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十大兵書：中國古代十大兵書有哪些？

中國古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國家更替時期，由於諸多的戰事，使得在很早的時候，便產生了關於軍事戰爭的著作。這些軍事兵法集著，具有廣泛的影響。

兵書，中國古代對論述兵法的著作的稱謂，後成為軍事著作的通稱。《漢書·藝文志》著錄古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歷代兵書從內容上可分為兵法、兵略、訓練、陣法、兵制、兵器、城守、軍事地理、名將傳等類。現存最早的完整兵書是《孫子兵法》。

最早的一部兵書——《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書》、《孫武兵書》等，英文名為“The Art of War”，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書之一(另外兩部是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和宮本武藏《五輪書》)，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其作者為春秋末年的齊國人孫武，字長卿。

今存13篇：

《始計篇》講的是廟算，即出兵前在廟堂上比較敵我的各種條件，估算戰事勝負的可能性，並制訂作戰計畫。這是全書的綱領。

《作戰篇》主要是廟算後的戰爭動員。

《謀攻篇》是以智謀攻城，即不專用武力，而是採用各種手段使守敵投降。

《軍形篇》、《兵勢篇》講決定戰爭勝負的兩種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觀、穩定、易見等性質的因素，如戰鬥力的強弱、戰爭的物質準備;“勢”指主觀、易變、帶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氣的勇怯。

《虛實篇》講的是如何通過分散集結、包圍迂迴，造成預定會戰地點上的我強敵劣，最後以多勝少。

《軍爭篇》講的是如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奪取會戰的先機之利。

《九變篇》講的是將軍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戰略戰術。

《行軍篇》講的是如何在行軍中宿營和觀察敵情。

《地形篇》講的是六種不同的作戰地形及相應的戰術要求。

《九地篇》講的是依“主客”形勢和深入敵方的程度等劃分的九種作戰環境及相應的戰術要求。

《火攻篇》講的是以火助攻。

《用間篇》講的是五種間諜的配合使用。

　《孫子兵法》第二——《孫臏兵法》

《孫臏兵法》是中國古代的著名兵書，也是《孫子兵法》後“孫子學派”的又一力作。《孫臏兵法》古稱《齊孫子》，作者為孫臏，傳說他是孫武的後代，在戰國時期生於齊國阿、鄄之間(今山東陽穀、鄄城一帶)，曾和龐涓一塊兒學習兵法。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這部古兵法始重見天日。但由於年代久遠，竹簡殘缺不全，損壞嚴重。經竹簡整理小組整理考證，文物出版社於1975年出版了簡本《孫臏兵法》，共收竹簡364枚，分上、下編，各十五篇。對於這批簡文，學術界一般認為，上篇當屬原著無疑，系在孫臏著述和言論的基礎上經弟子輯錄、整理而成;下篇內容雖與上篇內容相類，但也存在著編撰體例上的不同，是否為孫臏及其弟子所著尚無充分的證據。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收入《孫臏兵法》凡16篇，系原上編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為：擒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篡卒、月戰、八陣、地葆、勢備、兵情、行篡、殺士、延氣、官一、五教法、強兵。

　戰國時期吳起的著作——《吳子》

戰國時期，衛國吳起所著。魏國文侯，魏國武侯輯錄，《漢書?藝文志》著錄《吳起》48篇，已佚，今本《吳子》六篇(《圖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系後人所託。其主要謀略思想是：“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他一方面強調，必須在國家和軍隊內部實現協調和統一，才能對外用兵，提出國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強調必須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

吳起繼承了孫武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在《料敵》篇中強調了了解和分析敵情的重要意義，並且具體指出了處於6種情況的國家，不可輕易與其作戰。他懂得戰爭是千變萬化的，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而採取應變的措施。在《應變》篇具體論述了在倉卒間遭遇強敵、敵眾我寡、敵拒險堅守、敵斷我後路、四面受敵及敵突然進犯等情況下的應急戰法和勝敵的策略。

《治兵》《論將》和《勵士》3篇主要闡述了他的治軍思想。他認為，軍隊能否打勝仗，不完全取決於數量上的優勢，重要的是依靠軍隊的質量。質量高的標準是：要有能幹的將領，要有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士;要有統一的號令;要有嚴明的賞罰。他重視將帥的作用，尤其是重視將帥的謀略，強調好的將帥應有優良的品質和作風。重視士卒的訓練，提高實際作戰能力。強調賞功以勵士兵。

　　傳說中姜太公的著作——《六韜》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現在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家類中不見著錄，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然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韜》共分六卷。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武韜——講用兵的韜略;龍韜——論軍事組織;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豹韜——論戰術;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秦國軍事家尉繚的著作——《尉繚子》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對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意見：《尉繚子》是一部偽書。雖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兵形勢"《尉繚》31篇，但今存《尉繚子》不講“兵形勢”，顯然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尉繚》，而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不過，自從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尉繚子》殘簡出土後，學者們發現殘簡有6篇與今存《尉繚子》相合，偽書一說已遭到大多數人否定。另有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均有重要價值。

第二種意見：《尉繚子》的作者名叫尉繚，是戰國時人，此書的前身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形勢”《尉繚》31篇。

第三種意見：與第二種意見大致相同，不同處在於它認為此書的前身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雜家”《尉繚》29篇。“雜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說。“雜家”《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應論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家。《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雜家”《尉繚子》5卷。這都和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卷數相同，可見今存《尉繚子》即“雜家”《尉繚子》。宋人將“雜家”《尉繚子》收入《武經七書》，歸入兵家。所以後人多誤認《尉繚子》為兵家之書。

《尉繚子》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它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在戰略、戰術上，它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消極防禦，主張使用權謀，爭取主動，明察敵情，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出奇制勝。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尉繚子》是戰國晚期論述軍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經七書》本最早。《漢書?藝文志》雜家收錄了《尉繚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書治要》中節錄了《尉繚子》四篇。1972年，山東臨沂的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也有和《尉繚子》相符的竹簡書六篇。從這幾篇的情況來看，現在流傳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刪節和訛誤，篇名常和竹書不合，但基本上沒有後人增加的內容。

《尉繚子》反對軍事上相信“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的迷信觀念，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其理論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觀點，這也許是被納入雜家的主要原因。後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對研究戰國時代的軍法頗有幫助，所以有人把此書作為兵書來看待研究。

　齊威王時期的著作——《司馬法》

《司馬法》是我國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司馬法的作者：據相關資料記載是春秋時期齊國大司馬大將軍司馬穰苴所著，其人本姓田，受封司馬大將軍，故稱司馬穰苴。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見苟悅《申鑒?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迄至清代，姚際恆、龔自珍等人，疑為偽書。但對他們所質疑的問題，詳加考查，顯然根據不足。(參見蘭永蔚著《春秋時期的步兵?〈司馬法〉書考》中華書局出版)

《司馬法》流傳至今已兩千多年，亡佚很多，現僅殘存五篇。但就在這殘存的五篇中，也還記載著從殷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古代作戰原則和方法，對我們研究那個時期的軍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司馬法》論述的範圍極為廣泛，基本涉及了軍事的各個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與治兵的原則，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賞罰、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係的統一。對於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

唐代著名的兵書——《太白陰經》

全名《神機制敵太白陰經》。中國古人認為太白星主殺伐，因此多用來比喻軍事，《太白陰經》的名稱由此而來。作者為唐朝的李荃。

李筌，身世不詳，唯《集仙傳》稱其仕至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雲，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10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太白陰符》當即此書。此書分人謀、雜儀、戰具、預備、陣圖、祭文、捷書、藥方、雜占、遁甲、雜式等篇。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強，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與一般兵書以權謀相尚者迥異。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為李靖《兵法》，一即此經。可見其為時人所重。傳世版本主要有《墨海金壺》據影宋抄本、《守山閣叢書》據舊鈔殘本輯補，皆為10卷。

此書內容豐富，李荃在進書表中稱：“人謀、籌策、攻城、器械、屯田、戰馬、營壘、陣圖、囊括無遺，秋毫畢錄。其陰陽天道，風雲向背，雖遠人事，亦存而不忘。”，後人非常重視。

　論述實際用兵的問題的兵書——《虎鈐經》

北宋吳郡(今蘇州市)人許洞所著，許洞是太子洗馬許仲容之子，科學家沈括的二舅。擅長武術，精於兵學，而且文才也很好。但一生未受重用。

中國宋代著名兵書。北宋吳郡(今江蘇吳縣)人許洞,歷四年於景德元年(1004)撰成，凡20卷，210篇，共論210個問題。許洞曾任雄武軍推官、 均州參軍等職。該書現存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庫全書》等刊刻本。《虎鈐經》以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為主旨，兼及風角占候、人馬醫護等內容。許洞認為天、地、人三者的關係應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虎鈐經》，明刊本，下同)，重視人(主要是將帥)在戰爭中的作用。

　戚繼光的著作——《紀效新書》

《紀效新書》是戚繼光在東南沿海平倭戰爭期間練兵和治軍經驗的總結。他在《自序)中說： “數年間，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第於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於是乃集所練士卒條目，自選*畝民丁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間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教練，先後次第之，各為一卷，以海諸三軍俾習焉。顧苦於繕寫之難也，愛授粹人。客為題曰：《紀效新書》。夫曰‘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於法而非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這段話說明了撰寫本書的目的、成書的時代、背境和主要內容、特點，以及書名的來歷和含意。但未言及具體成書年代。據《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二記載：“嘉靖三十九年，……春正月，創鴛鴦陣，著《紀效新書》。”說明《紀效新書》當寫成於戚繼光調任浙江抗倭的第六年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

《紀效新書》原本十八卷，卷首一卷。具體篇目如下：卷首包括“任臨觀請創立兵營公移”、“新任台金嚴請任事公移”、“紀效或問”三篇。正文分：束伍篇第一、操令篇第二、陣令篇第三、諭兵篇第四、法禁篇第五、比較篇第六、行營篇第七、操練篇第八、出征篇第九、長兵篇第十、牌筅篇第十一、短兵篇第十二、射法篇第十三、拳經篇第十四、諸器篇第十五、旌旗篇第十六、守哨篇第十七、水兵篇第十八，共十八篇十八卷。

　戚繼光練兵時的著作——《練兵實紀》

《練兵實紀》是戚繼光在薊鎮練兵時撰寫。此書正集9卷，附雜集6卷。它和《紀效新書》稱為《練兵實紀》戚氏兵書姐妹篇。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條，具體篇目是：練伍法第一、練膽氣第二、練耳目第三、練手足第四、練營陣第五(場操)、練營陣第六(行營)、練營陣第七(野營)、練營陣第八(戰約)、練將第九。後附雜集六卷六篇：儲練通論(上下篇)、將官到任寶鑑、登壇口授(李超、胡守仁輯)、軍器解、車步騎營陣解。書前還冠有“凡例”即“分給教習次第”共十五條，記述了將、卒各自應學習的內容、標準，教材發放辦法，督促學習的措施等。

《練兵實紀》內容廣泛，涉及兵員選拔、部伍編制、旗幟金鼓、武器裝備、將帥修養、軍禮軍法、車步騎兵的編成保結及其同訓練等建軍、訓練和作戰的各個方面。正文一至四卷側重單兵訓練;五至八卷和“雜集”的《軍器解》、《車步騎營陣解》講營陣訓練;正文第九卷和“雜集”中的《儲練通論(上下篇)》、《將官到任寶鑑》和《登壇口授》等篇記述了將帥的選拔培養、應具備的條件等。

《練兵實紀》寫於《紀效新書》之後，起筆於1568年，成橛?571年。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練兵的經驗，又結合北方練兵的實際，其練兵思想在《紀效新書》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練兵實紀》，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練兵紀實》。《明史?戚繼光傳》記作《練兵事實》，顯系筆誤。中華書局點校本據《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校為《練兵紀實》欠妥，因上述書目作《練兵實紀》，應校為《練兵實紀》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