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姚伯多造像記》（2）

附錄：

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主尊之名考辨

李　凇

姚伯多造像碑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它作於北魏太和二十年 ( 公元 496 年 ) ，現藏陝西耀縣博物館，和藥王山其它石刻一起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碑的資料已兩度發表，第一次是 1965 年的《考古》雜誌，刊有“耀縣石刻文字略志” ， 介紹得很簡略①。第二次是 1987 年的《考古與文物》雜誌，刊有“耀縣藥王山的道教造像碑”一文，介紹得詳細一些②。兩次介紹都忽略了——或者說還沒有解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 姚伯多造像碑的主尊之名，即姚碑到底供奉何神？

“耀縣石刻文字略志”在介紹姚碑時，僅摘錄了該碑發願文中一小段核心文字，曰 : “太和廿年 (496 年 ) 九月四日，姚伯多、伯龍、定龍兄弟為七祖眷屬敬造皇先君文石像一傴”。再無它文③。這裡，姚伯多實際上己經說出了他造的神像的名稱，只是我們不熟悉它，需作一番推敲。

“耀縣藥王山的道教造像碑”一文，對該碑介紹得較為詳細，並附錄了全部發願詞。其文首先對姚碑神像之名進行了推敲，稱：

“龕正中造‘皇先君文'之像。‘文'為何人，不可考……姚氏對‘皇先君文'之像，備加推崇……文，戴道冠，聃耳長頸，衣著不顯。雙手置於腹前，作結跏趺坐狀……《續修陝西省通志稿》僅收姚碑之正面發願詞。其附記中把‘皇先君文，說成‘正面刻佛像'等語，顯系有誤”④。

依上之意，姚碑主尊為“皇先君文石像”，進而，為“皇先君文”，即“文”者。果乎 ? 先說識字。北朝碑刻之字，頗多難識，其原因在於隨意添加筆畫甚至改變字形。此碑所謂“先”字即為一例。為碑文“皇先君文石”五字之中，唯所謂“先”字頗為可疑。按其實際筆畫，該字寫作“　”，字型為楷兼隸。大概是因為字形上近似“先”字，兩次介紹都讀作了“先” ( 我在一篇文章中也審讀不細，未對原碑，沿用此說 ) ⑤。

“　”是何字 ? 我認為是“　”，即“老”。

“老”字在北朝碑刻中通行兩種寫法，一為“　”，一為“　”。後者“　”字由兩字組合而成 :老人。《顏氏家訓雜纂》雲 : “先人曰老”。今存北朝碑文字，凡‘'　”字皆讀作老。日本著名漢字書典《角川書道大字典》列舉了五塊北朝碑文及墓誌 ( 即北魏張猛龍碑、李壁墓誌、張寧墓誌、東魏王偃墓誌、北齊劉碑等造像 ) ，五例中均將“老”字寫作“　”⑥。筆者在陝西臨潼縣博物館的一塊造像碑上，也發現了這個字，即北魏孝昌三年造像碑。該碑主龕為道像，持扇，戴道冠，著道袍。主龕右側刻有字一行，上端已殘，其後為“太上　君一軀”，當為“太上老君”無疑。另一例為西安碑林藏北周鑄馬仁道教造像碑，碑文稱“敬造石老君像一區”，“老”也是這樣的寫法。隸書或楷兼隸的書體上，較為隨意的手書“人”字常被寫作“　”或“　”，捺上再加二筆或三筆。這種寫法一直延續至今，被認為是“人”字不規範的一種常用寫法，我們都很熟悉，不用多辯。因此，姚碑之“翹”字即為“　”字，姚碑主尊應為“皇老君文石像”，而非“先君”。

“皇”者，君主，即太上。《漢書》四四《淮南厲王傳》薄昭與長書 : “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顏師古注“如淳曰 : 太上，天子也”⑦。鑒於此，“皇老君”即可解為“太上老君”。這和臨潼孝昌三年造像碑的主尊是一致的。

那么，“文”字又作何解呢 ? 我認為有兩種解釋可供選擇。

其一，它與“釋迦文佛”一同有關。釋迦牟尼，梵辯證 Sakyamuni, 又譯釋迦文尼，再略為釋迦文、釋迦、釋氏。《太子瑞應本起經》上注曰 :“釋迦文，天竺語，釋迦為能，文為儒，義名能儒。”顯然：“ 釋迦牟尼”是更準確的音譯。“釋迦文”的譯法大概是考慮到了“文”與“儒”的內在聯繫而兼有義譯成分的音譯詞。在南北朝的佛教造像中，常用釋迦文佛一詞。如梁“普通四年釋迦立像完”雲 : “弟子康勝發心敬造釋迦文石像一軀”，而其它一些造像碑中又常略作“釋迦像”一軀。看來，“釋迦文像”和“釋迦像”是相同的意思，“文”字或為可有可無之字。既然，釋迦文像即為釋迦像，那么“皇老君文石像'‘不就是“皇老君石像”嗎 ? 道教徒仿照佛教徒的做法，給太上老君的名字添了一點“文儒”的尾巴。如同“釋迦文”之“文”字不必追究一樣，“皇老君文”之“文”亦無須追究。

還有一種可能性我認為更有道理，即“文”字作其本意解。“文”之本意為彩色交錯、花紋、紋理。《禮·樂記》 : “五色成文而不亂。”《易·繫辭》下 : “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既然“文”由五色成，“文石像”不就是彩繪之石像嗎 ? 考姚碑主尊原物，三位主尊坐像與四位脅侍立像均極簡陋，主尊之五官輪廓尚能看清，但四肢與軀體非常簡略，各以一凸起的圓條狀形體表示。就浮雕藝術的造型語言來說，似乎是不能再簡單了。考察造像的現狀、造像與完底石質的關係，我們可以相信，原物並不是因為殘損而至於如此的。換言之，現存物與原初物不會相差太遠。然而，姚氏家族對如此簡陋的造像，評價卻是出乎意料的高，其發願詞對本尊造像贊曰：

“營構裝飾極工匠之奇雕，隱起形圖　若真容現於今世，倚錯盡穹項之制，修來清顏有若真對。”“神像功就，於茲有緣，安所仁理，不垂不偏，其圖玉瑩，綺　交連，既建岳峙，與山齊連。”

姚氏的評語與實物差距很大，如何理解這一現象 ? 我認為，存在著一個補充環節：彩繪。造像之不足，由繪色補之。千五百年後之今日，色彩脫盡，我輩所睹，諒非原色也。

在雕塑上進行彩繪，是中國雕塑史上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做法 ( 古希臘、古埃及亦然 ) ，遠者如地下之秦漢陶俑，近者如地上之莫高窟泥塑和雲岡石刻，均為塑（雕）繪結合。從姚伯多碑碑側的淺浮雕供養人像的鑿造情況看，姚碑的工匠完全具有東漢畫像石工匠一般的技巧，但在鑿造高浮雕 ( 主龕像 ) 時卻缺乏相應的經驗和技術，他們當然會運用傳統的方法，在粗糙的石形上進行彩繪，甚至還可能敷以薄泥後再彩繪( 這是北朝部分佛像的做法 ) ，以達到“若真容現於今世”的造像要求。這就是彩繪石像——文石像。

因此，我認為，所謂“皇先君文石像”並非一位名叫“文”的“皇先君”像，而是太上老君的彩繪石像，這就是姚伯多造像碑的主尊。如果以上推淪成立，我們就找到了中國現存最早的太上老君像 ( 魏文朗造像碑雖然年代比姚碑早，但其道像的身份卻未明確——參見筆者另文⑧ ) 。

還有一例可以側面支持本文的論點。 1958年在陝西彬縣出土了一件彩繪石道像，該像高43 厘米，道像為坐形，右手執扇，左手已殘，頭戴道冠，身著雙層翻領道袍，腰束帶。背後刻有荷花紋頭光及火焰紋，兩側各有一花朵，像下方為二馬⑨。石像通體彩繪，面部為桔色，頭髮為白色，道袍為藍色，荷花為紅綠二色交替，馬為黑色，火焰紋為桔紅色。石像背面及兩側均有刻銘，其中有“開皇三年”和“白顯景造道像”等字⑩。此像的鑿造時間 ( 開皇二年為公元 583 年 )距姚伯多造像碑不到一百年，彬縣位於關中之西，耀縣位於關中之北，兩地相距也不遠。由於歷史的原因，白顯景造像得以保存彩繪，可作為我們認識姚伯多碑的參照。或者說，白顯景描上的鮮艷色彩，即應是姚伯多碑的原型。

注　釋：

①③耀生“耀縣石刻文字略志”，《考古》月刊 1965 年第 3 期，第 134 頁。

②④韓偉、陰志毅“耀縣藥王山的道教造像碑”，《考古與文物》 ,1987 年第 3 期，第 18 頁。

⑤李凇“關中一帶北朝道教造像的幾個基本問題。”載《美術史研究》，嶺南美術出版社待刊稿。

⑥ ( 日 ) 伏見沖敬編《書道大字典》，角川書店刊，東京，昭和四十九年，第 1781 頁。

⑦《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第 566 頁。

⑧李凇“北魏魏文朗造像碑考補”，《文博》雙月刊， 1994年第 1 期，第 52 頁。

⑨筆者曾在一文中將此像中二馬誤為二驢，見“一塊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中國道教》1994 年第 3 期，第 32 頁。

⑩王仁波主編《漢唐絲綢之路文物精華》，第 156 頁，龍出版 ( 香港 ) 有限公司， 199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