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謝昌元座右自警辭

【釋文】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周公傳國，孔子立言，懇懇於親戚故舊者，皆所以厚風俗、美教化也。世遠人亡，經殘教弛。漢蘇章為剌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乃曰：今日故人飲酒，私恩也；明日剌史案事，公法也。不知太守謂誰厥罪，惟何觀其一天、二天之說!是必巧言令色之鮮仁而非直，諒多聞之，三益也。然既知之，有平生故舊，適然相逢，只當忠告善道，委曲，勸勉，使之悔過遷善，或使之自作進退。何乃待之以杯酒，加之以刑責?蓋賣友買直，釣名乾進爾，而論章者多亦不復用。然則，何益哉?世變愈下，人心愈非。至唐韓子，則嘆有反眼下石，為禽獸之所不為者。宋蘇子則謂爭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者。觀韓、蘇之言，則蘇章杯酒殷勤之歡，亦無之矣。周、孔垂訓，必歸之成德，君子有旨哉。

右敬齋謝先生坐右自警之辭。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人倫也。朋友居人倫之一。其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雖其情禮有降殺，而義之所起，皆天性之不能自己者。惟其出於天性，是以均為人道之大端。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各盡其分，所以為人也。自漢蘇章有刺史故人私恩公法之語，世以為固。然而，莫知其非，傳為故實，流俗雷同，千餘年於此。先生本之人心，按之經義，用春秋誅心之法，以賣友買直，釣名乾進以發其微。於是，知章之不可乾以私，乃自私之尤者也。正使當時繇是而為公為卿，外物之得，曾何足以救本心之失，況不必得乎。語曰：觀過斯知仁矣。先儒謂：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章不足雲也。先生之論，足以樹大倫、敦薄夫，俅來學之陷溺而約之正。先生真仁人哉。鹹淳癸酉六月吉日，後學文天祥書。

謝昌元《座右自警辭》，文天祥草書，紙本，縱36·7cm，橫335.7cm，書於鹹淳九年（127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時文氏三十八歲。作品草書七十一行，其中《座右自警辭》四十四行，三百一十五字，字型稍大。後文跋二十七行，二百八十一字，字型較小。款署“鹹淳癸酉六月吉日，後學文天祥書”，下鈐“文氏天祥”篆書朱文方印。卷後有南宋王應鱗書跋，元代蔣岩、明代萬韞輝、邾智、廖駒、程啟充等人題識，並有謝源小楷書渠遠祖謝昌元《行實》。卷首為清乾隆帝題“文天祥書謝昌元座右辭、內府鑑藏”等字，下鈐“神品”、 “乾隆宸翰”篆書朱文方印。明代都穆的《寓意編》、清代吳升《大觀錄》、安岐《墨緣匯觀》、清內府《石渠寶笈續編》等書著錄。

關於卷中所涉及的謝昌元之名，見於《宋史·文天祥傳》。文天祥被執至燕，“（王）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此句說明天祥被擒至燕時，謝昌元已降元。文氏書此卷於鹹淳九年，時年三十八歲，昌元則六十歲。是年正月，天祥除湖南提刑，辭免不允，三月領事。《文山先生集》卷四有《湖南提刑到任謝皇后表》，說明此時天祥、昌元皆在湖南。謝氏以東漢冀州刺史蘇章公志私恩之辯，而以敦友道、扶世教為己任，斥世間賣友求榮、釣名乾進者，置之座右以自警。天祥在卷中跋謂：“足以樹大倫，敦薄夫，救來學之陷溺而約之正，”稱讚謝昌元為“真仁人”。王應麟在跋中也贊道：“敬齋（謝昌元號）述之，矯薄歸厚，文山健筆，立懦廉頑。”據此卷中謝源所撰昌元《行實》載“昌元字叔敬，號敬齋，資州資陽人，淳祐四年以《易經》魁蜀省，登進士第，累官至秘書少監。寶祐五年以知施州除太常博士。南宋亡後，至大都大安閣里朝見，聖旨勞問甚悉，分付平章：‘他是直南好秀才，你好看覷他者。'……又奉聖旨，隨駕上都。嗣是，日蒙宣問，因得歷陳時政得失，無所顧忌。奉聖旨:‘將謝秀才所奏各事遍行天下。'累蒙聖問，欲得何官，尚書累辭不拜，曰：‘陛下安用此亡國之臣。'聖當年七月，內忽承宣命；賜以前職，勾當專一講究中書省里公事，尚書再拜。……留京十有四年，……聖元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葬鄞邑翔鳳鄉之原” 謝氏在史書上無專傳，除上述謝源《行實》外，元人袁桷《清容集》卷三三《師友淵源錄》中稱：“謝昌元，資州人，淳祐甲辰別院第一，守封州，提舉廣東常平。幼歲見劉文節公光祖，能道蜀士大夫言行，可傳錄，言蜀中亡事甚慘，僑居於鄞。入朝，為禮部尚書。”另外，袁桷還在《延祐四明志》卷五中稱：“謝昌元字叔敬，西蜀資州人，幼歲見劉文節公光祖簡州，應對敏解，為題扇贈之，且勉以學。見魏文靖公了翁，復奇之。類試四川第一，調紹慶府教授，守施州，築城以備御。開慶元年，除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知封州，新學校。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奏蠲鹽銀，以寬民力，疏人不報，卒損俸代償之。為沿海參議官，因家於鄞。·德祐元年，以著作郎遷秘書少監。……（至元）十四年，世祖平宋，乃命子召昌元入朝，上深器之，呼為南儒，預議中書省事。……為禮部尚書。……至元渾一之際，凡所朝議，昌元諸人皆得預聞，後以老歸，卒，葬於鄞。”據全祖望《鮚琦亭集外編》卷六《陸字鐤墓碑銘》稱：“昔德祐之際，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為孟傳，遂使執事不得收昌元效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文中所說袁進士是指袁鏞。萬斯同《宋季忠義錄》卷八中說： 二辰鏞字天與，鄞人，有大志，邃於《春秋》，登鹹淳進士第，以父憂末即仕。見國勢日蹙，竊嘆日： ‘生則宋臣，死則宋鬼。顧無寸兵尺地，不能捍禦以固社稷，得仗義執言，從常山、睢陽於地下，不失為宋臣，是矣。'適元將遣游騎十八騎駐西山之資教寺，鏞悲憤激烈，約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趙孟傳，將作少監謝昌元共禦敵。二人曰：‘爾第先往，我二人當以兵繼。'鏞遂奮然獨往，厲聲言曰： ‘汝主無故謀起干戈，殘我土宇，使我人民宛轉鋒刃之下，天下鬼神所不容，四方忠義之士日夜憤惋，勤王之師四至，吾恐汝此歸無日也。'言未竟就執，而二人已密往東廄獻版圖迎降矣。元將奇鏞才，脅令降，曰：‘從則富貴，不從則燒戮汝，'鏞罵曰：‘我為宋臣，死則死耳，終不從汝也。'元將怒，縱火繚之。鬚髮殆盡，詞氣愈厲，至死不稍變。其日，家人驚悼，赴水而死者十有七人。” 《宋史翼》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此兵聞之，疑信猶未決，明日元兵四集，孟傳、昌元懼，乃以兵獻乾慈谿之東廄。鏞失援被困，因挺身與接戰，自辰至酉，力不支，為所擒。” 可見謝昌元此時的所作所為，賣友求榮，與《座右自警辭》相差甚遠。他一生前期倡言周、孔之道，人倫之本，論文談兵，濟時捐俸。為人之所仰。後期竟淪為賣友求榮、釣名乾進的降臣，這是文天祥生前所料不及的。從是卷的書法風格上看，文氏用筆多出於閣帖，而又接近於王獻之、懷素，字與字之間相互呼應，行筆流動，以中鋒為主，間施側鋒取勢。清阮元在《石渠隨筆》中說：“書法極摹懷素。”安岐《墨緣匯觀》中也評此卷“筆法清勁縱任，不苟其辭。”明人張醜評其書則為：“信國書體清疏挺竦，其傳世六歌等帖，今人起敬起愛。”的確，文氏之書因其人品高而廣受後人珍視。

文天祥現存的書跡除《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外，尚有《小青青詩卷》、《端陽帖》、《木雞集序》、《虎頭山詩》等傳世。其中《木雞集序》是文氏鹹淳九年所書，與《自警辭卷》同出一年。其章法似王羲之、懷素，線條瘦硬，收放自如，體勢通達，可以說是《自警辭卷》的“姊妹篇”。另有草書名作《虎頭山詩》是文氏被執後書於元大都，其作筆觸偏細，用筆多有牽聯，清疏可人。款署：“天祥泣血”。此書極具儒家風度，書法洋溢著很濃的書卷氣，精緻脫俗，後人跋此書為?“…其筆意乃雍容閒雅，無一毫驚懼荒迫之狀。……然非素存素養之，孰能如是乎？”此語道出文氏臨危不懼，面對生死泰然處之的儒生本色。此作是其高尚人格又一次升華的外在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