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凝然常在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這短短的八個字，一語道破天機，連線起了過去、現在和未來。古聖先賢點睛之語可謂多矣，雖短小精悍，卻直達人心，穿透時空，閃耀著人類智慧的光芒。

人類生生不息，而歷史亦綿綿不絕。在歷史面前，時間成了一條無限延展的線。而這條時間軸實際上是一條豎軸，在這條豎軸上的歷史事件層層累疊，對豎軸的下面形成重壓，越往下這種壓力就越重。時間軸並不是一條橫軸，因此不能把歷史事件看成這條橫軸之上的一個個斷點，彼此毫無關聯。歷史的過去，並沒有真正過去，這是很多人都能夠理解的，但未來也早已過去，很多人都無法理解。同樣，一般之人，往往只注意到變化，卻忽略了翻新。變化太過顯著，往往讓人一眼看穿，但是花樣翻新，卻容易讓人忽略了骨子裡的東西。時不可追，所謂“逝者如斯夫”。但日亦不可迫，所謂“來日方長”。只有中國人，才能明了其中的進退之道，亦即陰陽之道。只不過，歷史記載雖然可以歷久彌新持續不斷，但是史學精神卻容易因時因勢而迷失，甚至不得不委曲求全。

歷史因其融入我們血液的接近性，人人愛知，人人愛聽，也人人愛講。但問題是，很多人簡單地以故事來代替歷史，以道聽途說的“歷史”為歷史，歷史甚至成了任人拿捏、肆意打扮的小姑娘。中國歷史有其令人羨慕的綿延不絕的連續性。西方歷史研究的方法，因為不具備這種連續性，自然應該是不同的。最典型的是，西方歷史研究，往往是與哲學聯繫在一起的，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就是其明證。“根據哲學來講歷史”，這既是黑格爾成功的地方，也是其學術缺陷所在。的確，歷史是有其內在的哲學意味的，也就是說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但是歷史有時又像個頑皮的小姑娘，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突然性和特殊性。

歷史中國的偉大之處，就是總有一些橫空出世的創舉，科舉制度甚至可以說是其中最偉大的創舉。但是，不管是察舉制度還是科舉制度，實質都是理想化的精英治國。而且，一項好的制度設計，往往最後也會衍變為惡的制度門檻。這是中國歷史上一項又一項創舉的悲哀所在。為什麼這種現象會周而復始呢？其實，歷史中國更多是依例而治的，並不是依法而治。依例而治，實質仍是人治，涉及各方的彈性也多有較大空間，就看哪方更為強勢和堅定了。政治的發展，一般來說，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壞的。於是，越到後來，越是只好和稀泥。而問題的根子恰恰在於，中國之學術說到底是修身之學術，於是修身所必備與必進之道德，實際上亦在政治之上，即“道德高於政治”。於是，道德高則政治行，道德亡則政治息。

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太過於密切，以至歷史與經濟也無處不相融。不過，錢穆的觀點值得我們注意：“中國社會乃由其他部分來領導經濟，控制經濟，而並不單純的由經濟問題來領導社會、控制社會。所以經濟問題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國歷史實在能把經濟安放在其‘消極價值’之應有地位上。”傳統中國社會，自有其運轉之規律，是中國陰陽之道諸如此類哲學的外化，構成國家社會的各要素，既互相關聯，又互相制約，不若西方傳統普遍的“贏者”通吃。在傳統中國，只有和道相關聯的，才是最為高貴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虛的東西反而是形而上的令人尊重的實在；相反，至於錢，一向都是俗不可耐的俗世之物，也就是說，實的東西反而成了奇技淫巧曇花一現的虛幻。

士是傳統中國得以維繫，中國文化得以延續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士才是歷史中國的脊樑。但是，失去了精神自持和道德感召的士，完全可以說是一個社會最壞的毒瘤。晚清之後的世風日下，其實是仍然領導與控制社會的士風日下造成的。根本原因在於，士、農、工、商四流品在西風東漸之後日益遭到了破壞，士逐漸變形、變味了。任何一項制度的存在與拓展，其實都需要現實世界生產生活的支撐。士、農、工、商四流品的出現，是與井田制度的毀壞相伴而生。有什麼樣的精神，便會有什麼樣的制度；精神不在，制度亦亡。士、農、工、商的穩定社會結構，及其背後的節制經濟傳統理想，這才是中國資本主義始終只有萌芽，而沒有開花結果的原因所在。對於中國的傳統來說，工商之出生，即有原罪，所謂無商不奸。而商人又豈是國家能夠靠得住的？“武帝下詔命富商捐款，應者只卜式一人。”

精神要靠培育養成。於是，教育成了關鍵。那教育是什麼呢？應該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傳陰陽之道，修道德之身，學百家之業，理百態人生。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有些過於理想化。一腔抱負得以施展的，歷史上都是少之又少，更多的則是芸芸眾生，如此而已。於是，如果不是進而為儒，退而為道，則人必定痛苦，甚至於會走上求來生的宗教之中。一個社會強大與否，及其國家性格如何，都與教育息息相關。新式教育，是西式的教育，中式的教育之魂早就丟在了一邊。儒家被打倒在地，並且踩上一腳，那是晚清以來新式教育發展的時代前行的必然結果。儒家向來是有一份自尊在的。新儒家起不來，而道家和佛家稍有動靜和起色，又易被江湖術士尤其是騙子利用為坑人錢財的貨。於是，中國的新式教育之路越走越窄，一旦失去了救亡圖存的重任，就越走越沒有了靈魂。

教育從來都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更多是政治問題。沒有精神，便沒有教育可言。而教育，亦是首要在培植人的精神，並不是在知識與技能。人的精神，如果因為教育而得以培植起來，那么“人皆可以為聖人”就真的實現了。沒有政治的教育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政治的教育，不僅毫無意義，甚至還會禍國殃民。想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其實既簡單，但又極複雜。陸象山先生說：“我雖不識一個字，也要堂堂地做一個人。”怎么做呢？就在於發揚道德精神，立德，立功，立言。天人合一的道，不僅是中國社會前進的指南，而且是個人生命延展的利器。但大道之行，最怕的恰恰又是坐而論道。顧亭林有言：“清議亡，干戈至。”這真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關於“道”的悖論。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實，道是如何，仍是如何，天行健，道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