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說派的重要作家和理論家米歇爾·布托爾出生。

米歇爾·布托爾也是新小說派的一位重要作家和理論家。1926年9月14日米歇爾·布托出生於法國北方工業重鎮裡爾的郊區，其父親在北方鐵路公司工作。1929年全家人搬到巴黎定居，布托在巴黎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藝術薰陶，並利用父親在鐵路部門工作的便利到處旅行，使他養成了日後一邊寫作一邊漫遊的習慣。後來他進入巴黎大學學習文學和哲學，但幾次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都未通過。他曾在哲學學院擔任哲學家讓·瓦爾的秘書，使他有機會認識了不少文化名人。在桑斯的馬拉美中學教了幾個月法文後，他藉助一篇談埃及教育改革的論文到了埃及，在尼羅河谷的一所學校教法文。然後他非常幸運地成了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外教，開始一邊教書一邊創作，並通過作家喬治·朗布里西的引薦在子夜出版社出版了《米蘭巷》、《日程表》、《變》和《度》，這4部小說作品在文壇冒出新鮮而奇異的火花，作者富有才情的寫作試驗、獨特的風格、淵博的知識以及大膽的創新奠定了他在法國文壇的重要地位，被薩特預言為20世紀最有希望的偉大小說家之一。
　　法國著名小說家、詩人、文藝評論家米歇爾·布托即將迎來80華誕，為了向這位新小說派的主將表示敬意，為了紀念他60年的寫作生涯，法國拉迪費朗斯出版社（LaDifference）很早就在籌劃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布托全集》由巴黎八大教授、法國文學專家米海依·卡勒-克魯貝（MireilleCalle-Gruber）主編，計畫出版14卷，其中第一卷分小說、保留劇目兩冊，已於今年早些時候面世，兩冊加起來總共2352頁，600萬字。法國國家圖書館也從6月19日到9月13日舉辦一個名為“米歇爾·布托：漫遊寫作”的展覽，集中展出他的各類作品、作品手稿和他所有的信函等，讓廣大讀者領略這位在上個世紀50年代和其他新小說派作家一起在小說領域發動翻天覆地變革的偉大作家的風采。我在復旦讀書的時候就有幸聆聽過朱靜老師講授她翻譯的布托的代表作《變》，做編輯的時候編的第一批書里也有他的《日程表》（中文版譯名為《曾幾何時》），和這位文學大師也算有點緣分吧，所以一到巴黎我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法國國家圖書館觀看展覽，希望可以從中探尋出他的創作道路與人生軌跡。
　　布托4部小說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榮獲1957年雷諾多文學獎的《變》，與阿蘭·羅布-格里耶的《嫉妒》、克羅德·西蒙的《風》、娜塔麗·薩洛特的《向性》同時出版，至今依然是新小說派作品中閱讀率最高的一部。《變》寫的是一位45歲的名叫萊翁·德爾蒙的乘客搭乘火車從巴黎前往羅馬，在列車上思考自己的人生與選擇。他是一家公司的經理，是個事業成功的男子，但和脾氣暴躁的妻子、4個跟他很陌生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感到窒息。他每個月去羅馬的時候都會想他的情婦，一個漂亮的羅馬女子西西。他終於下定了決心想把她接到巴黎來，公開和她生活在一起。但坐在第三等車廂里的勞頓，以及對許多次和妻子或者情婦的旅行回憶慢慢又使他改變了主意，所以書名叫做“變”。作者成功地在一節車廂、在20個小時的行程中把一個人動盪的一生寫了出來，而且是首次使用第二人稱敘述，使讀者成為書中主角，還通過通篇的“你”毫不留情地把主人公詭秘行蹤、邪惡念頭、意亂情迷、難言之隱都赤裸裸地表露出來。而另一部獲獎作品《日程表》中穿插有愛情故事、偵探案件、異國情調、歷史考古、象徵意味和隱喻暗示而被批評家視為“一盤什錦文學佳肴”。
　　然而，這位最有希望的偉大小說家在寫完這四部小說後卻中止了小說創作。為什麼不再寫作小說？每一位記者採訪的時候都會問他這個問題，他解釋說小說只是他人生某一個階段所採用的一種創作方法。剛開始寫東西的時候，他像許多中學生一樣寫了許多詩。在巴黎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時，他對超現實主義詩歌和現象主義哲學發生興趣，開始寫詩和文學批評文章，後來覺得通過小說的形式可以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於是許多年裡都集中精力進行小說創作。他的幾部小說出版後很受歡迎，但也引出了不少問題。譬如《變》出版後，有人老問他為什麼用第二人稱敘述。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又寫了一本關於小說中人稱的用法的書。於是他出的小說越多，寫的隨筆論文也越多，以便闡明他寫的那些小說，他的作品也就越來越膨脹。在回答人們提出的那些問題的時候，他也開始背離小說，用隨筆來解釋創作的前因後果，他的寫作手法也已經發生了變化。“應出版社的要求，我曾經重新嘗試過寫小說，編輯說一個嚴肅認真的作家必須寫小說。但作品剛開始寫，就變成了另外的東西。所以，45年來，我不再寫小說了。永遠也不會寫了。”
　　但布托並不認為小說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還有許多絕世佳作等待著人們去寫。最偉大的小說是超越國界的，可以與戲劇、隨筆和詩歌相互交融，成為真正的敘事詩，就像波德萊爾談到巴爾扎克時所說的‘他是我們最偉大的詩人’。福樓拜、喬伊斯和斯湯達對我來說首先是詩人。新小說把羅伯-格里耶、克羅德·西蒙、薩羅特、克羅德·奧利埃和我5個各有千秋的人聚集到一起。我不覺得我們像1930年代的超現實主義流派一樣形成了一場文學運動。但有一點是真的，我們都在尋找一種新的小說表現形式，雖然表現形式各不相同”。
　　布托不寫小說，但從來沒有停止過創作，除了隨筆，他還創作詩歌和繪畫作品。他已經創作了1300多部作品，這還不包括那些翻譯作品以及與別人的合集。“我很難相信我已經寫了那么多的書，超過1000部。人們看到這么多作品，以為我毫不費勁就寫出來了，實際上，寫作總要付出巨大的艱辛。寫《日程表》和《變》的時候，我做過大量的準備工作，經過幾個月的研究布局，洋洋灑灑地列出寫作大綱和細節。我寫出一部分又重新寫，有些章節重寫了50遍。雷蒙·胡塞爾曾說：‘我的每一個句子都是嘔心瀝血寫出來的。’我也可以這么說，我只是希望這些流出的血對人們有益。”從1960年代起，他開始寫一些很特別的詩，那是與雕塑家、畫家和攝影家等其他門類的藝術家的對話。他對繪畫和音樂有著濃厚的興趣，很早以前就開始不停地畫畫。他父親在鐵道機關工作，把所有的休閒時間都用在畫水彩畫或者做木雕上，布托那時就夢想變成畫家，實現父親沒有實現的理想。他還拉小提琴，想做音樂家。他什麼事都嘗試過，最後是文學占了上風，但他依然懷念畫畫和音樂。“我跟畫家們在一起比跟作家在一起更自在。如果不是他們懇求，很多作品是寫不出來的。所以他與許多畫家合作過，進行過一些試驗寫作，在繪畫作品中進行創作。在西方，藝術作品特別受到保護。它們被裝進玻璃櫃中。進入這個柜子，也就是闖入禁區。我想打破這個自有理由的禁區，但我也有理由打破禁區。”
　　布托幾乎每一部作品都寫到旅行。只有旅行才會讓他中斷寫作，而這些旅行卻又為他創作新的作品提供豐富的素材。他的幾部小說都是在埃及和美國之間寫出來的，“我先有旅行然後才有作品。當我讀了很多書後，我就出發。我從來沒有失望過。我想找的東西總能找到，還能找到別的東西。旅行實際上是我整個一生的原動力。”他最先去的是埃及，不僅在尼羅河谷中找到了教師的位置，還發現了埃及的寫作之神，那個寫作之神模樣像猴子，作家實際上就應該像猴子一樣善於模仿。1960年在美國的旅行對他造成的衝擊非常大。那個時候，所有年輕的作家都要去美國，就像16世紀所有的作家都要去羅馬一樣。他作為費城附近一所大學的客座教授到了美國，開始週遊美國，然後用筆記記錄他在那個充滿夢想和惡夢的國家耳聞目睹的事情。他還到了中國、日本和澳大利亞。旅行的時候，“別人帶我去看的東西，我看了後總想看看它旁邊的東西。在博物館裡，我仔細欣賞玻璃框裡的藝術品，但我也注意觀察那個玻璃框以及玻璃框邊的那面牆。我很想把那幅畫翻過來看看它的另一面有什麼。我覺得看看別人沒叫我們看的東西非常重要。大攝影家布雷松也和我一樣，有一天他對我說：‘當我旅行的時候，我會去看別人帶我去看的東西，但我拍攝的卻是旁邊的東西。’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喜歡住在國界旁邊。我住的地方離瑞士非常近，我常去瑞士購物，離義大利也不遠，過了勃朗峰的隧道就到了。穿越國界可以幫我看到新的東西。”
　　如今80高齡的布托“離群索居”地隱修在法國瑞士邊境的露升日高山牧場上的一所舊教堂里，“隱蔽在寧靜之中”。這位特立獨行的人“漫遊者”筆耕不輟，從一門學科到另一門學科，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資源、想像和才智，把藝術、科學、精神活動有機地融匯在一起，創作出各種形式的作品，旨在用它們來改變現實生活，彌補生活的空虛，從平凡的日常活動中找出生活的奧秘。
　　80歲的布托留著一大把白鬍子，目光依然炯炯有神，思維依然特別清晰：“我非常清楚我是上個世紀的人，但我希望自己還是一個年輕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