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紅軍締造者列夫·達維多維奇·布隆施泰因（托洛茨基）誕辰。

俄國與國際歷史上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蘇俄（後來的蘇聯）紅軍的締造者之一，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左翼領袖，他以對古典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獨創性發展聞名於世，第三共產國際和第四國際的主要締造者之一（第三國際前三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執筆人）。在1905年俄國革命中26歲的托洛茨基被工人民眾推舉為彼得堡蘇維埃主席（而當時布爾什維克多數幹部卻還在討論是否支持蘇維埃，這些幹部後來被趕回俄國的列寧痛擊）。1917年革命托洛茨基率領“區聯派”與列寧派聯合，並再次被工人推舉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對於十月革命這場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革命，托洛茨基贏得了不朽的歷史地位。後來成了托洛茨基死敵的史達林，當時作為革命組織領導者之一卻寫道：“起義的一切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揮之下完成的。我們可以確切地說，衛戍部隊之迅速站在蘇維埃方面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之所以搞得這樣好，黨認為這首先要歸功於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後，當反托成為政治需要時，此類評價都從史達林文章中刪掉了。）甚至連後來狂熱的史達林派雅克·沙杜爾，當時卻也寫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居支配地位，是起義的鋼鐵靈魂。”（蘇漢諾夫《革命札記》第6卷P76。）不僅在起義中，而且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捍衛、鞏固方面和國際共產主義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外交官-蘇聯國際革命政策的負責人、蘇聯紅軍締造者以及共產國際締造者）。革命後若干年裡，托洛茨基與列寧的畫像時常雙雙並列掛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後到列寧病逝之前，布爾什維克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大會發言結束均高呼口號：“我們的領袖列寧和托洛茨基萬歲！”在歐美共運中托洛茨基的威望非常高。
　　由於官僚極權對信息的封鎖，後人常常根據極端偏頗的材料而認為托洛茨基只是一個知識分子文人，實際上他文武雙全，而且諳熟軍事指揮藝術，並且親臨戰場。正是他作為十月革命的最高軍事領袖（在十月革命期間他與士兵一起在戰壕里作戰），並且在1918年締造並指揮蘇聯紅軍，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列寧曾對朋友、著名作家高爾基說，除了托洛茨基，誰還能給我迅速地造成一支上百萬人的強大軍隊？）。在內戰期間，他甚至坐裝甲列車冒著槍林彈雨親臨戰場指揮作戰，差點挨炸死；當反革命軍隊進攻彼得堡時，當時的彼得堡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嚇得半死（這事使他丟臉），托洛茨基卻從容不迫指揮作戰。
　　同時托洛茨基又是一個高明的外交家，他曾強硬地要求英國政府釋放因反戰宣傳被囚禁在英國的俄國流亡革命者，否則就不許英國公民離開俄國，連英國政府方面都覺得此舉無懈可擊；他還把盛氣凌人的法國到訪者當場轟出他的辦公室（革命前法國一直是俄國的頭號債主與政治操縱者），卻彬彬有禮地歡迎前來緩和衝突的法國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態顯示了托洛茨基高超謀略智慧，堪稱有理、有力、有節的外交典範。在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對工人代表議會中的質詢做了巧妙答覆（托洛茨基說他“代表蘇維埃”宣布沒有任何武裝行動的決定，但他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當然沒有義務承認黨中央的機密決定；蘇維埃作為工人民主政治機關的決議是公開的，而黨中央有權保留機密決定；但托洛茨基不止於此，他補充說道“如果事變的進程迫使蘇維埃決定武裝行動，那時工人和士兵一定會像一個人似的站出來回響蘇維埃的號召。”）。這樣的答覆——既保守了即將起義的軍事秘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戰鬥意志，同時嚴格遵循現代民主與公開原則，這些政治答覆被波蘭人多伊徹譽為“外交辭令的傑作”（詳見伊·多伊徹的托氏傳記《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第九章P335，第十一章P390）。
　　托洛茨基在國民經濟管理與研究工作中頗有創造：是蘇俄新經濟政策的首先提議者以及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首先實踐者、提議者。1928年史達林遲遲開始的計畫經濟實驗，是對1923年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經濟綱領的拙劣剽竊和粗暴翻版。因為統治者的政策遲到，使得新經濟政策到1928年已產生了一個威脅政權生存的農村資產階級，而蘇俄工人階級國家不得不強力解決——而且是不得不藉助已蛻化為官僚集團的強力來解決衝突——結果導致了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饑荒和對農民的大量冤枉錯殺。
　　另外，托洛茨基還對文學理論有很高的造詣，其著作《文學與革命》甚至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國際左翼知識分子（包括中國的陳獨秀、魯迅、胡風、王實味等人）。他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留下了150多卷《托洛茨基全集》，其生動而真誠的自傳和大量私人日記、信件，給人留下了研究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寶貴財富，更是追求社會進步與解放的歷史道路上的重要知識庫之一。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生於烏克蘭赫爾松縣富裕農民家庭，祖籍是猶太人。原姓布隆施泰因。1896年開始參加工人運動。1897年 ，參加建立南俄工人協會 ，反對沙皇專制制度。1898年 在尼古拉也夫組織工人團體，被流放至西伯利亞。1902年秋以署名“托洛茨基”的假護照逃到倫敦（他當時並沒有想到這個名後來比他的真名更著名），參加V.I.列寧、G.V.普列漢諾夫等人主編的《火星報》的工作。一度熱烈擁護列寧的主張，曾被人安上綽號“列寧的棍子”。1903年在黨的二大上卻激烈反對列寧的“雅各賓主義”，傾向於馬爾托夫等人（後者開始被稱為“孟什維克派”），也與當時的羅莎·盧森堡（對列寧派“獨裁的組織方法”的激烈抨擊）的觀點一致（參見盧森堡《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1904年7月）。1904年9月脫離孟什維克，長期游移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俄國1905年革命期間從芬蘭回國，12月被推舉為彼得堡蘇維埃主席，經歷了短促卻異常激烈的革命高潮，不久被捕。1906年在彼得堡獄中寫了《總結與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動的理論基礎——不斷革命論，即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國際革命的不斷性，認為俄國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階級通過建立起自己的階級專政來領導、完成，並由此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且率先預言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很可能將從俄國革命開始。1906年12月被判處被判終身流放西伯利亞。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脫，流亡國外。1912年組織“八月聯盟”，反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內部出現的錯誤傾向。1912到1913年曾作為一家自由派報紙的記者奔赴巴爾幹半島採訪，托洛茨基成功地扮演了一名精力充沛而獨立敏銳的新聞記者、報人以及分析出色的史學家，“他寫的所有巴爾幹通訊……都具有新聞寫作的宏偉風格，體現出革命前俄國的激進自由派報紙的特點……至今還是1914年巴爾幹編年史的無價之寶”（伊·多伊徹的托氏傳記《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第七章P224）。在1903年特別是1905年革命之後長期鼓吹布派與孟派之間的統一，並且強調自己的“非派別性”。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後，托洛茨基先在歐洲後赴美國，堅持國際主義，主張革命，反對戰爭。但他既不願公開接受“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列寧派口號，也反對第二國際各黨支持各自所在國戰爭的沙文主義右翼勢力，仍在布派與孟派之間斡旋。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還在進行時，托洛茨基就採取了最激進的不斷革命立場（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主張把革命推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匆忙啟程由美國輾轉回國以參與革命，途中遭英國政府非法逮捕於加拿大某集中營里（英國政府視托洛茨基等俄國流亡者為極端危險的人物），後遭到（在蘇維埃的巨大壓力下）俄國臨時政府的強烈抗議而獲釋放。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當即發表演說鼓吹將革命立即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當即被推為彼得格拉蘇維埃執委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爾什維克內部長期對革命階段論（先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完成民主革命、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不斷革命論的關係混淆不清，列寧也一度宣揚革命階段論，導致二月革命後當列寧從瑞士回國後鼓吹立即把革命推向社會主義革命時（這幾乎與托洛茨基同時主張），布爾什維克幹部紛紛反對（甚至像諾根、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資深老革命家也起來反對），當時許多人指責列寧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錯誤，結果被俄國臨時政府逮捕。同時他也因這一戲劇性的天真冒險在工人民眾中贏得了巨大聲望（當然，後來1919年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被暗殺證明列寧是更有先見之明的）。同年7月坐牢中的托洛茨基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缺席選為黨中央委員。9月初代表革命工人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包括托洛茨基被怯懦的臨時政府釋放出獄。
　　十月革命勝利後，托洛茨基擔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1918年1月在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提出“不戰不和”的主張，代表多數派反對列寧的意見，拒絕在和約上籤字。3月，被免去外交人民委員職務。最後和約以微弱多數票（僅多一票）得以通過，而托當時恰恰投了棄權票並且保留自己意見，但他的中立舉動等於幫了列寧那一派，而後來的歷史證明列寧是對的（參見劉平梅《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的爭論》）。托洛茨基後被任命蘇俄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並締造了蘇維埃紅軍，擔任其總司令。9月改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陸海軍人民委員。1918～1920年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期間，在建設紅軍和戰略戰役指揮方面發揮了重大而積極的作用。
　　1920年11～12月他撰文主張改革工會，加劇了俄共（布）黨內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1923年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史達林三頭結成私黨，代表新興官僚層的利益（並且部分地反映著因新經濟政策而崛起的富農利益），篡奪了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權，特別反對托洛茨基。1923年，隨著德國革命的失敗，托洛茨基牽頭的40多名老布爾什維克聯名發表“新方針”，提出振興革命的新綱領，包括遏止新經濟政策、實行計畫經濟、擴大工人階級民主的一系列具體方針政策，但遭到史達林等當權派打壓。1924年1月21日　列寧逝世，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史達林三頭執政，合謀排擠托氏。史達林在1924年提出了著名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這是對第二國際右翼伯恩施坦有關理論的繼承發展，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修正，形成了一條獨特的對後世影響至深的史達林主義路線。史達林派從他們的觀點出發將馬列主義者攻擊為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托派”，將早已被許多人淡忘的列寧與托洛茨基的舊分歧提出來，指責“托洛茨基主義”違背了“列寧主義”。列寧還曾憂心忡忡地對人說，我擔心有人會利用我和托洛茨基過去的舊分歧搬弄是非；列寧生前把鬥爭矛頭直指史達林，並多次在病榻上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反對史達林等人。1925年1月，史達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會通過《關於托洛茨基言論的決議》，批評他“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偷換列寧主義”；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定解除托洛茨基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25年1月被迫辭軍事人民委員之職。改任電氣技術發展局局長，兼工業與技術委員會主席。從此史達林修正主義通過種種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奪了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權。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讓委員會主席，後任電力技術管理局局長和工業科學技術院院長。同年的聯共（布）全國代表大會上，一名代表在大會發言結束時按照慣例呼號：“我們的領袖季諾維也夫和……對不起！”回頭看了看政治局諸位成員，“也許是加米涅夫，萬歲！”全場哄堂大笑，季諾維也夫撫掌狂笑，史達林笑得喘不上氣來，托洛茨基也為之莞爾，加米涅夫卻一臉肅穆、壓根兒笑不出來。
　　1926年4～5月結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圍繞工業化道路和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批判史達林的反動觀點。1927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通過決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職務。1927年，托洛茨基堅決反對史達林修正主義對中國大革命的瞎指揮，被開除出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國，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蘇聯國籍。
　　在斯托鬥爭中，左翼反對派以托為首嚴重低估了官僚化傾向，錯失鬥爭良機（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對派有人提出武裝推翻史達林集團、將之關禁閉，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對。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當時甚至私下說要把史達林送上絞刑架。托當時寧願把史達林當作同志、將鬥爭控制在黨內範圍，直到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問題才得以公開）。更要命的是，在當時論戰雙方都把列寧當作最高權威抬出時，托洛茨基等人卻堅決反對公布列寧遺囑（即列寧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信上對托洛茨基的評價非常高，卻公開說史達林“粗暴”，建議把他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調開，參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列寧文庫）。另一個重大的主觀原因是當時俄國革命者早已出現了分化，話說不到一起，對問題的敏銳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對派不能在同一個時期里聚集起足夠的力量。從客觀方面看，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低落（1923年後），三年內戰和反帝國主義干涉戰爭造成的最優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傷、脫離大工業，以及俄國工人從新經濟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實惠，這些都嚴重削弱了左翼反對派的政治基礎。但反對派在鬥爭的主觀方面的失利無疑是其失敗的更直接原因。
　　托洛茨基錯過1924到1927年的鬥爭良機而使左翼反對派失利後，拒絕承認蘇聯官僚化的不可逆轉，仍寄希望於在蘇聯無產階級推動下的上層政治改良，並且要求各國左翼反對派留在共產黨內為革命路線而鬥爭。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他才宣告第三國際無可救藥，並認為只有一場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夠挽救墮落了的蘇聯工人國家，並指導其支持者為第四國際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