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筆法

中國幾千年文化的傳承，筆者竊以為“筆法”對於讀書人的禍害是很大的。林語堂先生早就說過：“八股有法，文章無法，文章有法，便成八 股。筆法之於文學，有如教條之於教會——瑣碎人之瑣碎事也。”

有人寫文章，寫不出自己的風格，便一味的模仿前人的風格，這其實是大錯特錯的。因為“文如其人”，每人寫文章的風格必因個人的不同而互異，倘若勉強自己去模仿某人的“筆法”，其結果只會是“邯鄲學步”而已。顏之推便是很有先見的人，他怕他的子孫因為勉強作文而失掉自己的“本心”，在《顏氏家訓》裡邊說：“但成學士，亦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

然而這么簡單的道理卻少有人能夠看透。

前段時間韓寒寫了本書《他的國》。書中有明顯的“韓式幽默”的成分，讀後使人不得不驚異於他見解的獨特。而另外一個“作家”將《他的國》山寨版為《我的國》，書中儘管還是有搞笑的成分，可以看出他是在儘量的模仿韓寒的“幽默”，但是讀罷《我的國》總覺得書中少了《他的國》里的那種深深的諷刺，只是為了譁眾取寵而已。

這就是“模仿”的失敗。

古龍剛出道時所寫的書也沒有擺脫傳統武俠小說的套子，所以名氣並不是很大。但當他完成《浣花洗劍錄》之後，讀者便知道古龍要“浣花”要“洗劍”了。果然，後來他的《武林外史》、《絕代雙驕》、《楚留香系列》、《多情劍客無情劍》、《歡樂英雄》、《陸小鳳系列》無一不在體現著古龍的“求新”“求變”。倘若古龍仍然沿襲著還珠樓主、司馬翎等人的風格，或許“武俠三大家”中也不會有古龍的位置，而讓位給倪匡了。

這便是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新。

話歸正傳，“筆法”一詞對於學生而言是害多於利的。

袁子才在《書茅氏八家文選》中有云：

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以為不然。六經三傳，文之主也，果誰為法哉？能為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為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既去病之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至大敗，是既琯無法也。文之為道，亦何異焉？

此便道出了筆法的害處。

我在書店裡經常看見像《作文速寫》、《作文提高法》、《教你作文》這類書籍。感覺就像是廣告上說的減肥藥，抽脂機一樣，實則無效，但是“光顧”的人卻不少。現在有些人寫文章想走捷徑，

就像生孩子想要生的快些一樣。殊不知生孩子須懷胎十月才能生下來，若是瀉痢腹痛，偏認為是分娩之期已到，強行“剖腹產”，產下的只是一灘濃血和一個“肉塊”。

作文其實就像是鋼針一般。若按自己的路走下去，會越用越銳利。但有人卻偏要聽一些所謂“專家”談“寫作之法”，實則是鋼針刺這般刺那般，到頭來卻是越用越“圓滑”，沒有“犀利”性了。

其實當一個人“愛”上某一個作家之後，行文風格便自然會向那位作家靠近，但是這並非是模仿其人的風格，而是語言特色與之相近，但是終究還是有自己的味道。像蘇軾雖然學習了王羲之的書法，但是也加入了自己的風格一般。

但有的學生作文時卻偏要想用誰的語言（或許有人連有的作家寫作時是何風格都不清楚），或是一定要用什麼結構，什麼寫作手法，什麼表達方式，其實是不應該的。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有云：詩之有音節，文之有法度，君子以為可不學而解。如啼笑之憂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

可見文章純粹是“信手習之”，若過分拘泥於“筆法”一類，豈不是太過於“俗氣”了？有“有緣木而求魚也”之失了。

崔顥的《黃鶴樓》可謂是作的極好的。嚴羽的《滄浪詩話》中更是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而後李白又作了《登金陵鳳凰台》，大有與崔顥“較勁”之嫌。二人究竟是誰作得好，誰作的壞，這是一個爭論了一千多年也未有結果的事，在此也不多提了。而李白在崔顥《黃鶴樓》的基礎上，加以創新，這是毋庸置疑得了。例如崔顥“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而李白“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乍看之下，似乎李白是在模仿崔顥，實則是李白加入了自己的風格，洗盡了崔顥“蒼涼”、“蕭索”、“愁苦”的氣息，給人帶來一種“博大”的感覺。可說是別具一格的了。

故“學人”而又不可“盡學於人”。若將之引申，則為“筆法”又不可“過分筆法”，也就是林黛玉所說的：“如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卻使得的。”

歸於正題。作文時追求“筆法”，就像是以前應試時講究“八股”一樣，終究會扼殺學生的想像力。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學生現在只注重作文分數，對於作文本身也是看的很淡的。

所以我之言論猶似：“瑣碎人神侃之廢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