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出生。

陳寅恪

陳寅恪（“恪”字念“kè”，雖有“què”音傳世，但其來源紛雜不清，處於對陳先生的尊重仍當以國語標準讀音為準。）[1]（1890年7月3日生於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於廣州）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著名詩人陳三立之子，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之孫。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結婚，時年37歲。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薰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歷史、哲學典籍。
生平簡介
　　光緒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１９１４年回國。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啓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啓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先生手札陳寅恪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誌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１９５７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１９６２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他的學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樞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文集》已於１９７９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治學理念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里，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
　　陳寅恪的“四不講”
　　著名史家陳寅恪先生先後留學於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通曉梵文、突厥文、滿文等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歸國後先後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嶺南大學等數所大學。陳寅恪一生中為人們留下了大量著作，內容涉及歷史、文學、宗教等多個領域，為後來人開闢了新的學術領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學方法，民國以來即廣為學界所尊崇。
　　陳寅恪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因此，陳寅恪的課上學生雲集，甚至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風雨無阻地聽他的課。
　　此外，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學生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
　　陳寅恪在講授歷史研究的心得時，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他的學生曾經回憶道:“陳師在講歷史研究時，常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了，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陳寅恪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由此可見一斑。難怪傅斯年對他進行這樣的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名字讀音
　　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國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恪”應讀作“克”(拼音：Kè)。 但有資料表明，由於陳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話中有“quó”的，因國語（時稱“國語”）中無此音，於是到中國北方後，便被當然地稱為“yínquè”了。因襲相承，並成為習慣。所以，有學者認為，“陳寅恪”應讀作Chén Yínquè。
　　不過，在使用漢語的人中間，知道這一點的人顯然為少數，包括陳寅恪本人也並不追究。因而，在使用國語時，仍不妨將陳寅恪的“恪”讀作“克”(Kè)。況且，陳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國牛津大學的英文親筆信的署名是“Tschen Yin Koh”。
著作書目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非親筆所著，是學生後來根據筆記整理的）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元白詩箋證稿》
　　《柳如是別傳》
　　《金明館叢稿初編》
　　《金明館叢稿二編》
　　《寒柳堂集》
　　《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
　　《陳寅恪文集》
相關傳記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
　　張傑、楊燕麗，《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張傑、楊燕麗，《解析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聯經出版，1997年。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大學出版
　　李敖，《誰要來台灣？》，收在《笑傲五十年》
　　俞大維等，《談陳寅恪》，傳記文學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灣東大圖書出版，1998年。
　　高陽，《清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1983年11月01日。
　　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山東畫報出版社
　　劉克敵，《陳寅恪和他的同時代人》，時英出版社，2007年，ISBN 9789867762832。
　　羅香林，《回憶陳寅恪師》
　　項念東：《錢穆論陳寅恪：一場並未公開的學術論爭》，《博覽群書》2008年第3期
　　陳寅恪：《與妹書》，1923年8月《學衡》第20期，收入《陳寅恪書信集》
他人評價
　　完全沒有俗世的聲名，不像梁、胡、馮等成為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論語大半能背誦，且每字必求正解，卻不作經學與三代兩漢之學問。
　　《吳宓文集》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傅斯年對陳哲三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編年事輯》（略）
　　《石泉訪談錄》：他的家世是晚清變法思潮中的中堅產物，他本人卻被胡適稱為“遺少”。在時代思想中他是一個“落伍者”，用他的話來說，西學學歷極深，學養極厚，卻極熱愛中國文化，堅持中國文化本位論。
　　《編年事輯》
　　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環境之故，轉可以發揮其我而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歐洲，與希臘哲學接觸，而成為歐洲中世紀之神學、哲學及文藝是也。其害，則展轉間接，致失原來精意，如吾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於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說“文化本原”，極自信。“販賣”云云，似指胡適之等留學學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過嶺南一步。
　　《哀金源》、《青鳥》等詩可見其對蔣政權的失望與憤恨。
　　青鳥傳書海外來，玉箋千版費編裁。可憐漢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話劫灰。
　　無醬台城應有愧，未秋團扇已先哀。興亡自古尋常事，如此興亡得幾回？
　　《寄楊樹達》詩，又可見出其對共產黨的不合作態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覺到空氣十分的壓抑與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詩云：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罵。
　　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雙目失明之後，仍能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這樣的巨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富傳奇色彩。而《別傳》的寫作緣起，又起因於抗戰時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錢宅紅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極富浪漫色彩。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尺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論唐代之衰亡，歸結到唐末東南諸道財富之區的破壞與汴路運輸之中斷。其結論是：“藉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權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
　　其書四次遭劫：清華園的竊賊；抗戰的流離顛沛途中；內戰時賣書以購煤取暖；文革時的紅衛兵抄家。
　　（二）絕世孤衷的畸人
　　《編年事輯》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讀襄楷傳乃知楷之言天象實指人事，蓋當時濫刑多殺，士氣鬱湮，故致天變，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諫之忠臣耳。要須久久誦讀方可盡寅恪詩中之意。
　　《別傳》：
　　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阪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編年事輯》引《吳宓日記》：
　　寅恪細述其對柳如是研究之大綱。柳之愛陳子龍及其嫁牧翁，始終不離其民族氣節之立場、光復故物之活動。不僅其才高學博，足以壓倒時輩也。總之，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閒風趣之行動也。
　　與友人論陳寅恪
　　胡曉明來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論及陳寅恪先生的生平志業與思想學術，一時頗成風氣，青年學子遂以不知陳寅恪為恥。這當中涵有複雜的時代思想發展線索，後來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細加疏理。我以為此一現象的背後，可以反映出當代中國學術界思想界，甚而中國知識人走向成熟的某種徵兆。或是學統的索求與重理，或是價值的細審與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與感召，凡此種種，與前期相較，自有其意義。有人認為談陳氏，只有講其學術，才算是真知解，我以為不然。陳先生的學術文章，或有時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論，近著如田餘慶《東晉門閥制度》，就有批評陳先生論曹、馬之爭的觀點“牽強”與“不盡符合歷史事實”；如周勛初《當代學術思辨》亦記有當代學者對陳氏學術的批評，可參），然陳先生之精神世界，則曠世罕有其儔。我以為陳氏門牆廣大，意涵極豐，只言其學術，或只言其思想，皆僅得其一端而已。
　　《陳寅恪傳》已經出版，作者搜訪材料，用力頗勤，但讀後感覺甚平淺，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複雜深邃與學術文章之精深廣大。陳氏為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學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論構成，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請列舉如下數端：
　　“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讀吳其昌撰梁啓超傳書後》）。他的家世是晚清變法思潮中的中堅人物（他的學生中竟有人說他是所謂“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卻被胡適稱為“遺少”。在時代思想中他是一個“落伍者”，用他的話來說，越來越成為一個“寂寞銷魂人”。
　　西學學歷極深，學養極厚，卻極熱愛中國文化，堅持中國文化本位論。
　　蔣天樞教授《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p83引寅恪語云：
　　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環境之故，轉可以發揮其我而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歐洲，與希臘哲學接觸，而成為歐洲中世紀之神學、哲學及文藝是也。其害，則展轉間接，致失原來精意，如吾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於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說“文化本原”，極自信。“販賣”云云，似指胡適之等留學學人。
　　王國維與陳端生，一為殉中國文化“三綱六紀”背後最高之理境而死；一為欲摧破近代中國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然在陳先生看來，同為表現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與人格。此中深微處，惜乎汪《傳》未能窺其蘊奧。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過嶺南一步。
　　“党家專政二十年，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寅恪對蔣家王朝已經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覺到空氣十分的壓抑與不自由。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詩云：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詩中常常流露出此川真實心情，如：“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罵”；“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及“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銷魂”，等等。他的詩，是一部現代知識人的可信可傳的“心史”。
　　失明、臏足之際，仍能堅苦卓絕，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如此巨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富傳奇色彩。助手黃萱曾感慨：“寅師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而《別傳》的寫作緣起，又起因於抗戰時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錢宅紅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蘭桂室”，“裁紅暈碧淚漫漫”（柳如是詩句），且諱深心苦，誠韓退之所謂“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詞”者也。
　　其歷史觀既注重經濟動機，又注重精神動源。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論唐代之衰亡，歸結到唐末東南諸道財富之區的破壞與汴路運輸之中斷。其結論云：“藉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權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
　　《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
　　後者不易學，唯其如此，陳先生由學者進而哲人的境界。
　　其藏書有四次劫運：清華園的竊賊；抗戰的流離顛沛途中；內戰時賣書以購煤取暖；文革時的紅衛兵抄家。陳先生的書劫，即陳先生的痛史。
　　陳先生真可謂“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傳》，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傳》，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學傳》，大師讓出一頭；先生如入《隱逸傳》，隱者奔走駭汗。先生究竟應歸入哪一類人物，且置不論。以上種種，又當以“少喜臨川”而“老同迂叟”、少游歐美而老著痛史、學貫中外而屬命河汾（參拙文《寒柳詩之境界》），為此老一生大事因緣，方可得其犖犖大端。陳先生《王觀堂先生輓詞序》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這是了解陳氏內心世界的關鍵性的話。我輩閱人多矣。古今學人，牢騷、偃蹇、困苦、數奇，似未有如先生者。因而，作此傳記之人，應依寅老《柳如是別傳》文體，作知識人痛史寫，不然，徒有其資料之排比，行狀之考證，著述之提要，而精神與精神不能相貫通，意念與意念不能相融洽，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汪《傳》似不如蔣天樞《編年事略》，此意當細參。
　　來函論及寅老兼史家與詩人於一身。此正是他不可及處。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曾謂，史“敘述已然之事”，詩“則敘述或然之事”；“詩言普遍而歷史則記特殊”。我國史學精神，則直追“天人之際”，力通“古今之變”，已由“特殊”而進於“普遍”。史亦可言“或然之事”，其大義即涵具於太史公所謂“述往事、思來者”六字之中。錢鍾書先生講“史蘊詩心”，暢論史家可以“懸擬構想”、可以“想當然耳”，使後人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堪入小說、院本”（《談藝錄》，誠哉斯言，然惜乎錢氏只從文學之想像與虛構著眼，所見者小，似與太史公之“思來者”中所含蘊的“詩心”，尚隔一間。陳氏之史學，則於此大有會心與妙解。試舉《柳如是別傳》文例三證：：
　　明南都傾覆，延平一系能繼續朱氏之殘餘，幾達四十年之久，絕非偶然。自飛黃大木父子之後，閩海東南之地，至今三百餘年，雖累經人事之遷易，然實以一隅系全國之輕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變之所由，不可不於此點注意及之也。
　　案：明言“至今”，即“述往思來”義。余英時說“由於這一隅之地已成為國際經濟系統中的一環”，故不可謂不系“全國之輕重”於一隅。陳先生寫出來的只有十之二、三，餘下的須我們細加省思。這裡且以當今文化經濟戰略格局更廣而論之，正如法國著名漢學家、遠東研究院院長汪德邁先生（Leon Vandermeersch）新著《新漢文化圈》所指出：“同香港、澳門、台灣等地同胞結合起來，海外華人就組成為一個5000萬高質量的人類群體。這一群體不僅是連線中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紐帶，而且是恢復漢文化圈凝聚力的中介。他們屬於這一文化圈，並將影響本區域的現代化進程。”此番話正可作一註腳，由此我們不得不嘆服寅老神會智度之妙。
　　《別傳》又云：
　　噫！三百五十年間，明清國祚俱斬，遼海之事變愈奇，長安之棋局未終，樵者之斧柯早爛矣。
　　案：“遼海”云云指韓戰後的新局面。長安之棋未終，大有深意存焉。1945年詩云：“花門久已留胡馬”，“收枰一著奈君何”；1948年詩云：“消得收枰敗局棋”，寄寓有關蘇俄覬覦東北的隱憂。但是，自韓戰後，冷戰局面終於形成（韓戰的背景是美蘇爭奪亞洲霸權；朝鮮半島的政治分裂局面是漢文化圈整體最嚴重的創傷），中國之命運，與世界之局勢相綰合（即寅老之著名文化史觀點“外族盛衰連環”說），成為一“未終”之棋局。“爛柯”即表明世事變化極大極快。此四句話，正是詩心史筆渾然一體。寅老的感慨極深，他對於中國未來的關切心事與卓越見識，真是並世無二。
　　《別傳》又云：
　　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阪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此一段文字，極具唱嘆生情之妙，亦為研究陳先生的學者們常常引用，以說明《別傳》的宗旨所在，但大都語焉未詳，或不得要領。《別傳》宗旨，可分說可合說。合說即陳先生“明清痛史新兼舊”一句便了。分說即“史”與“詩”兩個層面。“史”的興趣即寅恪一貫的知識興趣，即求真，即為柳如是洗冤。作者往往在《傳》中解決一段懸案，洗出一段清白之後，每每流露出莫大愉快：“數百年之後，大九州之間，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復幾人哉？更復幾人哉？”“……真理實事，終不能靡滅，豈不幸哉？”等等。進而言之，陳先生下如許大功夫於辨誣、求真、沅冤，其深層心理，殊可深玩。倘若我們把陳先生心目中“阿雲格調更無儔”的河東君視作中國文化命運的象徵，倘若我們聯想到古代文化、古典文學在當代中國遭“深詆”、受“厚誣”的命運，則我們亦可問道：“大九州之間”，真能通解陳先生的“絕世孤衷”者，“更復有幾人哉？”自“詩”的層面說，即於求真，更進而求善求美。因而陳先生此段中“引申”一詞，大可深扣。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改男造女態全新”、“欲改衰翁成奼女”的時代，陳先生偏偏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著書唯剩頌紅妝”。其述往思來的苦心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明清易代之際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二十萬人皆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花蕊夫人）；“座中若個是男兒”、“今日衣冠愧女兒”。在中國文化的語義系統中，“女兒”之貞節乃士人之氣節之一種象徵，因而此氣節問題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支柱，一旦抽掉此一支柱，士將不士。在1950年刊行，1955、1959年修訂重印的《元白詩箋證稿》中，陳先生說，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士大夫階層之人，有賢不肖巧拙之分，其賢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適應標準與習俗之變易之故也。這正是他一貫的思想。陳先生易此稿初名《錢柳因緣詩釋證》為《柳如是別傳》，又在第一章“緣起”中說：“今撰此書，專考河東君之本末，而取牧齋事跡之有關者附之，以免喧賓奪主之嫌”，正是著書大義。而陳先生的預感不能不說是深刻的。後來文革中知識分子的某些表現，正是知識人被摘除了靈魂之後的惡果。
　　陳寅恪天性涵具詩人氣質。有兩條材料，可以說明。一是汪《傳》引李潢語：“其對國家民族愛護之深與本於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惡之切，酒酣耳熱，頓露激昂，我親見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二是錢穆《師友雜憶》記，錢氏於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國史大綱》時，一日寅恪偕錫予（湯用彤）來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橋上臨池而坐，寅恪對錢穆言：“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這條材料極可寶貴。陳先生的氣質，由此可以想像。他常云：“讀史舊知今日事”，“世變早知原爾爾”。仔細想來他不僅天性涵具詩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譬如說他在童年時即預感到清廷的覆滅與天下的大亂。“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檢架上，……當讀是集也，朝野尚稱苟安，寅恪獨懷辛有索靖之憂，果未及十稔，神州沸騰，環宇紛擾”（《贈蔣秉南序》）。查《編年事輯》：1901年陳家定居南京，1902年寅恪即赴日留學，他有此一預感時，年僅十一、二歲。如此穎悟善感，不可不謂出於天性。因有此一種天性，陳先生認為人事可以“前知”。三十年代初，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頗傳於世。因囈語與當時世局若為符契，世人頗驚以為奇。陳先生不以為奇，撰《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一文，借摩尼教之語，說人事有國中後三際，其演嬗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關係，故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而曲園先生“為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值其氣機觸會，探演微隱以示來者，宜所言多中，復何奇之有焉？”陳先生亦屬“湛思而通識之人”，故能說出巳身之所遭遇，“在此詩（《囈語》）第二第六首之間”，至於第七首，則“但知來日尚有此一境”，此亦可視為陳先生的一大預言。（參看錢仲聯《清詩紀事》第十五冊道光朝俞曲園詩有關注釋）又，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黃州爭說鬼，更宜赤縣遍崇神”，五個月之後，預言竟成現實！再往前講，《贈蔣秉南序》作於“文革”前夕的1965年，今日回思其“氣機觸會”之際，此文句句可堪深玩。
　　近參加編選《中國文化百家文萃》，選近現代論文，一家一篇；於陳寅恪文，選其《論韓愈》。茲簡述其理由如下：
　　１，文化史眼光
　　《論韓愈》云：
　　今所欲論者，即唐代古文運動一事，實由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之局所引起。（明案：這是大判斷，下得深切、準確。）安史為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漢人，故當時特出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則周之四夷交侵，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為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論者只能著眼於以古文反對駢文的文體之爭，僅僅著眼於文學史、批評史上的範圍來講古文運動的發生，更可笑者以駢文代表大地主階級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興中小地主階級利益，非常彆扭做作。
　　一般論者只從非常有限的意義上去肯定“文以載道”說，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運動的中心思想，即所載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尊儒排佛”。政治與文化之所以有現實的關聯，是因為自安史亂後，唐代之藩鎮多胡族或胡化之漢人。這樣，“文以載道”之作為古文運動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義遂得以真實呈露。
　　我讀了《論韓愈》之後，有一種想法，搞批評史、文學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淺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體現在作者將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準確定位，即中國文化前後兩期轉舊為新的關捩點之人物：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論斷，下得大氣磅礴。
　　２，辨證思想
　　我曾經見過不少選本，都選了韓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選家們似乎都是一個老師教出來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則無一例外地指責韓愈宣揚“唯心”，宣揚封建統治者正統的倫理思想，強調君主對人民統治的合理性。我們見慣了這種政治分析，就更覺得陳先生的史識的深刻。更糟糕的是，這種政治分析法還往往冠以“辯證”思維的名稱。多少年來，人們一直在自詡、傳授這種虛假的“辯證法”而不覺其非。而《論韓愈》則讓我們見識了什麼才算是真正的辯證思維。陳先生在此文中顯示的一種辯證思維的精義，即看透事物之間“相反而適相成”的關係的一種智慧。
　　汪榮祖說：“從來儒者以韓愈排佛而鑽研佛理，或譏之，或諱之，俱未悉伐異必須細究敵說之理。韓實以敵說為己用，以助闡道統，何妨其仍以儒學歸心立命。”（汪《傳》，此說語焉不詳。實際上，在陳先生看來，不僅助闡道統，而且獎掖後學、匡救政俗、宣傳學說、改進文體，皆與佛學有關，皆“以敵說助成己說”。這篇論文以韓愈排佛立論，彰顯文化大義，然又以韓愈思想從佛學轉出，發千年未發之覆。其妙處正在於相反相成，以圓而神之樞，運轉、吐納方以智之義，極富於真正的辨證思維意味。有此一法，學問全般皆活。這不是斤斤於材料之排比、真偽之考訂的的學者所能措意的。
　　３，現實關切與終極關懷
　　案：彼說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現實關切存焉。參見同年（1951）寫作詩句：“同酌曹溪我獨羞，江東舊義雪盈頭。”堅持“江東舊義”即“不負如來西來義”，即堅持中國文化本位。“桃觀已非前度樹，藁街猶是最高樓。名園北監空多士，老父東城剩獨憂。”即表明對於異質文化主宰中國思想界的深憂。“八股文章試帖詩，宗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宮女哈哈笑，眉樣如今又入時。”以及“刀風解體舊參禪，一榻昏昏任化遷。病起更驚春意盡，緣陰成幕聽鳴蟬。”“蟬鳴”即極單調的聲音，即對於學術文化定於一尊的譏剌。可見他的關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這不僅是寫作《論韓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陳先生一貫的文化觀，即“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先生的終極關懷與他的現實關切，始終是不可分割的。
　　《別傳》結束語：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莊忽諧，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憫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廣州贈蔣秉南》詩云：
　　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
　　《別傳》的動機：
　　余英時說：“借錢柳關係說去留問題”。其根據是：１，《霜紅　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詩云：“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上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王”、“興亡”兼古典與今典；“同入”，即感同身受，不是一般的讀後感。２，《別傳》第116883頁，引張煌言《上延平王書》，明確說出“海外扶餘“不足以“王”，其古典即台灣的鄭延平不足以王，其今典即今日流亡之政權不足以王。３，《別傳》中寅老對於鄭延平的一段分析，余英時認為是講他自己的事：
　　寅恪案：鄭氏之取台灣，乃失當日復明運動諸遺明之心，而壯清遷及漢奸之氣者，不獨蒼水如此，……牧齋以為延平既以台灣為根據地則更無恢復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內舊宅也。然河東君留居芙蓉莊，直至牧齋將死前始入城者，殆以明室復興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猶有可能，較之牧齋之心灰意冷，大有區別。錢柳二人之性格不同，此即一端，足以窺見矣。
　　其實，陳氏並無更多的寓意，只是講明“錢柳二人性格之不同”。再聯繫到錢穆《師友雜憶》中記陳夫人赴港事失實，更可見余氏過於神經敏感。
　　（三）中國文化的託命人
　　1951年聽說北京“琉璃廠書肆之業舊書者悉改新書”，有詩云：
　　迂叟當年感慨深，貞元醉漢托微吟。而今舉國皆沉醉，何處千秋翰墨林。
　　迂叟（張之洞）《詠海王村》嘗有“曾聞醉漢稱禪瑞，何況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廠正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象徵，陳先生可以說是由一葉落而知秋。
　　《贈蔣秉南序》：
　　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
　　從道德觀點對宋學作了最高的禮讚。
　　《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
　　中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中國將來之發展，必定是“宋學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
　　從文化理想對宋學作了最深刻的預言。
　　託命河汾。“疏屬汾南何等事，衰殘無命敢追攀”
　　《贈蔣秉南序》（1964)
　　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暇想而已。
　　陳寅恪的傳記，比較有名的有汪榮祖著的《史家陳寅恪傳》和陸鍵東所著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悽慘離世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籛自殺，好友向達死了，“論交三世”的俞大襟魂歸西天，世侄傅樂煥鑽入了湖底。躺在南國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禮與巨大衝擊中奄奄一息的陳寅恪自是在劫難逃。
　　1966年7月，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聲浪中，中山大學的“革命者”聞風而動，開始造起反來。霎時，整個校園內雞飛狗跳，人喊馬嘶，大字報鋪天蓋地。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而隨著原中南第一書記陶鑄被江青等“文革”新貴打倒在地，一直頗受陶氏關懷的陳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黃萱被趕走，當年受陶鑄直接關懷而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於樹木叢生的校園一隅，望之令人恐怖驚悚。接下來，大字報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唐篔曾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弔了”的哀怨。
　　造反派們見陳家雖已“開弔”，但人還繼續活著，為做到名符其實，索性進行抄家與劫掠財物的大規模行動。陳寅恪後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篔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歷盡十幾年戰火僥倖保存下來的二十餘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經過幾次“戰鬥洗禮”，陳家財物盡失。為達到終極目的，致陳氏於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計，先是把幾隻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後，讓其聽取革命民眾對其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不辨牛馬且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不止，驚悚不安，惶惶不可終日。“革命者”見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與強度，將高音喇叭乾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盪。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悽然。身處困厄絕望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但面對幾次被登門的 “革命者”亂拳打倒，心臟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唐篔，陳認為愛妻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輓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於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
　　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唐篔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關於陳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後一段時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創傷而死去，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
　　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就此遠去。
　　此前的1964年，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雲:“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前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又說:“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純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淚之序文，是陳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個文化殉道者的獨白，同時也是一位雖九死而不悔的學術老人留給這個世界的一個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