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任弼時逝世（生於1904年）。

任弼時

1950年10月27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任弼時在北京逝世（1904年4月30日生）。任弼時，湖南湘陰人。1920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任團中央書記。中共五至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長征途中，先後任紅六軍團政治委員會主席和紅二方面軍政委。和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的路線作過堅決鬥爭。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1943年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七大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49年被推為團中央名譽主席。此後因病休養，不幸英年早逝，終年46歲。?　　1984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任遠遠的紀念文章《爸爸對我們的言傳身教》：
我的爸爸任弼時，經歷了第一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經濟恢復時期的艱苦漫長歲月，積勞成疾，在他年僅46歲的時候，患腦溢血，於1950年10月27日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那時我才10歲，但爸爸的音容笑貌和對我的教誨，卻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 1940年3月，爸爸結束了在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工作，回到了延安。就在這一年的12月19日早上4點鐘，我出生了。媽媽告訴我，我出世後1小時，爸爸就從楊家嶺趕到了中央醫院。他高興地抱起了我，幾次想在我的臉蛋上親一親，也許是怕那無情的鬍子扎著我，幾次都沒捨得。
爸爸對我們的感情，既是親子之愛，又是從他的革命職業中產生的。爸爸和媽媽生了9個子女，5個夭折於革命戰爭年代。爸爸、媽媽還時常想起這些同革命共患難過的孩子。
我7歲時，爸爸為我寫了大字模：“小孩子要用心讀書，現在不學，將來沒用。”讓我每天寫一張，爸爸每天給我劃圈打分。有一次，我寫完大字，爸爸正忙著看檔案，我把大字本給爸爸，請他為我劃圈打分，因爸爸太忙，劃了幾個圈，就說：“你寫完了，去玩吧！”講完又看起檔案了。“爸爸，你還沒有打分呢！”我說。這時爸爸歉意地笑了，又認真地看了一遍，並打了分。
在延安時期，醫生就發現爸爸的血壓很高，但爸爸依然和周恩來副主席一起，留在陝北協助毛主席工作。我記得那時在一天緊張的行軍或工作後，晚上爸爸總要到各處去看看，特別是到馬圈，向飼養員詢問馬的情況，並走到馬槽前看看馬吃草，用手輕輕地拍拍馬鼻子。 1949年，黨中央遷到北平。這時，爸爸的病已經很重了，但他還是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因身體實在支持不住，只報告了一部分，其餘的只好請榮高棠同志代讀。
這次大會後，中央決定爸爸休養一段時間。他常到附近村莊去散步。一次，他看見農民用一種兩端開口、像簍子一樣的工具捉魚，便和他交談起來，問他一天能捉到多少魚，到什麼地方去賣，並問這種捕魚的工具叫什麼。農民說：“我們把這工具叫做‘花籃’。這裡有句老話叫‘魚逛花籃人逛燈’，魚到花籃里就上當了。”回家後，爸爸還反覆琢磨著農民的話，覺得很有意思，說：“可是他們很苦啊，用這樣古老的工具捉魚，人站在冰冷的水裡……”
爸爸最願意聽同志們講民間的生活情況，不時地提個問題，有時也談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常常這樣說：“不合情況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哩。”
爸爸為人很和氣，對誰從不聲色俱厲。但他辦起事來是很果斷的，從來不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在延安，江青用各種藉口想用布搭一個棚子乘涼，因為那時爸爸是黨中央秘書長，問題提到他那裡，爸爸就是不批，說：“現在人都沒有衣服穿，那有布搭棚子！”
在生活上，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爸爸也要求很嚴。他經常囑咐我們：一定要節約水電，電燈要人走燈關；自來水用時不要開得太大，用完要關緊；不要在牆上隨便釘釘子掛衣服；窗子開了，一定要鉤好，不然風一吹就要打破玻璃……
進城後，我們住在景山東街一所臨街的房子裡。爸爸的辦公室西曬，離馬路很近，這對爸爸的工作和休息都很不利。組織上多次要為我們換房子，我們也去看了幾處房子，但回來向爸爸一說，他就是不肯搬，不是說“那房子太大了，我一個人住太浪費”，就是說“那是一個機關，因為我一個人怎么能牽動一個機關呢！”
爸爸給我們講大道理的時候並不多，他事事處處用自己的行動在教育著我們，使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對民族對人民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