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廣孝百科介紹

生平簡介

　　姚廣孝，長洲（今江蘇吳縣）人出生於1335，出生亂世的他從小好學，擅長吟詩作畫，十四歲出家，取名道衍。通儒、道、佛諸家之學，善詩文，精通陰陽術數。交際廣泛，與文學家宋濂、楊基等交友，又從靈應宮道士席應真習道家《易經》、方術及兵家之學。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說他：“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二十三年（1363）於徑山從愚庵大師潛心於內外典籍之學，成為當時較有名望的高僧。但始終未曾放棄成就大業的抱負，追求功利，仰慕元初僧人出身的開國功臣劉秉忠，欲成開國建業之功。　因為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選高僧侍諸王，為已故馬皇后誦經薦福。經人舉薦成為燕王朱棣的重要謀士，隨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慶壽寺。從此經常出入燕王府，參與奪位密謀，成為朱棣的重要謀士。朱棣“靖難”稱兵前，他曾推薦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並通過對當時政治、軍事形勢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堅定信心；又於王府後苑訓練軍士，打制軍器，作好軍事準備；建文元年（1399）六月起兵前夕，計擒北平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靖難之役中，他留守北平，建議燕王輕騎挺進，逕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又勸朱棣勿殺方孝孺：“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十月，輔佐燕王世子率萬人固高僧軍師姚廣孝墓塔(20張)守北平，擊潰朝廷數十萬北伐之師。此後，仍多贊謀帷幄，終使朱棣奪得皇位。朱棣即位後，初授官僧錄司左善世，收鄭和為菩薩戒弟子，法號福吉祥。永樂二年（1404）再授為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同年八月，姚廣孝回鄉省親訪友，至長洲拜訪其姐，其姐閉而不見，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又跑去見其姐，其姐又罵他。廣孝為之惘然，體會到了眾叛親離的滋味，臨死之前他請皇帝釋放建文時的主錄僧溥洽，明成祖答應了他。永樂十六年（1418年）三月十八日病逝慶壽寺，“帝震悼，輟視朝二日”，以僧禮葬，百官弔唁者竟達“肩摩踵接，添郭溢衢”。追贈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賜葬房山縣東北。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庭。　　晚年，姚廣孝既厭懼官場爭鬥的兇險，又不甘心放棄畢生事業的追求，故雖然受官，卻未改變僧人身份，主要承擔太子、太孫的輔導講讀，及主持《永樂大典》、《明太祖實錄》等書的修纂，又著《道余錄》專詆程朱，人稱“黑衣宰相”。其博通精深的學識和修養對皇太孫（明宣宗）有較大影響，對《永樂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是朱棣的唯一朋友。　　主要著作有《逃虛集》十卷，續集及補遺各一卷，《逃虛子詩集》、《逃虛類稿》五卷等。

姚廣孝墓塔

　　姚廣孝墓塔，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位北京市房山區青龍湖鎮常樂寺村於。建於明代永樂年間。為八角九級密檐式磚塔，高約33米。須彌座塔基束腰部分雕壽字紋和花卉，四正面雕假門，四側面雕假窗。塔身往上是九層疊澀檐，各角都懸銅鈴。塔剎鐵制。姚廣孝是明永樂皇帝的謀士。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廣孝神道碑"一座，碑立於宣德元年(1426)，高4米，寬1.1米，厚0.33米。

《明史》文載

　　姚廣孝，長洲人（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陽澄湖鎮湘城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高僧軍師姚廣孝文獻(14張)　　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賜僧服還。經北固山，賦詩懷古。其儕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宗泐時為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　　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建文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戶倪諒上變。詔逮府中官屬。都指揮張信輸誠於成祖，成祖遂決策起兵。適大風雨至，檐瓦墮地，成祖色變。道衍曰：“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兵起，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號其眾曰“靖難之師。”道衍輔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襲大寧，李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御甚固，擊卻攻者。夜縋壯士擊傷南兵。援師至，內外合擊，斬首無算。景隆、平安等先後敗遁。成祖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班師。”乃還。復攻東昌，戰敗，亡大將張玉，復還。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庸，破房昭西水寨。　　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從之。遂連敗諸將於淝河、靈璧，渡江入京師。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論功以為第一。永樂二年四月，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出振蘇、湖。至長洲，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重修《太祖實錄》，廣孝為監修。又與解縉等纂修《永樂大典》。書成，帝褒美之。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皆留輔太子於南京。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廣孝侍說書。　　十六年三月，入觀，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睡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廣孝頓首謝。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賜葬房山縣東北。帝親制神道碑誌其功。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啟、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獎之。晚著《道余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　　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系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

詩作特色

情深思睿

　　姚廣孝詩之特色大致有三；其一，登覽山水、訪師問友之作，常有深摯之情與睿智之思。此一特色，乃是就姚廣孝詩之內容而言。靖難以前的姚廣孝，為一方雲遊僧，行於諸方，與道徒、文士結伴，參禪學道，觀覽勝概。故其於所到之處、所遇之人，作詩以記，抒之以情，寓之以理。譬如“偶來值禪侶，清談忘永夕”；“忘彼區中緣，樂此塵外境”。　　因之，在人與事一面，有送別思懷、贈答宴遊之作。如“我住城西寺，君歸湖上山。馬聲知驛路，樹色認鄉關”，寫離別之事。於姚廣孝而言，雲遊經歷一方面增益他在哲學與詩學上的修養與磨礪；另一方面則使他與友人相知相交，結下深厚的情誼。所以，“離人千萬意，都在短亭中”。短亭築在城外，立於路邊，其中融入了客遊人無限之離別意。且在離情別緒里，更平添一分對往昔樂游之追憶。譬如他寫，“去年折花寄鄰叟，今年鄰叟無何有。可憐見花不見人，腸斷東風繞花走。但願東風休作惡，且使北人相與守。一枝送爾表情親，侑花得句何須酒。”乃是寄思念之情於東風，追憶與友人把酒言歡、切磋詩藝之真趣。　　姚廣孝居於吳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與北郭社的成員常有同游、酬唱之樂。他曾寫過《題張山人適樂圃林館十首》，乃是與北郭諸友同詠之作。其中有“去官歸故里，僑隱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風席上琴”一首，言同里張適辭官退隱山林，諸友人相訪之事。當時同往樂圃的，亦有高啟、倪瓚等人，眾人飲酒、吟誦，頗得逍遙情致。而“巷僻無車馬，閒扉掩薜蘿。籠馴傳信鶴，池蓄換書鵝”一首，則是姚廣孝寫樂圃林館幽靜、空寂之味。遠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囂，乃是元末明初，文士們嚮往之境。而馴鶴與蓄鵝的閒情逸緻，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禪者圓融於心之參悟。　　在景與理一面，則有登覽、題畫及懷古之作。其中，登覽與題畫之作，多以今之眼光，或繪自然之景，或抒感懷之情，亦或寓哲理之思。如《洞庭謠》，以“七十二峰在其下”，“太湖三萬六千頃”，極寫洞庭的磅礴氣勢，由嵐雲水氣之晦明變化，到陽動開　　霽之波平湛湛。山水景物，千態萬狀，盡在三十二句七言詩里了。又如《題畫》一首，寫“小小板橋斜路，深深茅屋人家。竹屋夕陰似雨，桃源春暖多花”，以六言道出山里人家之恬淡與真淳。“小小”、“深深”迭音，竹屋、桃源交融，夕陰似雨，春暖多花，似有自然而然、清麗澄徹之味。另一類題畫詩，如《題倪雲林墨竹》，則常有睹物思人之意。詩中寫“開元寺里長同宿，笠澤湖邊每共過”，即言姚廣孝與倪瓚往昔交往之情誼，淡泊而真摯。　　至於懷古之作，亦常有以古之眼光，觀照現世。如《春日過顯忠墓》一首。姚廣孝立於墓冢前，遙想古人昔時龍風姿，一時“四海服威怒”。然轉瞬間，恍惚如夢，萬物皆空，只嘆“焉知大化中，天地同旅寓。事業水上漚，功名草頭露。死生諒莫測，榮華何足顧?”對姚廣孝來說，古人的經歷與事業，譬如浪花捲過，江水浮影，流逝不返。而現實之功名與死生亦輾轉如煙，緣去緣來，終在歷史與自然里歸於空淨，終在永恆中歸於消散。所以於功名、死生、榮華之執念，全可拋棄。這種超越的觀照，既是禪佛之體悟，亦是內心曠達之流露。另外，如《淮安覽古》、《過順德城》等詩，皆如此類，寓古今融通之情致。　　由是，拈出姚廣孝詩之第二個特色，乃“兼采眾家，不事拘狹”，有唐宋及漢魏的風格。元代詩人，寫詩常染纖?之習，而姚廣孝好學古人之道，作詩往往有擬古之跡，詩風清新雅淡，亦有高格。譬如“古淡豈易學，五字真吾師”，“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此一特色，與當時文人風氣有關。　　姚廣孝既是通曉文藝、善長詩文的僧人，自然與文人交往頗多。元至正二十年（1360）至明洪武七年（1374），是北郭詩社結社的時期。於此十餘年，姚廣孝與社中靈魂人物高啟最相投契，贈答尤多。高啟是元明之際最出色的詩人。按照清人趙翼的說法，其詩“使事典切，琢句渾成，而神韻又極高秀，看來平易，而實則洗鍊功深”。此即是說，高啟作詩，有兼師眾長，待其融於心而渾然自成的特色。而姚廣孝亦“讀古今聖賢書，研究道理，作為詩文，刻意追古”。兩人彼此切磋，漸成相通之作詩、賞詩的標準與理念。譬如，高啟以為作詩“必兼師眾長，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矣”。姚廣孝未有此類言說，卻循此躬行實踐。所以，高啟在為姚廣孝《獨庵集》作序時，言其愛廣孝之詩，讀之不厭，更贊其詩“濃淡迭顯”、“圓轉透徹”，“將期於自成而為一大方者也”。可見得，廣孝詩染當時之文風，通達古今，與文人切磋，彼此影響，漸成一派。

禪佛哲理

　　姚廣孝詩之另—特色，即詩中有禪佛哲理。詩人寫詩，常於現實之此岸世界，吟詠山水，抒情寫意。而姚廣孝既為禪僧，又作詩人，故詩有禪境，亦有對彼岸圓融世界之悟性。譬如“冥觀了無法，何有寂與喧”，“竹雲時駐影，桂露夕闌香”。　　姚廣孝曾作《綠洲曲》，五言四句，寫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語，卻入禪味。禪宗以“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為其教義之一，故禪與詩的關係，譬如春與花，“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思與詩，融會通達而無滯礙。宋代嚴羽以禪喻詩，言“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詩禪一致，拈出“神韻”二字，以言透徹玲瓏之境。詩境與禪境，並不全同，以禪喻詩亦非以禪說詩。詩之美，在於氣物感人、吟詠情性，以自然之春風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歡離合、生活際遇，感發心靈。而禪之深，在徹見自性，于山色雲林，平常生活中，參悟佛之諸法實相。詩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譬如禪之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皆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勝。故禪味入詩，即是於心靈感發之中，了悟人生價值與宗教體驗，以臻審美與圓融之境。　　這首詩的開端：“夕陽閣遠樹”，此句所寫之景象，開闊且絢麗，使人自覺地有一種遠眺與醉心之感。“閣”是動態的間隔。夕陽底下，雲蒸霞蔚，譬如紅花映照、金線鑲嵌，彌散於山林遠樹之間。白居易有“日出江花紅勝火”，寫旦明之景。此處則將日暮之瑰麗，幻化成人境之亭閣樓榭，於寫景中加以造境，別致且有韻味。後一句繼之以“春雲散澄江”，遂使日暮綺麗之景，驀地添了一分疏野與清淡。此句中之“雲”，乃是詩人常用之字。然境之不同，意亦有別。佛之公案曾說，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本是講未悟、初悟與徹悟的三個階段。於“雲”而言，亦應是見雲是雲。《鄭和下西洋》中杜雨露飾演的姚廣孝形象(13張)　　然而參禪境界不同、觀物方式之差異，使禪僧詩人在心境上視野上，對雲之體悟有了不同的感受。姚廣孝寫“春雲”，於視野而言，把春之青色著於白雲。春雲如碧，融於夕陽之曼妙，似可以江淹“日暮碧雲合”稱之。而就心境來說，雲有逍遙閒適之意，亦有清寂孤高之味。姚廣孝用一“散”字，卻將悠然自得、心曠神怡之情致，活潑地顯現出來了。雲散於江水，而詩人之情思又散於浮雲，水流雲在，皆是澄澈、明靜了。此一靜慮的心境，正是禪者所修之“不住心”與“平常心”。平常心是道，乃是禪者常用之語。姚廣孝於“春雲散澄江”一句，不著一字，卻盡得純粹心靈的澹泊與寧靜。　　至於後兩句“不見蕩舟人，空對白鷗雙”，則寫近景。王國維標舉境界，分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由是觀之，姚廣孝“不見蕩舟人，空對白鷗雙”之句，似是入了無我之境，與紛繁外物皆無對立。小舟無人，白鷗雙飛。詩人以超然之心立於空寂之景，似乎觀物而忘我，融會物我合一之境。這與佛之事事無礙、萬物融通的理趣頗為相近。姚廣孝習禪之餘，常游山水，亦于山水中體會佛理圓融之旨趣。又譬如，他曾寫“五仗石邊琴一曲，桃花三月鯉魚飛”，人與境諧協，物與我俱融，乃天然妙合之景。　　姚廣孝另有一些明言佛理與禪機之作。譬如“禪翁指示人，又在第二義”，即言第一義不可說。禪宗以為最高的真諦，是任何話語皆無以表達的。若強說之，則會落入言筌。由是引申出類似“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此種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教義。禪宗所謂不立文字，以心傳心，實是取消了文字的權威性，取消文字於日常事理之中心性與導向性，而代之以本心之感悟。故以禪心觀世，更為真淳與澄澈。　　事實上，賞閱姚廣孝詩文，至為重要的乃是以詩觀人。世人議論廣孝，常以異僧詆毀之。其中的原因大抵是他勸導且幫助燕王奪太祖嫡孫之位，既違背了佛法戒律，亦忤逆了儒家君臣之禮。然而觀其終究不改僧相之舉，則不能單以純粹之功利心定論。由是，以其心中鬱結之感性與知性矛盾去返觀，仿佛恰當些。這種鬱結使姚廣孝在精神修養上，對宇宙、生命秉有一種圓融之理解。而另一面，在現實生活中，又使他對人世充滿了實在而寬闊的真摯情感。