人的嘴有時說的比吃的多，話題在各位的嘴上不斷遊走。在聊到20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時，我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徐志摩在自由主義上要比胡適更地道更純粹。話剛說完，其中一位用眼神和鼻子很不屑地表示了否定，那意思是他怎么能和胡適比?

這不屑如果是對徐志摩，那可有點對他不公。

不過，說到徐志摩，在一般人的眼裡，也就是個詩人和情人。長期以來，徐志摩的這一形象，在人們眼裡幾乎定格為他的全部。但，事實並非如此。他把他自己給遮蔽了，用他自己的詩、情輝光，當然也加上後人的渲染。其實，在詩人和情人之外，徐志摩還有少為人知的一面，這一面是指他的思想和政治識見。如果書寫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大事記，20年代那一段，是不應該略掉徐志摩的。我甚至偏頗地認為，徐志摩的詩才其實一般。第一次讀《再別康橋》就沒覺得怎樣。什麼我輕輕地來了，又輕輕地走。又不是貓，那么輕幹啥。何況此詩在遣詞造句上也有點讓人發“膩”。至於做情人，弄得雞飛狗跳不說，還把自己的命給搭了進去。

徐志摩一生主詩、情，沒給我留下什麼印象；可是詩、情之外，比如比詩才更好的思才，比情商更佳的智商，徐本人似乎並未經意，卻我給印象很深。20年代的徐志摩，有兩件事讓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國途經莫斯科後寫下的《歐遊漫錄》，一是回國後負責《晨報·副鐫》時所主持的關於蘇俄問題的討論。這兩件事都有關蘇俄，而蘇俄在當時的中國直接影響國共兩黨，也同時影響中國知識界。1921年陳獨秀成立的政治組織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1924年孫中山召開國民黨一大，會上所確立的新三民，第一條就是“聯俄”。當時，包括後來的知識界，對蘇俄大都抱有一廂情願的熱情，那可是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方向。魯迅被譽為迄今為止思想最深刻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在30年代對蘇俄令人咂舌的一邊倒。胡適，這個被視為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對蘇俄的態度，20年代也是那么依違不定。可是，作為詩人甚至有點濫情的詩人，徐志摩對蘇俄的看法，激濁揚清，眼界遠在胡魯之上，更無論那些組織。可是，耽於我們自己的視野，長期以來，只知胡魯，不知有徐。

1925年，徐志摩所以要在《晨報》發動蘇俄討論，是出於他自己的一種預感：中蘇之間“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詩人的感覺沒錯，眼光更高明。蘇俄對中國的影響，“始終是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個大疽，裡面的膿水已經癰聚到一個無可再淤的地步，同時各地顯著和隱伏著的亂象已經不容我們須臾的忽視。”這是那個時代的警世通言。可是這時的胡適庶幾還在誇讚蘇聯人為了理想“乾乾乾”呢，徐志摩頗反感這個“乾”，認為“不雅”。然而國人的幹勁也不弱，這場討論不到兩個月，一場大火沖天而起，燒掉了晨報倌，也燒掉了這次討論。縱火者是由國共兩黨發起遊行的學生與民眾，他們不滿《晨報》所秉持的反蘇立場(儘管它也編髮擁蘇的文章)。於是，這場討論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斷章”。

前此，徐志摩去過蘇俄，就像胡適後來也去過一樣。但這兩個自由主義者對蘇俄印象大相逕庭。胡適對這個國度有所好感，亦正如徐志摩對它滿是質疑。這質疑來自他詩人般的感覺。我很奇怪，這感覺在詩上表現一般，為何在思想、社會及政治諸問題上卻如此出色。莫非詩人本色是思人。讀讀他的《歐遊漫錄》吧，那是我讀過的最好的遊記之一，有文字，有性情，有思想，有識見。在莫斯科參觀過列寧遺體之後，徐志摩這樣評論蘇俄人散布到中國來的那個主義：“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種主義，是人類的福音還是災難。換用後來哈耶克的表述：通往天堂的路往往是用地獄鋪就的。因此，西行途中的徐志摩發出這樣的籲請：“旅行人!快些擦淨你風塵眯倦了一隻眼，仔細的來看看，竟許那看來平靜的舊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種，留神!回頭地殼都爛成齏粉，慢說地面上的文明。”

徐志摩以詩人的眼睛洞穿了蘇俄的主義，也憂心於它對國運的影響。後來歷史亦未出於他的意料。這個人不僅是詩人，是情人，也是優秀的思人。如果按其優秀排序，把詩、情、思給倒過來我看更合適。

邵建：學者，任教於南京曉莊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