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及其散文評價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

其文化散文以其學者的獨特視角，獨到的表現方式以及深沉思考得到高度評價。

余秋雨散文評價

1.余秋雨在類似《道士塔》《陽關雪》《上海人》《一個王朝的背影》等散文中，所表現的誠然是一種“感性體驗”，同時又包容著他的理性思辨。他的“感性體驗”發自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典章經籍、山川風物、世俗人情的領略、體悟，他以雙重文化人格對它們予以諦視與觀照，既是深受中國文化傳統影響、積澱文化傳統基因的大學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潮碰撞、為當今改革大潮與商品大潮所擁抱的現代人。於是他以繼承文化傳統、又批判文化傳統的悖論，導入他的審美觀照，因而生成某一種文化的與哲學的焦慮，一種浸濡歷史滄桑感的困擾，以及走出困擾的使命意識，即他自己所稱謂的“文化苦旅”。其實這正是余秋雨既與歷史“撞擊”、又與現實“撞擊”，既欲走出歷史、又欲走出現實的思想的“苦旅”。(吳周文《90年代:中國散文現在時》)

2.余秋雨散文對當代散文的超越，不僅表現在思想文化境界上，還表現在強烈的主體意識方面。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強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作家把自己鮮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筆端，而這個具體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現實歷史積澱而成的。現實歷史的重壓，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於是，一處處人文景觀便成了歷史的濃縮，再由歷史顯現出文化，最終由文化而透顯出民族的存在狀態。就這樣，余秋雨的散文終於擺脫了以往40年散文的樊籬，從“小體會”“小擺設”“小哲理”等小家子氣的審美規範中走出來，樹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獨立的主體形象。……余秋雨散文中鮮明的主體意識固然來自作家淵博的文史知識和良好的文學天賦，但如果只靠這些，也只能寫出掉書袋式的懷古悼亡之作，決不會將一座“精神道場”瀰漫於天地之間。因此，真正純淨的主體意識，需要對歷史的洞察，對現實的憂患，對未來的執著，對人生的定力以及對整個人類文化的感悟，借用先賢的話說，就是要擺脫“小人儒”而達到“君子儒”的境界。余秋雨的散文對俗常生活乃至社會政治層面上的東西已無所關注，而是從更高的層次上對現實歷史進行著極其深切的眷顧，其中的歡愉、憂思、欣慰、苦惱都與歷史、現實和未來緊密契合，與當前處境中的高尚與卑微、深刻與虛浮息息相關，由此而構成了散文的多維結構立體化的主體意識，這種主體意識以其豐富、高大和純淨的特質把當代散文推向了一個新的里程。

(冷成金《論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3.如果說余秋雨從人生的角度給出了文化以豐富生動形象的涵限，是從微觀角度出發的話，那么立於民族、國邦角度的關切，則是巨觀上對文化的構架。

這種關切體現於作者把祖國山水、民族感情、華夏文化三者交融渾然為一體。他視文化為民族的魂靈，把對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遺藏聯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難，“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淒艷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何止是幾箱文物被運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個民族的精靈──文化，在列強刺刀下傷痕累累、血跡斑斑，一個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時代面前痛苦著、呻吟著。

透過余秋雨散文把祖國河山、民族情感與華夏文化融為一體的形式，我們會看到隱含著更深層次的文化意義，那就是華夏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聲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裡，然後大哭一場”，……我們仿佛看到作者那顆拳拳赤子之心，充滿了對民族文化的珍視和對祖國的深厚情感，他那淒切的乞求和呼喚，不僅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遺產，而且更深刻地蘊藏著愛國的內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僅有著強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歷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辯、豐富宏魄的內涵，都導源於他的淵博精湛的史家修養。他的“文化”所富有的歷史感，並不是對過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歷史作為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用文化把過去和現在緊密相連。在他那裡，文化如同充滿著旺盛生命力的滾滾浪濤，推動著中華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類歷史的高闊視角之上來看待文化，文化成了歷史的積澱，文化和歷史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薰染造成的，要擺脫也擺脫不了。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在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嘆”(《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轟傳的歷史勝跡，總有生生不息、吐納百代的獨特秉賦”,“莫高窟可以傲視異邦古蹟的地方，就在於它是一千多年的層層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終活著，血脈暢通，呼吸勻停，這是一種何等壯闊的生命!”歷史的韻味可謂濃矣!《莫高窟》一文哪裡是對文物古蹟的欣賞，實在是對中華幾千年滄桑歷史的活生生的再現。他從畫像的色流中，竟將幾千年文明看了個玲瓏剔透。歷史在他那裡與文化相結合，便沒有了冷漠和嚴峻，歷史的生氣驅除了“文化苦旅”的單調和乾枯，呈現給我們的則是活潑與灑脫，或許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張昭君等《血凝·精靈·積澱──〈文化苦旅〉的文化觀》，《社會科學探索》）

4.余秋雨走出了書齋，走出了都市繁華，一個人，悄悄地，從秋風塞北到春雨江南，一任唐朝的風沙宋朝的煙塵的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尋著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蘇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鮮活血脈，而對自然山水、風物，面對一堆堆文化的斷壁殘垣，余秋雨發出了蒼涼的人生浩嘆。這是真正的大憂患大悲愴，說是歷史的潑墨一點都沒誇張。你看整個“文化苦旅”，從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轉到大西南的武侯祠、都江堰，再到東南的吳越春秋，最後的落腳點竟是南洋的壘壘叢冢。起初，你還會擁有一份自豪，一絲安慰，因為我們畢竟擁有過一個大唐盛世以及大唐盛世所創造下的輝煌的敦煌文明，儘管後世不肖子孫是如何地把她糟踏了。接著你便感到了寒冷，因為文人的孤魂野鬼出現了，慢慢地你會沉默，你會憂傷，你會嗚咽，最後面對一群黑頭髮、黃皮膚的華裔卻不再操華語的異鄉故人，你能不悲鳴?中國的文化啊，難道你真的就斷送於此嗎?難道你真的最終也像古埃及、古希臘一樣文明沉淪了嗎?不，不會的！

《道士塔》《莫高窟》應是劫後的甦醒。《陽關雪》則早已跳出了“西出陽關無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時對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並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

余秋雨是那種樂意把筆浸潤在歷史滄桑之中，眼睛卻時時關注著今天，也眺望著明天的文人，經歷著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領納著風一更雪一更的寒冷，這裡面怎能沒有滄桑?一座破舊斑駁的牌坊，一堵朱紅剝落的廟宇的斷壁殘垣，一條海岸邊被風霜侵蝕的廢船，那是歲月的層層結痂的痕跡，那是歲月無聲卻殘酷的鐵蹄，人類所無法承受的無奈。在這裡，滄桑成了一種人文景觀，該需要多么高品位的審美心境啊！(田崇雪《大中華的散文氣派──余秋雨散文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印象》)

5.《道士塔》中，當我們隨著作者憤懣衝激，也意欲隨作者橫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強盜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車隊時，忽然又被作者“攔下了車隊，又怎么辦”的提問所震懾，情感的痛苦轉瞬間轉為思想的痛苦。

《道士塔》寫到了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一個早晨“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開始他的粉刷”。我們甚至完全可以在這裡讀出黑色幽默，因為王道士粉刷的是千年流傳的敦煌壁畫!──這種生動又時時轉換感情內涵的描述，充滿在全部的余氏散文中，且經常是寫得更精彩。

(偌大的中國句)如此憂憤之語，道出了作者對中國文化的深愛以及對文化命運的無奈，充滿了歷史的滄桑感。《道士塔》正好印證了魯迅的一段話:“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