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和——同而不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詩意地闡述過“古今之成大學問者”的三重境界，德國哲學家尼采亦將人生分為三個時期：合群時期、沙漠時期、創造時期。然而他們都沒孔子說得經典，無論做人做學問，這最高的境界曰其“和而不和——同而不同”。

――題記

在夜晚來臨的時候我獨愛讀史書。然而史書讀得多了，便常常覺得中國的文化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也只有在這種文化環境當中，才孕育出如此不可勝數的這類英雄，煥發出他們獨居一格的色彩。

這類人中我首推王安石。

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豬狗之食，不梳不洗，這種淺層的不同誰都可以做到。但是他的“大不同”在歷史上能與之媲美的人屈指可數。他不滿當時的政法，提出推行新法，朝中僅有兩人支持，兩人畢竟算是安慰的了。但是連老臣司馬光、蘇軾、歐陽修等都紛紛背離，這對他來說是多大的創傷？可是他從未放棄他的不同，印象里他瀟灑放言“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更清楚得記得他的自勉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這是何等的境界？他的最高“非同境界”歷史上定是惟他獨尊：晚年的時候迫於多方面的壓力不得不歸隱山林。這本是他可拿來修身養性的時刻，要是其他人必定做了陶淵明這樣的隱者。可他不願，他不願與這些隱者相同，甚至覺得這是種恥辱。他只想民，心繫民生，仍然抱著做回救世主的夙願。“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陽碾作塵。”每次我讀起它，便有著無法言語的敬佩與讚許。

王安石為的是與蒼生相和。《免稅法》、《水利法》澤被後世，功在千秋。特別是《水利法》在推行後的短短几年內，全國就興修水利工程幾萬處，灌溉田地數萬畝――好一幅春和景明圖。

和而不同，這人生的最高境界，被王安石詮釋得盡善盡美。

又想起譚嗣同。譚嗣同不願與梁啓超等人相同，他不願與他們外逃避難。“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由來一聲笑，倚劍血封喉。”一八九八的深秋，寒風颯颯，黃葉飄零。京華大地，一片荒涼。菜市口刑場，譚嗣同向閃著寒光的屠刀，對蒼天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雄倒下的時候，四海響起悲歌。譚嗣同依然固執喊道：“凡變法，無不經流血而成。今變法不成，皆因為此。流血，請自嗣同始。”康有為走了，梁啓超走了，他們勸譚嗣同來日方長。嗣同與曾志同的朋友不和，他決意死國：“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譚嗣同願做的是與國家的命運相和，凡是其他種種，決不相和。這樣的理想，這樣的捨生取義，九死也無憾了。

新中國也不乏這類英傑。李敖在北京大學演講的時候談到他最佩服的北大人馬寅初。馬寅初因“新人口論”遭圍攻糟排斥，那個時候大字報都帖滿了他的辦公室。但他不願屈服於強大的壓力，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自辯：“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死才會罷休，決不向任何人投降！”馬寅初向毛澤東也不願妥協，要知道那時候“毛澤東就是太陽”，做出這樣的舉動需要何等勇氣不言都知。馬寅初只願意與真理相和，違背真理絕對不可相同。

和而不同更滲透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中國文化幾千年的發展過程，正是各種不同文化思潮不斷交流、不斷互相吸取、融合的過程。先秦百家爭鳴，各家互相爭鳴，互相吸取，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思想。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發展情況更深刻地地反映了這一點。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數百年的發展，逐步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產生了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同時，儒學也在吸取佛、道兩家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到新的階段，產生了宋代的道學。經過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終於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互補共存，和而不同，共同構成中國文化的總體體系的格局。

晏嬰曾舉君臣關係，說明和與同這樣兩種不同的態度。他說，唯唯諾諾，不說不同意見，君以為可臣亦曰可，君以為否臣亦曰否，這是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向國君提出不同意見，糾正其錯誤，彌補其不足，以達到正確的結論，這是和。他認為應該採取和的態度，而不可采同的態度。這就是和而不和-同而不同。

今天，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我們都面臨著多種文化互相激盪的局面，多種文化的碰撞會有什麼結果？有人提出了文化衝突論，預言文化差異將成為未來世界衝突的主要根源。面對這一切，重溫中國古代關於和而不同的思想，總結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就有重要的意義。記得江澤民在訪問美國布希圖書館時的講話中也講到和而不同，他說：“兩千多年前，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係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