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弼百科介紹

宋代官員

人物簡介

　　張弼（生卒不詳），字舜元，莆田仙遊人。曾授福州司戶參軍，充泉州教授，未赴任而卒。著有《葆光易解》十卷，已佚。

儒林文載

　　據《仙志儒林傳》有載：張弼恬淡好學，尤刻意於《易》，用力三十年，釋然頓悟，因著為書。其說爻象之詞，字字皆有所本，上及道德性命之理，下及昆蟲草木之微。有漢晉書家所不到者，宋紹聖初（1094）大臣以其名聞，並上所著《易解》九卷，賜號葆光居士。

一書多名

　　《葆光易解》各家書目都有著錄，如《宋史·藝文志》作《易解義》，《遂初堂書目》作《易傳》，鄭樵《通志略》作《張葆光周易》、《邵齋讀書志》作《張弼易》，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葆光易解義》，《經義考》作《葆光易解》。卷數基本是十卷，僅《仙志儒林傳》載是九卷。這是一部有價值的重要解釋易學的學術著作，惜已佚矣！

明代書法家

人物簡介

　　張弼（1425～1487）字汝弼，號東海，晚稱東海翁。明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松江）人

張弼石刻像

，生於明仁宗洪熙元年，祖上於宋室南渡時由汴遷居華亭，數世均無功名。張弼家住郡城西門外谷陽橋西南。成化二年（1466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晉員外郎。因作《假髻篇》諷刺時貴，遭當權者忌恨，被排擠出京，任江西南安知府，治績頗著。　　南安地當贛粵要衝，亡命者聚山為盜，久為民害。到任後，先後捕滅。大庾嶺為客商貨物往來通道，當地人民從事運輸，賴以為生。後為廣東南雄豪霸侵奪，民眾失業貧困。張弼請準江西、廣東二藩司，予南雄、南安兩地民眾中分其利。嶺路狹隘險峻，難於行走，就將所得商稅，僱工拓寬路基，砌道，架橋，長達30里，嶺路暢通。荒年，開倉平糶，救濟民眾；時疫流行，延請名醫，為民治病。南安府所轄的南康縣，民俗好訟，則嚴懲首惡，殺其刁風；禁誣告，反冤獄。創立“射圃”，親自教民習武，以備盜寇；建社學，創書院，祀先賢，修郡志，以教化南安士民，習俗為之一變。告歸之日，老幼攀轅而送，為建祠塑像。又據張鼐《先進舊聞》載：“東海張先生守南安時，各郡收兵議賞，武夫悍卒乃惟願得侯墨妙，而過客往往以是罷誅求焉，歲以筆札佐郡費類此。”從這裡的記述看，張弼頗不惜墨，應有大量作品流傳才是，然而他的作品存世並不很多。卒於憲宗成化二十三年，年六十三歲，葬於鳳凰山之陽。

個人成就

　　詩文清健。尤工草書，取法張旭、懷素。嘗自言：“吾書不如詩，詩不如文。”李東陽笑為“英雄欺人之語。”著有東海文集五卷，《四庫總目》和鶴城稿並行於世。《明史·文苑傳》稱其：“工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欹如墜石，瘦如枯藤”，更喜作擘窠大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人稱“張旭復生”。四方求書者無虛日，甚至海外諸國，都知張東海之名，前來購求墨寶。傳世手跡有《草書千字文》、《唐詩七律卷》、《草書登遼陽城詩》等（現藏故宮博物院），又有《七絕》詩軸（現藏上海博物館）。後人蒐集其草書，於明末刻板保存，名《鐵漢樓法帖》（現藏松江博物館）。著作有《鶴城》、《天趣》、《面牆》、《清和》、《慶雲》諸稿及《東海手稿》，後由其子張弘至輯為《張東海先生集》（9卷）

書法特色

　　當時在書壇上已經改變了明初那種工整平穩、圓潤婉媚、細勁流暢的“台閣體”規範，追求的是奔放自由的書風。張弼是當時典型的書家代表，書風受懷素狂草放縱的影響極大，作品用筆奇崛，線條流暢，牽絲帶筆處揮灑自如，使轉生動活潑，氣勢貫通，變化豐富，反映了張弼草書的典型面貌。張弼是明代前期草書的代表人物。他喜歡作大字草書，史書記載說他酒酣興發，頃刻能寫數十張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世人甚至以為顛張（張旭）復出。董其昌說張弼的草書是學習懷素，實際上他同解縉的狂草關係更為直接。他們代表了明代前期對唐代狂草的一種理解與取用。一方面，他們作為與當時流行的台閣體的對立面，更多地表現了自己的個性，而受到人們的重視；另一方面，他們給明代後期草書直抒性靈以啟迪。張弼小字草書流傳較少，作品圓熟勁健，結構、章法自然而富有變化。張弼行書結構緊湊生動，較多地使用方筆，形成自己的風格和特色。　　張弼的草書，以唐代張旭、懷素為楷模，亦是明初草書家欲改變元代自趙孟頫以來蘊藉清妍的書風，追求揮灑放縱的延續。他的一些作品，在張旭和懷素的狂草中加入章草筆意，在意念上與早期的宋克、俞和頗為相近。但他的許多作品，卻又完全拋棄章草的用筆，在結構上以開合為主，筆意上則求快、求飄。所以祝允明曾說：“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雖聲光海宇，而知音嘆駭”，認為張弼作品中的輕浮作態不可取。但張弼求新求變的改革性書風，卻成為當時潮流的走向，學他的人很多，甚至海外之國亦購求其跡。其間必然地有了精粗優劣的差別。陳獻章評張弼草書：“

張弼手書

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俗到極處四字，誠然是很大的貶詞，但好到極處卻又是非常的褒語了。董其昌一代書學宗匠，評張弼的《慶雲堂帖》亦多讚美之辭：世多推重其狂草，至祝希哲評書，獨推其盛年之筆，當由未見翁之大全耳。今觀此刻，眾體畢備，若有意無意，或矜莊如禮法之士，或瀟灑如餐霞之人。雖與希哲同學醉素，而狂怪怒張則希哲不免，翁無是也。　　關於草書，張弼曾有答客問“（昶）深解書法，或問張汝弼草書，曰：‘好到極處，俗至極處。，問：‘如何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這一段文字對了解張弼的草書藝術及思想應是有所幫助的”。都穆說：“張公草書師宋昌裔，昌裔者名廣：“洪武初與宋克（仲溫）、宋璲（仲衍）俱以書擅名，人稱三宋’。然評者謂昌裔書較之二宋不逮，以其筆聯續不斷，非古法也。（《寓意編》）。”都穆的褒貶於此可見。貶者主要依據是“筆聯續不斷，非古出法也。”這一點在當時或許是個問題，並會有不少的支持者，但以我們今天的認識來看，“古法”並非只此一法，大可有別的風格存在。即便取張旭草書來說，亦有“筆聯續不斷存在，晚明王鐸、傅山等連綿大草在今天更是倍受歡迎，可見不可偏執於一己之見。　　張弼常常醉書，故酒酣興發下筆速疾，如驟雨旋風，應手萬變，並可見懷素遺意。張弼認為自己的狂草大字最佳，驗之他的書法，說的也是有道理的，這大約和一個醉字不無聯繫。　　董其昌評張弼時說：“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夷。自是吳中書家倍出，聲價少減。然行狎書尤佳。今見者少耳（《容台集》）。自張弼之後，吳中出了祝允明、王寵、文徵明等一批傑出的書家，張弼“聲價少減”自是情理中事。但董其昌對張弼的“行狎書”很有好評，值得注意。行狎書即行書，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有張弼的一件行書卷“蘇軾太白仙詩卷”，即為一件難得的佳作此卷寫的筆酣墨暢，筆勢飛動，提按自如，張弼行書水平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