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三十首·其一

論詩三十首·其一原文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詩詞問答

問：論詩三十首·其一的作者是誰？答：元好問
問：論詩三十首·其一寫於哪個朝代？答：金代
問：論詩三十首·其一是什麼體裁？答：七絕
問：元好問的名句有哪些？答：元好問名句大全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一書法欣賞

注釋

漢謠，指漢樂府民歌。

魏什，指建安詩歌。什，《詩經》的雅、頌，以十篇為一卷，稱為“什”，後來便以“什”指詩篇。

涇渭各清渾，涇水、渭水一清一濁，合流時清濁分明，涇渭各清渾即指涇渭分明。

詩文賞析

這是《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相當於序論，交代創作契機和創作目的，所以，非常重要。它本無難解之處，但因受體裁限制而過於簡約，後人僅據此已不足以了解其創作背景，認識其現實意義。所以，有必要藉助其他資料，深刻理解這首詩。
類似的觀點還屢見於元好問其他詩文中，值得徵引。如卷一《贈答楊奐然》：“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卷七《贈祖唐臣》：“詩道壞復壞，知言能幾人……珉玉何曾辨，風光只自新。”卷二《別李周卿》：“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鰲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卷三十六《東坡詩雅引》：“五言以來，六朝之陶謝、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為近風雅。自余多以雜體為之，詩之亡久矣。”這些言論一再感嘆詩道消亡，並指出了詩道消亡的具體時間，可以見出元好問的關切之情及其苛嚴的雅正觀點，可以與該詩相互參證，為該詩前兩句作注。據此，我們可以肯定，《論詩三十首》是針對現實有感而發的。
元好問在《中州集》卷十《辛願小傳》中論及詩壇現狀，指出：“南渡以來，詩學為盛。後生輩一弄筆墨，岸然以風雅自名，高自標置，轉相賣販，少遭指摘，終死為敵。一時主文盟者，又皆泛愛多可，坐受愚弄，不為裁抑，且為激昂張大之語從臾之，至比曹、劉、沈、謝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論也。敬之（辛願）業專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任。”南渡指宣宗貞祐二年（1214）金室遷都汴京一事。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不僅道出了當時詩壇真偽不辨、紛紜迷亂的現狀，而且還表明這一現狀除元好問之外，還為辛願等有識之士所共嫉。辛願（?-1231）字敬之，號女幾山人、溪南詩老，福昌人，為元好問的三知己之一。元好問創作《論詩三十首》時，辛願也在三鄉。同時匯集三鄉的還有元好問的另一位知己李汾和他的世交趙元以及劉昂霄、魏璠、麻革、孫邦傑等眾多詩友（參見卷五十八《繆輯年譜》）。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少不了詩詞唱和，議論詩文，評騭人物，其中劉昂霄善於言辯，談玄論人，獨步一時，“愈叩愈無窮”（《中州集》卷七），而辛願尤嚴於論詩，“發凡例，解絡脈，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中州集》卷十），這種嚴謹認真的批評精神，與元好問自己後來所總結的“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贗，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卷三十九《答聰上人書》）的批評態度，如出一輒，最得元好問的讚賞，元好問後來有“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屬子期。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卷十三《自題中州集後》）的詩句。而元好問一向重視“師友講習”（《中州集》卷十），作為知己，他們必然互相交流心得，切蹉詩藝，所謂“漢謠魏什久紛紜”的現象一定在他們的講習範圍之內。可惜辛願等人的議論未能傳世，元好問則藉此契機，寫下《論詩三十首》，流傳後世，因此不妨說，《論詩三十首》是他與辛願等詩壇同仁切蹉詩藝的產物，多少還包含了辛願等人的觀點。
詩中“正體無人與細論”一句似乎不合實際，因為至少有辛願等人與他“細論正體”。它主要是針對“一時主文盟，又泛愛多可，坐受愚弄，不為裁抑”的現象，有感而發，而當時的“主文盟者”是趙秉文、李純甫等人。趙秉文一生“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於六經，從容乎百家”，其“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卷十七《閒閒公墓銘》）。在詩學觀念上，元好問宗尚雅正，與趙秉文相近，在感情關係上，這時與趙秉文已有交往，後來更成為其高足。因此，《論詩三十首》的批評矛頭不會指向趙秉文一派，而主要指向李純甫等人。李純甫(1177－1223)字之純，號屏山居士。劉祁《歸潛志》卷八有段記載，可以見出他“泛愛多可”的特點：“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於人。然頗輕許可，趙閒閒嘗云：‘被之純壞卻後進，只獎譽，教為狂’。”對此，元好問也有同感，只是措辭要委婉一些，說他“好賢樂善，雖新進少年游其門，亦與之爾汝交，其不自貴重如此”（《中州集》卷四）。李純甫作為南渡後詩壇領袖之一，不但不能主持風雅正道，辨別正偽，反而推波助瀾，致使詩壇更加迷亂，這自然要為重視風雅正體的元好問所不滿。所以，他創作《論詩三十首》，要“暫教涇渭各清渾”，在第一首序論性質的詩中，就暗暗歸咎於李純甫這樣的詩壇領袖沒有發揮應有的正本清源、辨別正偽的作用，這正是整個《論詩三十首》的重要議題之一，也是其現實意義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